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刍议

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发展着的科学。中国哲学史之成为一门科学,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哲学史,还需要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所开辟的认识道路不断地发展。在中国古代,早就有对前代学术思想成果进行总结性评述的论著,诸如《庄子·天下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宗密《华严原人论》、朱熹《伊洛渊源录》、直到黄宗羲主编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这些论著,按不同的时代要求,从不同的思想角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至今对哲学史研究仍有参考价值。但由于古代社会分工和学术分类的局限,哲学还与其他非哲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浑沦未分,被包容在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天人性命之学”的庞杂体系之中。哲学史还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术部门。     

教育部组织九院校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即将出版

由教育部组织,武汉大学任主编、中山大学任副主编、与四川大学、辽宁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广西大学,湘潭大学,武汉师范学院等校协作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教材,经教育部召开审稿会审查通过,现已交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共六编,近八十万字,分上下两册,上册包括全书《导言》、第一编夏殷周时期、第二编战国时期和第三编秦汉至隋唐时期,下册包括第四编北宋至明中叶时期、第五编明末清初时期和第六编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并附录《中国哲学史大事年表》、全书《名目索引》。该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哲学系本科生的选用教材,也可作为有关专业选修或自学中国哲学史的参考用书。该书《导言》所阐述的编写指导思想,着重指出: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发展着的科学。中国哲学史之成为一门科学,有其发展的历史过     

"巫阳之下招"及其张力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原道》析论

哲学史书写是思想史探讨的对象,冯友兰中前期哲学史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与《新原道》即是绝佳的例证.在哲学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上,《中国哲学史》把哲学史视为民族历史的"心"和"魂",哲学史书写是一种"知心"和"招魂"行动.《新原道》进一步明确中国哲学的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确立了哲学史内部的"中心—边缘"关系.在情节模式上,《中国哲学史》存在着显性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新子学时代"三环节,以及隐性的儒家单线道统结构.《新原道》则将后者翻为正面,建构了以儒家为主线的"社会道统"论,其发展的终点是作为"新统"的"新理学".在对情节的论证和认识论风格方面,从《中国哲学史》到《新原道》,存在着从个体论到有机论、从怀疑论到独断论的转变.     

试论哲学史和认识史——评“哲学史即认识史”的所谓“列宁定义”

近几年来,我国哲学界中有两个相当流行的哲学命题,一是“哲学史就是认识史”,二是“哲学就是认识论”。达两个命题常常是相互联系、相互论证的。它们直接牵涉到哲学科学和哲学史科学的研究对象问题,都是学科建设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关系到达两门学科的科学概念的全局性问题。因而,是非得失,不可不分辨清楚。本文就第一个命题谈一点粗浅的见解,对哲学史和认识史的关系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争论。“哲学史就是认识史”这个提法,始见于1978年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为了批判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有的同志提出了这个新的提法。他们还根据它出自于列宁《哲学笔记》中的一句话,“哲学史,因此: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列宁《哲学笔记》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

我国研究中国哲学史源远流长。诸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直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都是哲学史研究的有影响的著作。但是,由于作者不能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哲学,不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哲学史上的斗争,因此,他们写的中国哲学史不可能是科学的。真正把中国哲学史作为科学来研究,那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来进行研究之后的事情。     

又一部别具特色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评李维武编著的《中国哲学史纲》

近十年来,适应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教学实践的需要,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应运而生。它们宛若春日的花朵,竞相开放在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百花园中。在这个百花园里,最近我有幸摘到了一朵新蕾,这就是巴蜀书社出版的、武汉大学李维武同志编著的《中国哲学史纲》(以下简称《史纲》)。翻开这本《史纲》,我为一股清新的气息所吸引,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受益良多,久久不能忘怀。作为中国哲学史的一名教学工作者,我读过许多不同版本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对比之后,深感《史纲》是一部别具特色的好教科书。     

又一部别具特色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评李维武编著的《中国哲学史纲》

近十年来,适应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教学实践的需要,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应运而生。它们宛若春日的花朵,竞相开放在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百花园中。在这个百花园里,最近我有幸摘到了一朵新蕾,这就是巴蜀书社出版的、武汉大学李维武同志编著的《中国哲学史纲》(以下简称《史纲》)。翻开这本《史     

问鼎上层文化--胡适的哲学史研究

胡适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者。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哲学史著作,建立了哲学史学科的新体系,开创了现代学术史的新纪元。首先,它以科学的方法和可信的史料,创造了全新古典哲学史体系、构想与规范,使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戛然独立,并迈向了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进程;其次,它用疑古与实证的方法实践,完成了新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从“形”到“质”的转变,开启了崭新的治学门径,对具体的学术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其三,它从形式到内容整体手段的全方位更新,不仅具有冲击传统惯性的强劲的反封建之风,又有开拓学术研究新风尚之意义。所以说,胡适的哲学史研究,有着创新的勇气、扼要的手段与平等的眼光,新见迭出,影响深远,实现了“范式性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黄帝内经》的形神论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原书十八卷,包括《素问》九卷,《灵枢》九卷,是产生于秦汉时期的一部医学典籍.《内经》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中国哲学史也有着重大影响.它吸取先秦的唯物的精气说、阴阳五行说和形神论,作为医学理论基础,对人的生理与心理,病理与药理,治疗与保健等各方面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从而又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本文仅就《内经》的形神论作一初步探讨.     

读汤用彤先生的中国佛教史学术论著

汤用彤先生是我国一位知名的爱国学者,是位中外著名的佛教史学家。他学贯中西,通晓梵文、巴利文等多种外语,熟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乃至西方哲学。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的研究,晚年还曾注意研究道教史。他的主要学术论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印度哲学史》、《往日杂稿》、《康复扎记》、《隋唐佛教史稿》等。共中尤以《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册)和《魏晋玄学论稿》为最著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在中外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最近中华书局把汤用彤先生已刊与未刊的学术著作编辑成《汤用彤论著集》,将分册陆续出版。现     

《论学习——学习科学与学习指导的探索》简介

中国学习科学学会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谢德民同志主编的《论学习——学习科学与学习指导的探索》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此书,汇集了中国当代学习科学部分优秀的研究成果,是一本专门论述学习科学与学习指导问题的学术论文集萃,也是一部有其理论体系的,全方位、多层次论述学习问题的学术专著。该书主要包括:论学习是一门科学,论学习的本质和作用,论学习的过程和规律,论学习心理与学习道德,论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培养,论学习效     

从船山历史哲学的视角解读毛泽东的实践论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中国哲学史上认识论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它在批判继承和发展传统哲学观的基础上,印上了船山历史哲学特点的烙印,比如:社会本体论、社会交易论和实践理性论等。同时,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的形成与船山历史哲学也有一定的渊源。这对于研究毛泽东"实践论"在中国革命实践和具体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中的运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老子的道论与《内经》

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以道为创生天地万物之本原的道论体系,老子的道论对包括中医学在内的古代学术的各个领域发生了重要影响。《内经》全面地继承了老子的道论,并在医学实践的基础上对道论作出了新发展,使得老子的道由形而上的哲学之道,向下落实为具体可操作的科学之道,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部关于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专著——略评张岱年先生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

张岱年先生一生在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同时,还对中国伦理思想史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讨,并出版了多部颇有影响的专著。早在30年代,张先生在其所著《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品德论》、《天人简论》等论著中,就初步阐述了中国古代的伦理学说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宣扬了一种刚健有为的人生观。到了50年代,张先生又在从事中国哲学史多种著述的同时,撰著出版了《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正如书名所提示的,张先生那时已对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作了“初步研究”。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张先生的研究工作中辍多年。当张先     

粉碎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观为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而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它一直在斗争中成长着。远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直到目前党所领导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哲学史这一领域,一直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激烈斗争的重要阵地。这种现象不能说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使历史研究和哲学史研究开始成为科学,迫使一切“唯心主义从它最后藏身所中,即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哲学史观和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的对立斗争,始终是阶级斗争的直接反映。伴随着阶级斗争的起伏和发展,这两种哲学史、两种哲学     

“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简评

“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阐旧邦”是冯友兰一生的学术活动方向,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哲学,二是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始于二十年代,直到逝世,贯穿其一生。他在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是《中国哲学史》、《新原道》、《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下面予以简单评述。 《中国哲学史》     

荀子人定胜天思想的缺陷

<正> 学术界普遍认为荀子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有两点重要贡献:一是荀子明确肯定“天就是自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从而否定了神秘的天命观。二是“荀子唯物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还在于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荀子的这一思想被誉为“辉煌千古的一段名论”(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我们认为对于荀子的人定胜天思想的这些评价不仅过高,而且流于表面化,没有更深入一层去研究这一思想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荀     

冯契对中国哲学古代和近代两种传统的创新性探索

冯契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之一便是创新性地探索了中国哲学的古代和近代两种传统。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哲学传统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等形上智慧的追求,重视培养和造就理想人格,较充分地关注和发展了辩证逻辑。中国近代哲学在展开过程中,渐渐形成了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知行被赋予实践内涵、思维方式的科学转型、推崇唯意志论等近代传统。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揭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展开传统,而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中则率先提出并论证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传统。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已经有了近七十年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也有四、五十年了,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却是近几年来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是为什么?回顾七十年的经验教训,不难发现,照搬西方哲学史的模式,是中国传统哲学特点长期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五四前后,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潮冲开了中国旧思想的大门,志士仁人纷纷向西方寻求真理,追求新思想、新方法。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下,胡适于1919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开启了近代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先河。     

论中国哲学史的开端问题

确定中国哲学史的开端不仅要确定它的一般原则,而且还要确定它的时间点和逻辑点。二者的交汇点便是中国哲学史的开端。从时间点看,中国哲学史的开端在殷周之际;从逻辑点看,定格为《周易》。《周易》不仅是最早的哲学形态,而且还包含了后来哲学发展的全部萌芽。《周易》是中国哲学史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