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唐音鼓乐 民族文化和融——王建墓石刻伎乐群鼓源释

四川成都老西门外有一座高约十五米,直径约八十米的高大土垄,这就是五代前蜀皇帝王建(公元八四七——九一八年)的陵墓——永陵。陵墓中室红砂石棺床东、南、西三面束腰处,刻着一支深浮雕宫廷大乐队。这支乐队共有伎乐24人,其中舞伎2人,乐伎22人。乐伎中有21人手中各持一件乐器,另有一人手持两件乐器。乐器共为23件,按类别划分为20种,基本上包括了我国古代乐器的“八音”(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仅无土类))。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鼓特别多。从类别划分为八种九件,排列极为集中,差不多占了全部乐器的40％。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王建墓内石刻伎乐使用的乐器会出现那么多的鼓?     

开封宋代繁塔伎乐砖析评

开封繁(音b)塔第2层内壁上数第2排正南和西南两壁,嵌有20方伎乐塑像砖。砖体为正方形,边长31公分。每方砖面有一直径为21.5公分的园槽,内塑菩萨乐伎一尊。其中正南壁9方,西南壁11方。20尊乐伎各执乐器,呈演奏状。伎乐砖自嵌入繁塔迄今已上千年,其间经历了天灾与人祸的种种磨难。相传早在元代,繁塔就被雷电所亟,摧毁两层;明初,统     

唐代乐伎诗歌创作研究

乐伎在唐代是一个颇具规模且引人瞩目的社会群体,对唐代诗歌的创作有很深的影响.乐伎不仅是诗歌的传播者,也是诗歌的描写对象,更是诗歌的创作者.作为诗人的乐伎人数众多,妙兼色艺、慧擅声诗.她们创作的诗歌与男性诗歌相比,笔融细腻,情深词婉；与其他女性诗歌相比,大胆直白.唐代乐伎的诗歌还显示出拟男的创作倾向:她们以男性士大夫所推崇的标准为其创作的标准,表现出和男性一样的心胸.她们的创作打破了男权社会中女子“无才”的偏见,更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反抗.     

宋代“说话”伎艺人分类考辨

"说话"伎艺是宋元时期尤其是宋代繁盛的市井表演伎艺。它对话本、章回小说等文体特征的形成有着显著直接的影响。从"说话"伎艺人姓名称谓角度,运用语义学、民俗学等学科知识,对宋代"说话"伎艺人进行分类分析探讨,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其中所折射出的宋元时代的社会风尚。     

龟兹石窟艺术谈片

本文论述龟兹石窟艺术，由于时代和画家风格的不同，反映出的历史风貌也就各具特色：人物形象始终处在对庄严佛教的笃信和对世俗生活的向往；人体艺术是生命的赞歌；天官伎乐是龟兹乐舞的再现。     

宋代教坊正乐与宫廷演剧之俗谐化

宋代乐制的更革,带来宫廷伎乐及演剧活动的频盛,民间伎艺及杂戏杂剧不断输入宫廷。考察宋代制乐设官、正乐禁戏的过程,可以看出,宋代宫廷乐制的更革与官方用乐的种种规制,虽然对两宋戏剧撰演合一的发展态势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中有抑制和束缚,也有推助和促动,需要仔细分辨;而教坊的立废、钧容直的蠲省,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杂剧演出在宫廷与民间的互动,从而推动了宋代戏剧史民间化、俗谐化的发展趋势。     

克孜尔石窟伎乐壁画中的乐队排列与乐器组合形式

克孜尔石窟保留着大量内容与音乐艺术相关的壁画,几乎占据所有洞窟的一半。石窟伎乐壁画中乐队排列形式主要有中心对称式、零散式和一种特殊的排列形式;壁画中乐器图像使用最多的是弓形箜篌,其次是排箫,再次是五弦琵琶,乐器组合形式主要有弹拨乐器与吹奏乐的组合等。克孜尔石窟伎乐壁画在乐队排列上,强调了欣赏主体所需达到要的艺术魅力;在乐器组合上体现了多偏重于弹弦乐器的特点。     

清商乐乐曲的演唱与所用乐器

<正>清商乐,是东晋南北朝间承袭汉魏相和诸曲,吸收当时的民间音乐发展而成的乐曲之总称。它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音乐的主流,在隋唐时期流入燕乐,居九部和十部乐之首,称为清商伎。从汉魏——东晋南北     

论白居易乐舞诗的价值

白居易的乐舞诗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不仅保存了大量关于音乐、舞蹈、乐器的生动形象的记载．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唐代乐舞的珍贵史料,而且从一个独特的、全新的角度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现实、时代变迁、各阶层人物,尤其是乐伎和诗人的生活与心态等。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主要探讨其审美价值、史料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从《南齐书·王诩传》看东晋南朝俗乐风俗

鉴于刘宋以来汹涌的享乐纵逸之风,齐武帝再次申明刘宋时蓄女伎的官品限制,试图从法律上维持高门贵族所拥有的伎乐特权;但是这一敕令形同虚设,靠“更改籍注”成为士族,以冲破禁令的人比比皆是。享乐之风直接促使了吴声、西曲的极度繁兴,典雅的清商乐几乎被人完全遗忘;但是,一些民谣在入乐时,上层社会以一己的享乐为标准进行了删削和摒弃,剩下的只是几乎清一色的情歌。这种倾向日益发展,最终促使了宫体诗的出现。     

元稹与乐人交往考

元稹与乐人交往甚密,可以确证交往过的乐人约21位,其中宫廷乐人2位,营妓12位,家伎5位,市井乐人2位;据推测可能交往过的乐人约2位;另外曾经是乐人但后来脱籍为良人的约1位,故元稹约与24位乐人有过交往。这种独特的生命经历影响着元稹的歌诗创作与传播。     

民族交融视域下的西晋十六国北朝侍从乐舞俑——以都城地区所出器物为中心

侍从乐舞俑与时人日常生活存在较密切关联,并承载着丰富的民间层面的文化信息。通过梳理西晋至北朝各政治中心区所出侍从乐舞俑在造型风格与种类组合上的演变,可以看出：非汉民族装束的流行在北魏平城时代到达顶峰,之后逐渐回归汉服居于主导的局面;伎乐俑的角色构成存在由十六国重乐向北朝重舞的转变,反映出不同民族在音乐文化方面的喜好差异;劳作俑在北朝时期趋于流行,映射出中国北方此时逐渐恢复定居农耕生产生活的社会状态。这也正是此时期中国北方多民族共存且紧密交流,并逐步实现民族交融的生动体现。     

中晚唐教坊之商业化考论

商业化是中晚唐教坊变迁的一大显著特征。其形成原因在于:第一,唐教坊的皇家私属性;第二,地方音声的繁荣与教坊乐伎的流散;第三,唐教坊的外雇之业与商业谋生;第四,唐教坊曲商业化之潜在特质。     

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樂攷

王建墓、中室内置棺槨的石座東南西三面(見圖版壹、贰、叁)雕刻有伎乐二十四人,計舞者二人,奏樂器者二十二人?艘涣t雕刻,不只在藝術上表现出極高度的技術水平和现实主義的作風,而且是一部極完整的、及樂器最多的音声队,为攷見唐五代音乐和樂隊组织的極重要的资料。     

Φ365号《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二)》的创作时代

本文对俄藏Φ365号《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二)》进行了重新考察,着重讨论了它的创作年代。这篇讲经文产生于北宋。讲经文作者在讲经文中运用了代表北宋音乐文化信息的"衙前乐部"和"傀儡戏"物象;其强调诸天伎乐与世间音乐之分,推崇正乐、排斥俗乐的倾向也与北宋建国之初雅乐意识的加强有关。     

西域文化对元宵灯俗的影响

西域文化在元宵灯俗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西域百戏伎艺的传入是灯俗形成的前提,隋炀帝燃灯礼佛是灯俗形成的根本原因,西域灯轮又促进了灯俗的发展。     

中国杂技

中国杂技是历史悠久的传统表演艺术之一。广义的杂技是各种超常技艺的统称,古代又称为"杂伎"、"杂技乐"。在原始艺术综合发展的阶段,它与乐舞不分,成为当时文化的主导。     

“达瓦孜”新探

中国杂技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西域的绳伎已在皇宫中演出,隋唐以后高空走绳日趋成熟,宋代、辽金时代仍有发展。绳伎在清代由前代太常寺管理改为武备院管理,并由丝绳改为铜绳或麻绳。维吾尔族的“达瓦孜”吸融了中原绳伎的精华,形成其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华民族艺园中的奇葩。     

辽教坊与演剧

辽教坊组织设四部,其职司主要是在宫廷有重大节日庆典时进行包括杂剧在内的散乐演出.辽教坊散乐的表演与中原地区传统伎艺相类,同时又带有本民族的特征.教坊杂剧演出内容风格与宋教坊演出有很多相近之处,彼此因地域相近而相互影响是极有可能的.     

"灵魂的语言"与"向人类诉说"--刘再生音乐文集《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读后

中国传统音乐本质上是中国人的“灵魂的语言”;伟大的音乐作品都是运用超越国界的音乐语言“向人类诉说”———这两点,是我读过刘再生教授的音乐文集《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之后,得到的关于音乐美学思想的突出印象。刘再生教授的论文善于从大处着眼,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势。如首篇《论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将中国几千年的音乐发展史,划分为以雅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以歌舞大曲为代表的中古伎乐阶段、以戏曲音乐为代表的近世俗乐阶段、以高度声乐化和高度器乐化形式为代表的现代专业音乐创作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