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神”到“盐神”——长芦盐区的盐业崇拜及对传统神祇的改造

传统社会中,各行业都有自己的神祇崇拜,盐业崇拜的神祇既多且杂。清代以前,以天津为中心的长芦盐区主要供奉以盐姥、盐公盐母和詹打鱼为代表的盐业神祇。清朝以后,上至皇帝、朝廷官员,下至长芦盐商,开始对一些全国性的"水神"进行改造,赋予其佑护盐业产、销的新功能。之所以选择"水神"而非其他神祇进行改造,与天津及其所在长芦盐区地处沿海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些改造对当地民间信仰和相应酬神活动都产生了影响。     

清代长芦盐业史研究评述

长芦盐场是清代直隶省最大的盐场,受到了清代统治者极高的重视,是国家重要的赋税来源。长芦盐场毗邻京师,一定程度上关乎国家的安定与繁荣。清代长芦盐业史对于清史及华北区域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清代长芦盐业史已经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当前清史学界需要一篇文章对国内四十余年的清代长芦盐业史研究进行综合梳理,理清目前学术研究的脉络,进而找出当前研究的不足。     

青岛地区海盐业研究

根据考证,青岛地区是我国古代海盐业的发源地。这之后,青岛的海盐业不断发展．尤其到了明清朝,青岛以及山东地区的海盐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海盐产区之一,其海盐生产技术更是成为“北方盐产区晒盐技术的标志”。     

南河下：扬州盐业史的微考察

扬州盐业之兴始于西汉,最盛期是在明清之际,南河下与扬州盐业的关系主要也就在这个时期。明代中期,扬州建新城,南河下是新城的一部分。这里,盐商聚集。经过历史的积淀,南河下留下了很多盐商与盐业经济的遗迹、遗事。扬州能成为“淮盐”产销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引市街”的街名能说出其中的道理。扬州在中国盐业中的独特经济地理,还可以通过“四岸公所”及其“岸”字来说明。南河下是扬州盐文化旅游的重要区域,南河下见证了扬州的半部盐业史。     

清代道光年间两淮盐业中的改纲为票

清代前期两淮盐商,是当时全国三大商业资本之一。盐商们“富至千万”,“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其资本之雄厚,在中国盐业发展史上实属罕见。以千万计的巨额资本的形成,是与两淮盐业制度密不可分的。因此,研究两淮盐业制度史,对于论述盐商之兴衰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就清代前期两淮盐制中的纲盐、票盐的变化及其与盐商衰落的关系作一些探索。     

“曲牌”本不分“南”、“北”

“曲牌”有“南”、“北”之分,这似乎是毋需讨论的曲学常识.然而从明中叶以前的许多早期戏曲文献看,“曲牌”不标“南”、“北”的现象非常普遍.由于中国传统歌唱大多是以方言入唱,南、北方言的差异的确导致了曲唱有南、北之别.但作为文体单位的“曲牌”,与诗、词一样,当其作为歌辞时,既可用南音歌唱,也可用北音歌唱,“曲牌”本身是无所谓有南、北归属的(正如词牌不分南、北一样).“曲牌”之分“南”、“北”,是周德清、朱权、沈璟等历代曲学家们数百年苦心经营的结果,从理论上来说并无多少意义.     

元代两淮盐业与扬州城市的繁荣

“扬州繁华以盐盛” ,古代扬州的繁荣与两淮盐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元朝也不例外。虽然元代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 ,但是扬州作为两淮盐业的行政和转运中心却再度呈现繁荣。探讨元代两淮盐业与扬州繁荣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扬州城市与经济发展史。     

1978-2015年中国农业经济重心和禀赋结构重心时空轨迹及其耦合趋势研究

本文利用重心模型刻画了1978—2015年中国农业经济和农业要素禀赋结构重心的时空演变轨迹,同时通过耦合“经济 禀赋”重心的空间变动过程测度农业经济与禀赋结构的协同程度。结果表明：（1）我国农业经济重心总体上表现出较为稳定的宏观态势,近四十年呈现出先向东后向西北的小幅度移动。（2）在农业要素禀赋结构重心方面,农业劳动力重心呈现出向西北方向移动的特点;农业资本重心在东西方向上表现为先西后东的移动特点,在南北方向上则有较为明显的北移趋势;农业劳均资本重心总体上呈现出向东北方向的“逆S”型移动。（3）我国农业经济重心在东西方向上的移动更多是由劳动力重心移动所引起,农业资本重心的移动带动了农业经济重心在南北方向上的移动。     

浙江盐业民俗初探——以舟山与宁波两地为考察中心

浙江是中国产盐大省，留存着非常丰富而又多姿多彩的盐业民俗。这些盐业民俗可以分为盐生传说、盐产崇拜、盐业祠祀三个方面，反映了浙江地区在盐的起源、盐的生产以及与盐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内容。这些习俗极具特色，是浙江作为中国产盐重镇的表现。     

管仲为盐业行业神考略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其治国思想多有创新,尤其在盐业管理方面,首倡食盐专卖制度,于国于民皆有利,并为后世沿袭。因在盐业发展史上的贡献重大,管仲被奉为盐宗神而受到祭祀。另外,国人“尊古”的传统心理,清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及同治年间战乱后的社会重建需求等,也是管仲得以被尊为盐业行业神的重要因素。     

汤显祖与明代出版之缘

发达的明代出版业造就了无数名人,汤显祖就是其中之一。汤显祖的一生与明代出版结下了不解之缘:繁荣的出版业带来了家族丰厚的藏书,使汤显祖早期慧根得以开发;蓬勃兴起的印刷业,使汤显祖一时间文名远播,为后人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汤显祖,也丰富了中国文化史的内容;汤显祖为人写序、整理文献、校订《册府元龟》、重修《宋史》、点评并出版《花间集》等大量的编纂活动,都与出版事业有关。     

以礼教守西陲 称忠贤名四方

蜀府在明代50座藩府中长期独享“忠贤”之名,其从分封之始即根据蜀地实际情况选择了“以礼教守西陲”的策略,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在有明一代一以贯之。相对明代其他藩府,明蜀府政绩卓著、贤王辈出,深受士人和蜀民爱戴,屡次被朝廷表彰,忠贤之名广泛传播,是明朝“大一统”的缔造者之一,清朝在修《明史》时评价其为“蜀中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界对蜀府的研究严重不足。翻检史料,加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蜀府始终坚持“事君以忠”,在蜀地提倡文教,对儒释道大力扶持,还协助朝廷完成对茶马交易的有效控制,巩固了西南边陲稳定,树立起了“忠贤”形象。同时,蜀府在不违背“忠”的前提下,“辟土田以积其糇粮”,长期享有“天下首富”的地位,积极向上助大工,为军队捐饷,对地方公共设施慷慨捐助,成为塑造明代四川人文精神的核心力量。蜀府履行藩职的策略,发展了历史上“河间”“东平”之贤,创造出独特的“忠贤文化”,这是在明代体制下明智的生存之道,是明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藩府。     

从《新刻韵学大成》看明代丛书刊刻一现象

明代刊刻了大量的丛书,这些丛书一方面保留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一方面又存在着某些明人刻书陋习。本文对收在《格致丛书》中的明代韵府类书籍《新刻韵学大成》的真实面貌进行探求,证明《新刻韵学大成》和《韵学事类》实为同一部书,从这一点引发出明代刊刻丛书的弊病———“变幻名目,割裂首尾”。     

试论江西广昌古代天文学家揭暄《写天新语》--兼比较揭暄与哥白尼的写天新语

公元前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在西方统治了1500年,公元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提出了“日心地动说”,首次把宇宙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在此说传入中国之前,我国明末清初的天文学家揭暄《璇玑遗述》即《写天新语》、《昊书》、《性书》等天文著作,提出了天地万物“气化说”,“星以日为主”,“日以天为主”;“天外皆天”,“天内皆天”,“广厚无际,天球无数”说。其宇宙学超出了太阳系,近似现代科学的宇宙无限论。     

论朱升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影响

朱升是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治武功并著.朱升的政治观念深受朱熹及陈栎思想的影响,对于社会政治具有强烈的担当与道德意识.这使其在社会政治上呈现出“首陈三策”的政治关怀;“适时勇进”的正统观;“通其民情”的民本观;“力行仁军”的军事策略以及“力荐三贤”的人才观等丰富思想.朱升社会政治思想不仅对朱元璋创基立国及初期政局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新中国及此后政策的制定也极具借鉴价值.     

试论明代会典的纂修

《明会典》的纂修始于弘治,校订、刊行于正德,嘉靖间两次续修,万历间重修成定本.其体例远源《周礼》,近取《诸司职掌》,经历了模仿、沿袭与创新的过程.其纂修主要由史馆承担,多家机构共同参与.其资料主要来源于朝廷颁降之书、各衙门的见行事例、造表文册和档案资料以及历朝《实录》.刊行后,成为明代的大经大法,不仅在明代为百司所遵、万民所奉,而且在清初一度被奉为处理政事的政典,更成为清修会典的重要参考.     

明代长篇小说"人性模式"的精神分析

明代长篇小说构建了系统的人性模式:明初肩负着回归传统的重任,便以“历史演义”构建“超我”的“君子人格”模式,表现“神性”美,并向现实生活渗透,以“英雄传奇”构建“自我”的“世俗人格”模式,显示“人性”美;明中叶后变异传统,以“神魔小说”,构建“兽、人、神”三位一体的“完型人格”模式。其后“世情小说”构建了“本我”的“原始人格”,体验“兽性”,以反叛现实的理性。     

古代景德镇陶瓷业的历史演变

景德镇陶瓷业的历史源远流长。文章对古代景德镇陶瓷业的发展演变轨迹进行了初步梳理:东汉至南北朝，景德镇的陶瓷业只见文献记载，未见陶瓷遗迹；隋唐、宋、元、明朝，逐步发展，明朝景德镇成为全国瓷业中心；清朝前期，达到世界瓷业鼎峰，清朝中后期，历经坎坷，曲折发展。通过这一梳理，一方面展示景德镇陶瓷业的历史演变轨迹及陶瓷文化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为今后景德镇陶瓷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