诠释目的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

本文明确区分了西方诠释学的三种诠释目的,即追求原意、追求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以及隐微与显白相区分的诠释目的,而中国诠释传统中也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和"微言大义"这样的诠释理路与之相对应。但中国诠释传统中的诠释路向与西方诠释学的相应诠释目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西方诠释学中的诠释目的是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的理解,而中国诠释传统则除了这一点之外,其根本目的在维护某一固定教义,在此种固定教义之下来诠解经典,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尚不存在独立的一般诠释学。     

从“道生”与“神说”看中西经典诠释思想之异同

在西方诠释传统中,《圣经》作为一种神圣文本是中世纪诠释学的焦点所在,对神圣文本的理解与解释具有代表性意义; 而中国古代《道德经》中的诠释思想则是中国诠释传统的典型。以《圣经》中的“神说”与《道德经》中的“道生”作为两部经典中的核心线索,对比分析两者的相通性和差异性,进而揭示中西经典诠释思想的异同,有助于厘清中西诠释思想不同的发展方向。     

新诂与重建:康有为"新经学"的特征与意义

康有为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观念等中国古已有之,只是由于荀学之拘陋、刘歆之伪谬,未能使其延续。因此,在其整个的经学诠解中,他尽可能地将西方民主思想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力图将西方政治思想引入经学文本之中。康有为这一“移花接木”的做法,无疑为西方政治学说蒙上了一层儒学的外衣。但实际上康有为并不是要“西化儒学”,而是要“儒化西学”。这种西学的“儒化”诠释方式虽造成了诸多牵强附会之误,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来看,不仅有助于释放研究者的主体精神,而且也囊括了文本之外更广阔的意义世界。      

文本,经典与诠释--中西方经典诠释比较

从诠释学关于"文本"、"经典"和"诠释"这三个基本概念的理解出发,阐明文本并非语言学上所谓传达作者意义的完成了的作品,而是不断要诠释和解读的未完成品或中间产品,经典并非属于过去时代的意义固定的卓越作品,而是其意义需要未来不断阐明的历史性和规范性统一的构成物,而诠释也不是一般科学所谓知识论的客观或中立解释,而是主体不断与文本周旋的经验和实践的参与。当西方经典诠释在近代重Klassische在当代的意义生成时,中国经典诠释却仍着重Kanon原有固定化的经义的施教,因而当西方经典诠释强调认识论的客观解释时,中国经典诠释却强调实践的和教化的理解。中西方经典诠释比较不是以西解中,也不是以中解西,而是中西互解,同样,古今中介既不是厚古薄今,也不是厚今薄古,而是古今不断生命沟通和融合。我们是在与经典作品的不断交谈中获取新生,同时,经典作品也正是在这种不断交谈中生生不息。     

《水浒传》文学意义的海外阐释

海外对《水浒传》文学意义的阐释,主要体现在翻译、文学批评和再创作三个方面,其中不乏由中西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误读。《水浒传》在海外的翻译,原著中的道德性往往被淡化或消解了。海外汉学家对《水浒传》所作的阐释,更多的是从西方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前理解出发对小说文本进行解读。还有一些读者由于他们的期待视野超出了原著的视阈,从而进行仿写或再创作。海外对于《水浒传》的诠释都带有西方文化的烙印,由此形成的前视阈对西方人理解何所向具有规定性,从而生成了与中国人迥然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只要对小说文本中的人情物理解释得合情合理、能够自圆其说,应该说它们都是文学作品在不同时空、不同文化中的存在方式。     

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问题及未来

哲学诠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通过文本与经典来实现。真正的文本首先必须是经典,而且是一直被人们奉为真理的经典;文本还必须是经过长期不断实践和理解的著作,即文本与对其的理解和解释构成不可分离的关系,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是文本的内在本质。经典型或古典型是一个可以不断变化并具有现实性的价值,它们并不只是表示某种历史现象的特征,更是表示历史存在本身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我国有着浓厚基础的经典诠释传统中哲学诠释学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但我国的经典诠释从总的方面来说并没有达到海德格尔那种源始的诠释学,在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它不像西方经典诠释重视后者,而是更重视前者。因此要发展中国的经典诠释就要强调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强调理解的本质是我被事情本身所吸引而参与到里面。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本文认为,真正形态的中国哲学需要我们按照哲学的一般本性加以建构,要与时俱进,它不是某个民族的财产,要代表当代理解的最高水平,同时它不能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要以当代最高水平来诠释和发展自身的思想。经典只有不断地与现代视域融合才能开出新的意义和真理,中国的经典诠释也要遵循这一诠释学真理,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通过经典诠释来发展中国哲学思想。     

研究中国的一种学术取径——写在卜松山教授即将荣休之际

德国汉学家卜松山的中国研究以我为主,是一种为认识、进补自我而平等看取中国之“异”的中国研究.这种研究思路也可在另一德国汉学家顾彬那里得到印证.与美国的中国研究不同,卜松山认为西方不应自居文化霸主的地位,用西方的概念对中国作同质化处理,不应只“予”不“取”,而应以同情的、理解的态度研究中国,辨识“异”而明了“异”之价值所在,以弥补自身之不足.     

回归“人间”的词话——被误读的《人间词话》

人们对王国维“无我之境”的阐释往往脱离《人间词话》这一文本语境,以中国古代传统的思想观念或是西方理论资源为指引灯甚至为目标,断章取义地进行生发,而忽视了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原文表述和总体审美取向。笔者认为解释文本不能完全以解释者的“先见”来代替或歪曲文本语境以及作者本人的思想和生存境域,对《人间词话》还原式解读可以帮助我们切实地理解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说。回到文本本身才是文艺美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隐喻与诠释——诗的诠释学美学意义解读

本文以当代诠释学美学的观点,探讨中国诗学以诗作为意义之理解与解释,所隐含之隐喻的诠释学与美学的问题,尤其诗学中有关隐喻的认知、理解与解释的作用。本文首先讨论诗与诠释的美学问题,探讨孔子所谓的"言诗"和孟子所谓的"说诗"所隐含的有关以诗作为意义之理解与解释之隐喻的诠释学与美学的问题。其次,探讨诗的诠释学美学的意义,指出当代哲学美学除了一方面重新对美与艺术的概念提出定义的解释外,另一方面则以所提出的艺术或美学理论作为解释意义的方法,亦即以美学为方法,作为解释存在意义的理论基础。不过,本文的主旨并不在于套用西方美学的研究成果来解释中国传统的经典或文献意义,而是从当代美学尤其是诠释学的角度,从中国传统文献所遗留之文字片段,来理解中国以诗作为艺术存在的解释意义的方式以及其中所隐含的美学问题的向度。     

艾兰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以《老子》中水的隐喻为例

艾兰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关注研究方法的运用。如《世袭与禅让》中,主要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献中有关尧、舜、禹、启直至商、周王朝的建立的历史传说等。在《水之道与德之端》中,艾兰又运用西方哲学的隐喻认知理论,研究了中国早期思想史。本文以其中研究《老子》思想水的隐喻为例,说明:在基于对中国传统典籍“同情之了解”之后,恰当地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叙述背景,来发掘古典文本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是艾兰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方法。     

南宋时期的《中庸》与道统——历史与学术背景

由于“中”“庸”两词语义上的模糊性,其哲学含义颇为复杂。从郑玄到二程、吕祖谦,尤其是朱熹,都对“中庸”进行了解释,现代学者对《中庸》书名的释义更是多种多样。对于《中庸》的时代以及与子思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学者以及西方的汉学家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跨文化翻译中的视阈融合--以宇文所安对《二十四诗品》中“真”的诠释为例

《中国文学思想读本》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向西方译介中国古典文论的精心力作。本文通过该书对《二十四诗品》中"真"的跨文化翻译和诠释,从大道之"真"、创作主体表达之"真"、诗歌文本与世界关系之"真"三个方面,解读宇文所安在自身西方文化视阈下,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观照和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吸收,扩大自身视阈,努力实现中西文化视阈融合的复杂历程。     

解释的开放性--迦达默尔解释学思想的魅力

基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理论,迦达默尔也对于人的“理解”进行了检讨。他认为,人们在进行文本解释之前,必然已经具备了一个“前观念”,而这个“前观念”依赖于由人的解释所构成的传统。相对于文本解释,传统是一种“过滤器”,它影响着人们“前观念”的形成,影响着人们对于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不过,迦达默尔拒绝了黑格尔关于“进步”的观念,他否认文本解释之间存在着“进步”的关系。迦达默尔的解释理论使得文本永远处于“开放”的状态,它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对于不存在单一的、最终的、正确的或“真正的”答案感到欣慰。当然,依照迦达默尔的逻辑,我们也必须同时要理解这些答案可能也会改变。这便是迦达默尔解释学思想的魅力所在。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关系研究之反思

明末清初以传教为契机的中西文化交往关系之课题现已成为一大学术热点,中外学者对此作出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以问题为核心,从四个方面对已有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总体性的反思:一是就传教士之主动因应与被动附会问题提出了“文化的双重强制”观点,指出传教士与中国入教儒士在受制于中西文化之双重强制的同时,也开启了超出单一文化桎梏的双重视域,从而造成了对于中西文化的一种奇特贯通;二是从现代的学理脉络之下对“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对话论”提出质疑,指出这次中西文化交往关系远非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对话”,因为构成交往关系的各方无一例外都是“真教惟一论”、“正道惟一论”者;三是结合对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名著《中国与基督教》之评议,反驳了以此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错位论”观点,指出中西文化之间的意义传递实有赖于话语中介的形成;四是提出了中西文化交往中的“理解”问题,并以笔者近作《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为例,阐述了以“理解”为方法论线索来探讨中西文化互动机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牟宗三与唐君毅气论之比较

唐君毅与牟宗三两位先生的气论相异甚多,主要原因在于对“气”的理解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唐先生从中哲发展史出发来了解“气”,透过始自先秦,经两汉、魏晋、宋明,最后至清朝等各时代之气论研究,而来统整并做出诠释。而牟先生的“气”,则经常是基于西方康德或是宋明程朱理学而进行诠释,然而不论程朱或康德,皆有重理贬气、尊理性而贬感性的倾向。如此一来,也就造成了两位先生看法之殊异。牟先生贬低汉代、清代的气化论,视之如自然主义或“生之谓性”传统。而在宋明三系的区分中,牟先生也没有给气论留一个位置。反观唐先生虽亦不喜清代学术,但对于清代重视情感、汉代的气化宇宙论等观念,则较能有所同情。唐先生以为,中国哲学之“气”具备了精神之意义与价值,不同于西方物质意义下的惰性与价值中立;他同时也将张载、蕺山与船山等归于气论派,而这是牟先生所不承认的。     

21世纪宋元明清哲学综合研究突破的可能性之探寻--从胡适"近世哲学"概念谈起

胡适用“近世哲学”概念将自北宋至清代近千年的学术、思想史看作是一个大的思想史单位,以相对中立的价值态度来分析宋明理学的理论贡献与理论失误,强调这近千年的思想史及其问题意识的内部转化过程。与宋元明清思想研究者相比,胡适以其整体性观念和科学理性的精神来重新解释清代学术,把科学精神与重视民众物质需求的现代性思想结合起来,构筑起清代学术与西方现代思想之间相互对话和理解的平台,凸显了清代学术的现代性特质。     

由“隐喻”到“布道”——弗莱的《圣经》修辞诠释理路

弗莱一直因原型批评而受学界瞩目，但同时，弗莱的《圣经》批评实则也是一种《圣经》诠释，甚至是一种“《圣经》诠释学”。弗莱通过分析语言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发现《圣经》所用之修辞实质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布道。其中，隐喻是关联词语结构与其隐喻意义的单元，布道是进行《圣经》写作与解释所用的修辞；隐喻是诠释的“先在结构”，布道是诠释的“解释”活动。由隐喻到布道的修辞诠释理路，将《圣经》的释义引入字面意义与第二位的社会文化意义双重语境之中，弗莱的“《圣经》诠释学”实则是以修辞为视角、以文本为基点进行的《圣经》文化诠释。     

当代新儒家之生命诠释学:牟宗三先生之存在呼应之经典诠释

今天,我们需要藉牟先生之论述和多重的对经典与宋明儒学之诠释,展示牟先生的诠释方式和境界,以建立当代新儒家的生命诠释学。我们有必要以西方诠释学的发展与内容作为参照,进探与展示牟先生之生命诠释学。牟先生在诠释经典时,首先指出"了解"(这一概念)有感性之了解、知性之了解与理性之了解。感性之了解只是主观的随感式的了解。知性之了解则能对于字词语句都能加以掌握,此可说是对文本的初步了解。理性之了解是对于全篇文本之字词语句之意义,段落章节之论述,都能够会通而为一整体,掌握到文本的系统和理据,这是对文本的通贯的诠释。理性之了解基本上是对经典的客观理解,但还未进到对了解自身的反省或自我之了解。牟先生进一步提出诠释者要进到为其人以处之,诠释者与文本达到境界之融合,牟先生称之为生命之呼应。生命之存在呼应是自家生命真能存在地体证之,体证之即能超出原来文献之语文所限而得其实义,见证圣人之义理,即是对道之诠释。圣人的生命是对道之体悟至极,由解悟而证悟,而澈悟。圣人立教则圣人之言即是证道之言。相应于教之哲学诠释即是通过对教言之诠释,由此开示圣人体道之经验而使人之生命能得与圣人与道黩面相当,得到解悟,进而通过实践以证悟此道,最后得以澈悟而成圣。此时诠释学即是证道之学,亦即是圆教。从牟先生在对于程明道、朱子与陆象山的经典诠释中所展示出的由分解进至非分解的哲学诠释的进路和运用的论述中,以十个观点总结中国哲学诠释学的内容和结构,作为建立中国诠释学的基础和规模。     

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及其思想史意义

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是其“信仰寻求理解”、信仰应当理解之思想诉求的理论实践,它以纯粹理念为核心,在纯粹思维中进行,强调其实在性内在于其本质之中的“最完美的存在”概念的存在论意义,从而为西方中世纪神学和哲学开启了新方向,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统一环”结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历史框架

[提要]增进对于中国疆域版图与生活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理解,并在学理上形成具有解释力的叙事,不仅有助于认识国家历史、深化国家认同,更是构成系统性地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历史基础。文章力图通过对文明与地缘的系统性揭示来理解一个广义上的中国,并以此为前提与基础,经由“山”“水”意象及其所蕴含的具有超越性的共有精神价值的解释,来探寻“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生态结构关系及其特征,以及这种关系本身所具有的连接性意义。在此过程中,理解并揭示一种贯穿中国边疆各区域及生活其间的各民族之间“统一环”的历史生成与延续,从而提供一种理解中国边疆-民族整合关系的思想史方案,以助力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