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305篇皆可弦歌考论

《诗经》305篇皆可弦歌。对此,先秦迄北宋并无异议;南宋朱熹等则不以为然;至清代晚期方为学人普遍认同。先秦时弦歌《诗经》的主要是瑟而不是琴。孔子"皆弦歌"三百五篇",修复"周乐","放郑声",既暴露了他保守、倒退的世界观,又有益于《诗经》乐章和弦乐的保存和传承,有利于更好地施行乐教,使原本局囿于宫廷宗庙以及贵族、卿大夫之家的弦乐,加速下移并普及于士阶层,并对后世文人乐于琴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晋南朝乐府民歌创作主体考

东晋南朝乐府吸收了大量南方民歌。而这些民歌大都特色鲜明：《清商曲辞》中的《昊声歌》和《西曲歌》以情歌为主,却反映不同地域、社会阶层、职业差别;《神弦歌》为祭祀歌曲;而《杂曲歌辞》、《杂歌谣辞》或诉说爱情,或讽刺时事,反应人民最直接的心声。而从创作主体看,这些所谓“民歌”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文人、乐工、歌伎创作或润色。     

中国古代文化现象考察三则

中国古代文化现象考察三则王新华一、古代神的观念及神话的发展汉民族神的观念产生非常早。《周礼·春官·大司乐》：“以祀天神。”注：“谓五帝及日月星辰也。”《易·系辞》：“阴阳不测之谓神。”古代神的观念，最早是以自然界的事物及现象为神。这一点从古代语言文字...     

沅湘间的求子风俗与《少司命》

<正> 三十年来,我有幸在屈原《九歌》产生地的沅湘之间从事民间文学、民间风俗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一些心得,似乎对理解其中一些困惚之谜不无小补。一、《九歌》是男神占统治地位这一时代的产物在研究《九歌》中,有将其中诸神,硬拉成配偶神,如把东君与云中君配成一对,把大司命与少司命配成一对,把河伯与山鬼配成一对等等。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便产生什     

《楚辞·九歌》文化艺术新论

一、诸神寻踪与文化探索 《九歌》所祀十神,除首章《东皇太一》所祀为主宰神,全能神;第十章《国殇》所祀为战神,两章为单独祭歌外,中间八章《东君》与《云中君》,《湘君》与《湘夫人》,《大司命》与《少司命》,《河伯》与《山鬼》皆为按阴阳观念组合的祭歌。所祀四对神祗为阴阳神,亦即具有恋人神或配偶神的性质。《九歌》十神,寻其踪迹,或为楚产;或来自齐,显示了楚齐文化同源分流,至战国而又有更多的文化融汇的特征。下面,即据《九歌》的整体结构,对诸神的性质及文化渊源寻踪探迹。     

日本文学对《搜神记》的吸收与借鉴

《搜神记》不只对我国魏晋六朝之后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而且它可能远在公元891年之前已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文学艺术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可在日本的“物语”、“说话”中得到印证。在日本历史上,有五次我国移民大规模迁居日本成为“归化人”的记载,不同国度、民族间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及宗教传播是民族间文学交流的载体。自《搜神记》传入日本以来,一直成为日本佛教故事、怪异小说的滥觞,日本近代新译本的问世,更扩大了《搜神记》在日本的影响。     

君权阴影下的自然神形象——《楚辞·九歌》神际关系剖视

在《楚辞·九歌》中,除《国殇》、《礼魂》外,其余九篇都是祭祀自然神的作品。在这些神灵中,有活动于同一平面的诸自然神,还有高居于诸神之上的主宰神。各种神灵之间,既有横向的平等交往,又有纵向的上下支配关系。《九歌》中的神际关系不仅是平面式的,而且还是立体层阶型的。认真探讨纵横交错的神际关系,对于正确认识《九歌》的审美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搜神后记》的作者是陶潜吗？

《搜神后记》的作者是陶潜吗？白广明《搜神后记》是一部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志怪小说，它的作者，旧题为晋·陶潜。陶潜，即陶渊明。将《后记》作者署为陶潜，见于《隋志》，其后两《唐志》、《宋志》等均未著录。早于《隋志》的梁·慧皎《高僧传叙录》有陶渊明作《搜神...     

论锡伯族萨满神歌中的咒语及其功能

锡伯族是我国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民族之一,他们信仰的是原生性的萨满教。现新疆锡伯族有抄写、保存时间超过百年以上的《萨满神歌奇书》、《萨满神歌》、《萨满场院之书》等三种萨满神歌手抄本,其中有大量咒语。文章论述了萨满治病跳神的场景及萨满咒语,认为萨满教包容了原始巫术的诸多因素。锡伯族萨满的主要社会职能之一是治疗患者,保障氏族的生存繁衍。萨满跳神及诵唱咒语构成的特殊场景和氛围,能够对患者产生强烈的心理效用。     

太一信仰与《大人赋》关系考论

《大人赋》与《远游》俱在追求“太一之境（神）”,以北极为皈依。但就《离骚》言之,以西极为圣地,而《东皇太一》又将“太一神”立在东方,因此《远游》与屈原作品之追求扞格不通,绝非屈原作。《大人赋》的产生正与武帝时代的信仰变革相关,符合“太一”以北斗为车舆即“斗为帝车”的运行模式,而《远游》不合,因此《大人赋》早于《远游》产生,为司马相如原创。作者为劝说武帝放弃对“太一神”的痴狂与迷信,以“北斗拱极”图式构建《大人赋》的文本结构,让“大人”按照“太一”巡天模式环游太空,逼真展示太一之境的枯寂与荒诞。然在方士鼓吹之下已然放弃人伦的汉武帝不以为忤,甚至愈加向往,于是本“欲讽”而“反劝”。《大人赋》分前后两稿,初稿是抒发自己的愤懑与抱负,表达对“太一之道”的向往;经修改献给武帝的文本转而对“太一之神”加以贬斥,结合其临终前所作之《封禅文》来看,寄寓了作者要求驱逐方士,以儒家之道治世的理想。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楚辞与周代乐语

音乐是尧舜时代三大礼之一,到西周时期进而发展为乐德、乐语、乐舞等,形成政治与教化同一的文化形态。乐语有“兴、道、讽、诵、言、语”六式,实际上也就是徒歌类型。战国时期的楚国仍然延续这样的政治与教化方式。从《惜诵》以及《离骚》等作品中,通过乐语在两周时期的使用形态考察,我们能够看到屈原遭到贬斥的原因是“言、道、诵”等,本为讽劝,但被认为是太过,太烦,太谗,不忠,因此遭殃。这是屈原生平的真实纪事,也是楚辞表现的内容与结构特征。由此看出,楚辞《离骚》、《九章》等都是徒歌,只有《九歌》才是声诗。过去,我们根据乐语从教化的角度去《诗经》中寻找答案,结果不知所以。当我们从政治行为与教化两方面去考察乐语使用情况以后,楚辞和《诗经》中很多不清楚的问题一下子就明白了。     

论贺贻孙《骚筏》

贺贻孙虽然生在明代,但他的主要学术活动乃是在清代,故学术上应定其为清代人。他的《骚筏》篇幅不大,却甚有特色,提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见解,对人们认识屈原、宋玉和理解楚辞作品,颇有启发,是一部不容忽视的诗话类楚辞研究著作。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论楚辞的文体感

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诗体，楚辞有着明显的文体感。楚辞的文体感，初备于《九歌》，确立于《离骚》，而为《九章》、《九辩》、《远游》所巩固。缠绵绯恻哀怨感伤的情感基调，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行文方式，芳草美人、求神问卜的巫文化事象，主人公超凡脱俗、光明峻洁的人格，是楚辞文体感的基本特色。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变风变雅与“礼崩乐坏”

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变革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下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雍容典重的雅、颂诗篇,到直抒胸臆、讽喻时政的变风变雅诗。在“变风变雅”的一些诗篇中,诗人以激愤的怨恨之情对天呼号。《诗经》再也不是传统风、雅中对现实半真实、半理想主义的讴歌了,而是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变风变雅”可以说是一个更进步、更活跃、人类意识更加觉醒的时代的序曲。     

"变风变雅"与春秋时代的城邑文明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乃至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期,礼崩乐坏的局面开始出现.城市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形成了充满丰富性与多元性的城市文化.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下,<诗经>中的篇章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雍容典重的雅、颂诗篇,变而为直抒胸臆、讽喻时政的变风变雅诗.城市的繁荣促进了"变风变雅"诗篇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印记在诗篇中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诗经>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记录了当时极其发达的城邑文明.<诗经>的作者不是下层劳动人民,<诗经>不是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