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与融合：论北宋审美趣味的变革

随着科举制在北宋的日趋完善,庶族士人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主导者。他们是具有“文—官”双重身份的新型士人,这种身份对于审美趣味产生深刻影响。概而言之,就是富“文”又重“道”,士人需要在雄厚的文化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审美趣味超越政治上的朋党之争,形成一个审美共同体,它既是对异己趣味的排斥与区分,又是对相似趣味的认同与融合。无论是区分,还是融合,士人都有明确而自觉的意识。在北宋士人的共同努力下,审美高度繁荣,超越前人,创造出诸多新的审美范式,对于此后的审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儒家经济伦理“救世补弊”方案的历史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变化,尤其是思想领域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变,"礼崩乐坏",道德滑坡十分严重。先秦儒家学者抱着救世情怀,针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挖掘其经济根源,提出了一整套经济伦理"救世补弊"方案,其方案的涉及面和理论的覆盖面相当广泛。他们不仅从学理层面进行了理论设计,而且还从社会层面进行了社会整合的实践。作为当时士人理想的儒家经济伦理"救世补弊"方案,是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先进文化,体现了那个时代士人的文化自觉,有着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至今发人深省。     

论“士人公共空间”及“子学阐释”之特征

“百家争鸣”是先秦“士人公共空间”的产物。处于君权系统与庶民阶层之间的士人阶层具有与生俱来的“中间性”特征，特定的历史语境赋予他们言说冲动、言说能力和言说自由，共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关怀则为他们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这些都成为“士人公共空间”形成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百家争鸣”才成为可能。支撑这一“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或“公共理性”表现为士人所共享的文化传统给予他们的文化常识和共同的现实问题所导致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思想共识。但由于他们对“道”的理解不同，甚至相互对立，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具有否定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从阐释的特征来看，诸子之间的相互阐释基本上是一种否定性阐释。     

《淮南子》的悲情

汉初社会思潮主流是黄老道家思想,其无为政策使得社会形成一种思想兼容并包、开放自由的特色,同时文学艺术上深受楚文化影响,不仅有着丰富奇谲的想象和飘渺的＂太清＂＂六英＂＂日月＂＂阊阖＂＂赤诵子＂等浪漫意象,同时也有着浓重的悲凉之情;同时虽然汉初正值政体构建、政治秩序建立时期,为士人臣子建功立业、昂扬进取提供社会环境,但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他们感到失去了先秦士人的自由,个性受到压抑,对生命有着更强烈的理性认识,因此出现大量的悲情之作。而刘安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在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诸侯王倍受压抑和打击的历史环境中,其悲情自然更为浓重。     

从个体言说到皇权话语——先秦至汉代儒家言说方式的变迁

从先秦到汉代儒家士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在野的民间话语言说者转变为官方话语的代表.在与皇权的不对称结盟中,儒家士人让渡出言说的自主权而获取了现实的政治利益,从而改变了自己的言说方式.     

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从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

知识分子与思想文化自古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不仅因为知识分子在文化的创造和承传上具有比其它社会阶层更敏感、更活跃的思想创造力，而且因为他们的思想创造力大多深植于对自我价值及作用的自觉意识之上。正如先秦“诸子百家”的出现正是那个时代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对周王朝衰落和覆灭的自觉反应一样，文化史上的每一次飞跃，都离不开在历史波浪激荡之下的知识分子的自觉实践。一个时代的精神方向，文化心理的形成与积淀，人格内蕴的独特张扬，以及人们不同的文化选择和适应方式，都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自觉有内在联系．本文就中国古代…     

论唐传奇的文化精神——兼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独立的文化内涵

唐代士人将信将疑、半信半疑的宗教信仰,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唐代科举制度的大力施行,使得士人从政治体制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和人身的自由使他们获得了一定的个人自主性,培养了对世俗现实生活的关怀和兴趣,普通、个体的人的生活获得了独立的价值,造成了传奇现实性和世俗性的文化精神;传奇从一般史书和志怪中独立出来,获得了与欧洲近代小说相同的文学创作性质,唐传奇表现的社会生活具有广泛性,刻画的人物具有复杂性,叙事具有自觉的虚构性.     

士、庶地位的转换与士、庶文化的消长合流——兼论宋词雅化的文化意义

唐末五代的战乱摧毁了六朝以来的士族门第,泯合了士庶界限,形成文化的庶民化转向。北宋庶民士人群体的日益壮大及儒学复兴潮流造成士人的群体自觉,使之形成不同于唐代的新型人格形态。与之相应,士人的文化趣味也因其庶民背景及政治地位的上升而呈现出士、庶冲突的矛盾性,宋代士人对词的雅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调和。随着功利价值的甚嚣尘上,士人的审美趣味与庶民文化趋于合流,士人进行俗词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士、庶合流的最终完成。     

儒学“独尊”之原因新探

关于儒学为什么在先秦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成为雄霸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言说的空间依然较大。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没有引起论者的注意 :一是儒学是古代士人阶层社会角色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话语表征 ,因而最能代表士人阶层的意愿与利益 ;二是儒家一直扮演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或“调节者”的角色 ,故儒学最符合文化霸权形成的一般规律。     

“道学士人”的一种典型：退溪的修身与处世之道

儒学道统之延续与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弘道者自身之承载。士人作为自觉的＂道＂之承载者,每个阶段载道的具体形式不尽相同。李退溪是朝鲜李朝的代表性儒者,学问精深、品格高洁,虽多次出仕为官,但自身却向往山水,通过立本、为学、受教、谏言等方式履行士人之责。其修身处世方式,固然与当时外在的政治环境有关,但更多是其学问内在品格的必然延伸,为后世提供了一种＂道学士人＂的存在样式。     

双重生存空间中的欧阳修--兼论欧阳修新型人格结构的生成

欧阳修是处在宋代文化转型关键时期的重要人物,面对新的历史语境对士人阶层提出的要求,他在主体意识上进行了自觉的调整,将处世方式和生存空间进行了重新的规划。这种转变不仅促成了一种新型的人格结构的生成,而且在他所参与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北宋文化转型和宋代以后士人人格结构的调整都功不可没。     

论“文言”与文人

《文言》是《周易》"十翼"之一,在中国古代"易学"思想史和文章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文言"则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主要书写方式,其功能始终与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文言"都是言说主体身份的自我确证、自我建构的方式。对于周代贵族、先秦士人以及两汉以降的文人而言,"文言"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     

我国古代士人“变性”创作初探

我国古代士人掌握着近乎绝对的话语权,然而,他们笔下的形象却多为女性,且多以女性的口吻来抒怀达意。这种"变性"创作的原点是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积淀,也是士人自觉向民间学习的结果。     

论唐宋下层士人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繁盛时期,这是所有士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学术界以往研究唐宋文化问题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有名位的上层士人群体上,而忽略了人数众多的下层士人群体在文化传承发展中的作用。文章通过钩稽杂史、笔记、方志等大量资料,归纳总结唐宋时期下层士人在文化传承中所作出的贡献,认为下层士人通过地方官学、私学、书院、家学等途径传承文化,通过游历、游学等方式交流传播文化,促进本土文化的外传和异域文化的引进;通过说唱等通俗形式,加强文化的大众性传播和普及,他们对唐宋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代士人的流迁与北方文化南传之途径

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在唐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聚集了大批的北方士人,他们在当地发展生产、移风易俗,传播了儒家文化,改变了当地民风;他们在当地教书授徒、著书立说,传播了北方文化,影响了南方文风;他们与当地士人的交往,促进了北方文化的渗透,增进了南方人士对北方文化的认同;他们还通过入幕为佐的方式,加强了南北文化的交流,拓展了北方文化南传的空间。     

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及其路径探析

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理想人格,它体现一个时代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在古代士人的人格建构中,儒家思想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儒家认为整个社会的秩序、安宁以及和谐都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之上和道德自觉之上,而道德实践则取决于个人的自我完善。先秦儒家强调在自我体悟、反求诸己的基础上的道德自律,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成为“君子”,成就理想人格。文章通过对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建立依据及其实现路径的探讨,可以看出,先秦儒家通过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为社会制定了许多道德和政治规范,强化了人的道德良心,启发人的理性,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变成人的内在心理要求,从而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     

宋南渡初年的社会文化心态——“渡江文物追配中原”的文化重建理想

宋南渡初年存在着继承与延续北宋中原文脉的社会文化心态,士人们通过追缅伊洛风流、重塑故家典型、整理渡江文献等方式,希望在新的政治、文化格局下重建南宋文化版图,这既是一种心理补偿,也被看作是实现中兴的途径。     

发展中间阶层与构建全面小康社会

一、中间阶层的文化品格中间阶层的文化品格是其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有机统一体,是其社会地位、价值追求、利益实现方式的综合体现,主要表现在文化自觉上。文化自觉就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前途理性的认识和把握,这种认识和把握形成主体的一种文化信念和准则,人们主动认识到这种信念和准则,并将其付诸实践,在文化上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中间阶层在文化品格上的具体表现为:1.主体的独立意识与行动中彼此承认对方的平等主体地位的交往行动品格财产的独立性以及使其具有不为生计而烦恼的财产数量,从根本上决定了中间阶层形成一…     

宋代士人的隐逸精神对宋词审美风貌的影响

艺术品是艺术家心灵世界的外化,宋词亦不例外。宋代士人是宋词的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他们的心理结构直接影响到宋词审美风貌的形成。在滋生于宋代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的隐逸精神的影响下,宋词形成了清旷、疏放、空淡的一脉审美风貌。宋代士人既积极入世又保持精神自由、追求诗意生存的人生态度对当前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社会都是一种启示。     

元初江南的游士与干谒

本文对元初江南士人之游谒作了较系统和较深入的分析,内容涉及其社会背景、干谒的主要地区和对象、干谒的条件、方式等多个方面,其中尤其对游士干谒中"以诗文为谒具"的方武进行了重点的考察.本文试图揭示南宋中后期之后,士人的游谒和干进已经成为士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并且对其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