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的选择性执法——以刑事执法为例

警察刑事执法中的选择性执法表现在警务资源分配、立案、强制措施适用以及侦查行为的实施等方面,并有执法空间大、监督少、利弊共生的特点.警察选择性执法存在的原因包括执法资源的有限性及犯罪的不断增长而引起的资源分配不均,也有成文法的局限性及执法者自身素质差异的因素.警察选择性执法是否合理合法决定其是具正面价值还是负面价值.通过增强执法的透明度,强化监督,要求警察执法遵循相应的原则并提高警察的各种素质,可以把警察的选择性执法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

和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之一，在我国具有丰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将和解引入刑事司法领域，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本文分析了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现状，并对我国刑事和解的制度构建进行了初步设计。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刑事纠纷解决——以刑事和解制度为切入点

社会管理创新注重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结构性地化解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和谐。刑事法律在法治社会的纠纷化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社会管理创新融为一体,互为命题。对刑法理念、刑罚观、秩序正义、罪刑法定原则、社会治理理念的理性诠释,有助于发挥刑事法律的维稳功能。刑事法律主要通过刑法理念的指引功能、刑事实体法的行为规范功能、刑事程序法的纠纷解决功能三个途径来达到矫正犯罪人,补偿被害人,修复社会创伤的目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能集中体现上述社会效果,实现恢复性司法正义。在此基础上,刑事和解制度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扩充。     

浅谈刑事法治视野下的反腐败体系改革

新时期推进反腐败体系建设,必须坚持和贯彻刑事法治的底线思维,树立刑事法治原则,推进反腐败法治体系改革,在反腐败中贯彻依法治国原则,进一步深化和加强反腐败工作体系的长效机制。在反腐败体系中应确立刑事法治的三项改革举措:一是推进反腐败法治体系的顶层设计;二是建立包括不动产查询制度在内的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三是加强反腐败法治体系的资源整合。     

法治视野下的警察制度现代化问题研究——以公众知情权为研究视角

伴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警察制度现代化的步伐也逐步加快,然而在新型警察制度构建与完善中出现了诸多问题。2012年的周克华案与2013年的山西男童被挖眼案的侦查工作在社会和网络中引起不小的质疑与争议就是一例,更凸显了侦查阶段公众知情权与侦查秘密原则的冲突。如何在法治理论指导下解决这一冲突,构建我国现代化的警察制度,并促进其科学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权保障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刑事讯问制度改革

刑事讯问是人权保障最敏感最直接的展现平台之一。科学有效、积极稳妥地推进以侦查讯问为核心的中国现代刑事讯问制度改革,一方面,应当对刑事讯问人权保障的焦点———“沉默权”相关问题重新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另一方面,需要在立法精神和立法思想方面突出体现四个基本原则:侦辩平衡原则;当事人平等原则;坦白得利原则;强迫供述证据留存原则。     

行政法视野下政府规制改革的比较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一场规制改革运动。从行政法的视角回顾梳理东西方政府规制改革的不同样本,比较分析其中的共性规律和不同特点,探析规制改革背后深层次的理论依据,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政府简政放权,应该在有限政府与负面清单、法治思维与法制手段、权威机构与广泛参与、决策评估与激励手段方面有所借鉴。     

公共资源交易法律制度改革研究——以我国首部地方公共资源交易立法为例

我国现行的公共资源交易体制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改革相关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文章客观评价了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法律制度改革,提出公共资源交易法律规制改革应当遵守的原则以及相关制度完善的建议,以期合肥市能构建统一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建立统一交易规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创新监管制度和监管措施。     

基层刑事法官如何思考?——以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为切入

基层刑事法官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的行动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他的选择会受到现实制度的挤压和引导,展示出了高度一致的集体选择,典型表现在先定后审的现象屡禁不止、遵循先例虽不成文却大行其道、强调实践理性优越于形式理性、在面对疑难案件时存在逆向推理和量刑反制这种与常规思维不符的做法。在司法绩效管理中对这些环节应当予以重视,对于一些同法治精神相悖的负面做法应坚决抵制和摒弃;同时保留和提升那些在实践中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选择。     

刑事辩护率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以刑事一审为中心

刑事辩护率及其构成形态是反映特定国家或地区辩护权现代化程度的一个基本标志。以D县为例的考察发现,刑事审判中,自行辩护率很高,而律师辩护率相当低;律师辩护率中,委托辩护率略高于指定辩护率。更进一步,文化程度、籍贯、身份等个人因素,以及案件类型、指控严重性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辩护率构成。从辩护率形成机制看,被告人的需求程度不高很可能是导致律师辩护率低下的根由,而抑制这一需要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被告人经济贫困、案件事实清楚、案情较轻等;纯粹从指定辩护角度看,指定辩护范围过窄、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不充分很可能是导致指定辩护率不高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提高律师辩护率,降低自我辩护的比例,提高审判程序的对抗性和公正性,是我国刑事程序改革的一个基本向度。为此,近期可建立一种过渡性的法律援助模式,为经济贫困,但却迫切需要辩护的被告人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即"有限的普遍性援助"。     

引渡背景下的刑事法变革探析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各国刑事司法合作日益紧密的当下,如何将逃亡国外的贪官污吏引渡回国、实现正义审判,是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笔者关注国际法律制度与国内刑法的衔接,以近年引渡实况为背景,从引渡困境切入,探讨国际化背景下的大刑法改革之路,以期通过自身革新实现国际追捕的新跨越。     

沉默权不再沉默——有限沉默权借鉴推动刑诉改革

公正司法方针的出台对如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合法权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刑诉法的修订和近几年对先进司法理念的引进,我国加大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力度。作为借鉴之用,我国就必须取其精华,仍其糟粕,选择适合国情的沉默权制度,即有条件或有限度沉默制度,适时引入、规范适用。     

目的解释之再提倡——基于刑事诉讼法目的与刑法目的之比较

鉴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上的悬殊以及进入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事实上可能无罪,因此刑事诉讼法目的主要在于保障人权,而非打击犯罪。疑罪从无与有利于被告应只适用于对证据与事实存有疑问时,而不应成为刑法解释的方向。刑法条文是正义的文字表述,亦是刑法解释的对象。“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因此刑法解释应以刑法条文背后的法益保护目的为解释目标。当对刑法解释存有疑问时,应在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框架内,根据刑法条文背后的目的,尽可能实现规范内的处罚正义。     

刑法应增设拒证罪

拒证行为从理论上讲是违背法律义务的行为 ,从实践上讲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义务与责任相统一的法学原理说明设立拒证罪是适法的 ,犯罪的本质特征表明设立拒证罪是合理的 ,适法性与合理性构成设立拒证罪的法理依据 ;拒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说明设立拒证罪是必要的 ,外国拒证犯罪的立法例及我国相关证据犯罪的立法 ,说明增设拒证罪是可能的 ,必要性与可能性构成设立拒证罪的现实依据。刑法应增设拒证罪 ,但增设该罪的主要目的是发挥刑法的评价功能 :为证人提供一个绕行于因拒证可能承受刑罚的行为规范。     

俄罗斯刑事执行法典的发展变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俄罗斯现行刑事执行法典源于沙俄监狱规范与苏维埃劳动改造法典,该法典借鉴二者基本框架与内容构设了俄罗斯现行刑事执行立法体系,对刑事执行法律的各项基本原则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较好地反映了俄罗斯当代刑事执行政策的立法导向,对刑罚执行人道化、刑罚执行差别对待与个别处理等价值目标贯彻得比较彻底,既有利于被处刑人员的矫正,也有利于其释放后回归社会。该法典对我国刑事执行立法法典化及刑事执行政策的推行与贯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我国刑法中行为结构层次理论的构建

行为在现代刑法学中处于基础地位.解读大陆法系行为理论,刑法中的行为、犯罪行为以及"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中的行为"分别属于行为的不同层次.刑法中的行为概念应当重新诠释为行为人控制或应该控制的客观条件作用于具体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过程.     

刑法306条实体、程序的分析与完善

简要总结了目前国内的主要观点和看法,进而从刑事实体法中"对犯罪的认识和评价、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原理,并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多角度研讨刑法306条,提出应缩小犯罪主体、降低处罚程度、废除"引诱"所涉罪状.根据刑事诉讼法中"保障人权、控辩平衡"的基本原理,建议在刑事诉讼中引进司法审查制度,创设"非暴力犯罪的辩护人"的强制措施豁免权制度.     

刑事诉讼法构建的基本价值及缺陷分析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所构建的公正、人权、秩序、效率等价值进行了归纳和论证 ,并从实例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这些价值的缺陷问题 ,提出了在我国要构建完善的刑事诉讼价值体系所应当采取的措施     

刑法规范的有效性及其实现——以法人类学为视角的考察

现代刑法正朝着日趋精细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在此进程中,社会公众被逐渐边缘化,公众对刑法的认知亦愈来愈模糊。刑法规范的有效性即公众对刑法的可接受性日益成为刑法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刑法规范的有效性根植于刑法规范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是刑法规范有效性的动力源泉。刑法规范的有效性要求刑法规范必须对非正式规则予以吸收和疏导,从而形成开放性的规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非正式规则对刑法规范的解释论功能。刑法规范的有效性还要求构建公众广泛参与的商谈与沟通机制,从而形成公众广泛参与刑法的制定和适用的新格局。     

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及其实现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刑法学发展的大趋势,它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刑事政策发展演变过程的概括总结。我国刑事立法整体上已经体现了这一思想,但是,在具体的刑法适用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就借鉴和发展“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而言,当务之急是总结和分析现代刑事政策学的研究成果,将其融会贯通到我们的刑法适用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