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传记与现代传记的差异——兼评杨正润《现代传记学》

历史地考察,古代传记与现代传记之间存在质的区别,应做严格的辨析。从18世纪后期起,西方社会伴随着对＂个人＂发现,传记写作与理论认识发生变化,出现以书写＂个人神话＂为主旨的现代传记,而与历史本位、道德教化的古代传记不同。不论东方西方,古代传记自然属于史学范畴,而书写＂个体生命过程及价值＂的现代传记则类同于文学。     

晚明人物小传的书写与现代传记的萌芽

晚明人物小传在表现内容以及传主选择两个方面已表现出现代传记的萌芽迹象。本文分别从注重个体主体性、个体性情书写以及个体不完满性表达三方面探讨晚明人物小传表现内容的现代传记萌芽特征；又从其选择无用人、弱势个体、被侮辱个体作为传主来探求其传主选择方面的现代传记写作意识。藉此，本文认为尽管晚明人物小传的现代传记特征只能算是萌芽，但它作为充分内因，与西方传记大量输入这一外因条件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传记的出现。     

传记叙事中的隐喻研究

在传记叙事中,事件等的意义的建构离不开隐喻的理解机制。本文阐述了传记叙事中隐喻的作用机制,并具体论述了其中一种最主要的语言手段,即名物化,指出了名物化在传记叙事中的重要功能。     

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学说与海明威传记

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文本性。传记作为个人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文本。本文研究了不同文本的海明威传记,发现文学家传记的作者受批评热点的引导,在不同时期对文学家的不同作品有所侧重,同时传记作者的历史条件、认识水平和当时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状况,甚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也会对传记文学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传记作品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认识水平。不同的传记作家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传记主人公,写出的传记也大不一样,因此,传记与历史和文学一样,也是不同意见和观点的交锋场所。在把一本传记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如果译者与原作者对传记主人公的认识有距离,原著和译作传达给读者的信息也不尽相同     

审美同情:萨特传记批评的主体间性

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是萨特进行传记批评的基本方法,该方法深受现象学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他人经验的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继承了胡塞尔的"同感"理论,并发展成为具有主体间性的"审美同情"。存在主义精神分析通过对个体命运进行追溯和还原,努力实现对他人经验进行整体化研究的目的。萨特撰写的精神分析传记作品开辟了作家研究的独特视角,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崭新思路。     

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情结

由于特定的历史现实，现代中国作家中的杰出者既要会同全民族向神圣存在虔诚忏悔，又要负起十字架代行耶稣天路历程的职责。因此，他们的忏悔情结是根深蒂固、绵长恒久的。同时，在现实的一面，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依然是悬而未决的历史使命；在超越的一面，民族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热烈深厚的感情至今还是理想。为此，中国现代作家一直处在精神的煎熬状态，渴求展伸的灵魂始终未能挣脱重重束缚自然自由地舒展，成为历史的遗憾     

抱的忏悔

常看到年轻的父母搂抱着自己的孩子，小心翼翼、无微不至，仿佛在为小家伙随时可能的意外而提心吊胆。如若孩子发出几声啼哭，母亲更会有积极的迎合：掀起胸衣，让宝宝吮进乳汁。每每目睹这样的情形，我自然而然地想象着自己曾在母亲怀抱里的感觉。     

失去原貌的传记——现代小说演变的理论描述

同史诗或纪传体作品一样 ,现代小说可以视为个人传记的变体。自现代主义以来 ,小说叙事从描写人物 (传主 )的行动或行动着的主体转而关注人物的内心生活 ,在某些“新小说”里内在主体也在丧失。小说叙述形式的变化揭示了个人主体性在现代世界的命运。而对叙事可能性的探索或竭力讲出一个故事来 ,则预示着对个人主体性的修复意图。这是关于叙事形式的社会学探讨     

论西方悲剧精神心灵忏悔的审美特征

西方悲剧精神的审美本质是反思人类社会历史矛盾，因而其悲剧精神的审美特征之一是浓郁的心灵忏悔。心灵忏悔主要表现为悲剧主人公面对历史长流，尽管有遥远的历史理性主义的美妙理由和光明允诺，总归难以彻底解脱现在耳闻目睹伦理情感受伤害引发的愧疚和痛悔。其次表现为一种特殊方式，即主人公的“人性异化”在读者心灵意识中生发出别样的感受。其三表现为一种绝妙的艺术构思，那就是在此一人物形象的基础上派生出彼一人物形象。     

借鉴与传承：中国传记的现代性构建

进入＂五四＂后,现代知识者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提出以现代西方传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为创作范式和批评尺度,有力促进了中国传记的文体变革。现代传记作家高扬人道主义思想和个性主义,为中国传记观念和创作带来涅槃中的重生。他们站在世界视野的高度,旗帜鲜明地倡导现代传记的＂文学性＂立场,在促进中国传记的现代性转型,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传记迎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在创作旨趣上,他们虽有明显的文史分野,轻重有别,但师心使气,各擅胜场,其传记均具有＂史蕴诗心＂的审美特点。     

对传记文学写作的一点思考——兼评《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文体,成为读者的新宠。本文认为,在传记中复活传主形象是传记文学写作的起码要求,并以《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为例,对传记文学的写作提出了一些思考。     

美国汉学界关于中国现当代小说家传记的阐释视角

在中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语境中,相关传记文本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综观美国本土学者与华人学者有关20世纪至今中国小说家的传记,相应文本的考察视域展现出社会历史分析、文化地理批评、心理分析、性别批评、文献考据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态势,从而体现出美国现代汉学领域的有关研究在视域转换与发展趋势等层面的特色。     

论新时期以来中国自传中的忏悔意识

西方自传受基督教影响,具有深远的忏悔传统;而中国自传中的忏悔意识则比较薄弱。新时期以来,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等自传作品表露了可贵的忏悔意识。但其忏悔往往显示为一种精神表态,缺乏具体入微的自我剖析。冯友兰、周一良等则在自传中回避自我忏悔,把个人过错归因于外在环境。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自传需要针对个体在历史中的具体表现进行深入的自省和忏悔。     

论口供的证明力

口供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有罪的供述、关于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和揭发同案被告人的攀供.口供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性,这也是口供得以发挥证明作用的基础.由于口供的来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必须对口供的证明力加以限制.首先,要从证据能力上对口供加以必要的限制;其次,应该从程序制度上对口供的取得、使用予以规范.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简论

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的发展与繁荣，是新时期文坛的重要现象，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突出成就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有时代审美变化的原因，也有传主人格魅力的原因，还有传者精神需求的原因。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的写作也存在着意义缺失、为传主讳、屈服于大众趣味的弊端。     

我国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成就述评

我国新时期传记文学成就巨大,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作品的题材角度和传主的身份特征入手,将其分为走下神坛的政坛军界领袖、成就斐然的文化名人、功勋卓著的科学家等六大类别,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整合与梳理,并就不同类别作品所表现出的共性与个性特征进行了评述.     

当代刑讯逼供之刑事政策及启示

刑讯逼供在中国属于非法行为,但由于＂活法＂的力量使其在现实层面仍顽强存在。尽管当代刑事政策对刑讯逼供的禁止具有某种不彻底性,但仍然体现出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促使刑讯逼供刑事政策变动的真正原因并非启蒙时代人权教义或原则的提出,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人类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才使人道观念的实现具有可能性。只有科技进步才是遏制刑讯逼供的决定性力量。     

公诉人应对翻供案件的对策研究

翻供多发生于起诉与审判阶段以及久拖不决、反复退查的案件中。易发生翻供的案件类型主要有4种：强奸案件、采取取保候审的案件、经济犯罪案件和累犯案件。导致嫌疑人或被告人翻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翻供真伪的判断,一要审查原供是否属实,原供和翻供各自的理由,二要审查是先有被告人供述,还是先有证据材料。预防和应对翻供,应当做到全面搜集证据、充分听取被告人辩解、抓住要害集中反驳、积极引导辩论方向及充分发挥监督职能、消除形成翻供的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