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拉美国家现代化研究若干问题的探讨

本文根据对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初步研究,对“拉国家现代化的起始时间”、“发展模式转换的‘钟摆现象’”、“工业进程的大反复”、“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协调”、“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化”、“政治现代化的曲折经历”等重要现象或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即:如果过分依赖于指标体系去判断问题,很可能会使研究工作陷入某种误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在不同的文化、历史、国情等背景下进行的,从这些进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即便是客观的、严谨的,也不可能为当代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现成的现代化道路,拉美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必须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而对这条道路的探索,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应当贯穿于现代化的全过程。     

《儒林外史》的"三复情节"及其意义

《儒林外史》研究向来较少注意到它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前代小说传统的联系,其实此书暗用“三顾茅庐”之类“三复情节”模式不止一端,其用笔隐微几于使人不觉,而作品的讽刺意义因而更为深广,如马二先生游西湖是从“食色,性也”角度写他内心理欲之争等。这既是前代小说“三复情节”模式的影响,更是古代礼数观念和社会上“事不过三”等重“三”的风习潜移默化的结果。这一发现使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模式的普遍性获得新的证明,也使“三复情节”概念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理论意义得到加强。这对于总结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民族特点以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也应当能有所帮助。     

论“三个代表”的理论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创新 ,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是新时期对党建体系更科学、更完整的新提法 ;是新时期对党的先进性更集中、更深刻的新概括 ;是新时期对党的建设总目标更明确、更具体的新要求 ;是新时期对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失成败更全面、更科学的新标准 ;是新时期对党 80年历史经验更有广度、更有深度的新总结。     

"立德"思想的历史流弊与理论价值

《孟子·告子上》云 :“耳目之官 ,不思而蔽于物 ,物交物 ,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 ,思则得之 ,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 ,则其小者弗能夺也。”人是一种能够自做主宰的动物 ,因而人需要有精神生活。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精神生活 ,没有了精神的支撑 ,就沦为行尸走肉。没有了灵性的行尸走肉 ,只能算是一种“物” ;这种“物”由于丧失了主体性 ,必将被声色利禄等外物所牵引 ,沉溺而不能自拔。现实社会中 ,许许多多的人只知追逐利益和享受 ,不断地在把自己变为一种丧失精神的“物”。寻找精神的家园 ,安顿好自己的心灵 ,是当代人特别是富裕起来的人的当务之急。一个人需要有精神的支撑 ,一个民族更需要有精神的支撑。历史的经验证明 ,没有伟大民族精神支撑的民族 ,是不可能长久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在全球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今天 ,世界上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兼并日益明显。在西方文明处于强势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 ,中华文明如何振兴和发展 ,中国人在什么样的精神家园里安顿自己的心灵 ,这应当成为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号召。     

说"诸"

在现代汉语中,动词后面的“诸”通常被解释为“之于”的合音词,我们通过对先秦典籍中“诸”的使用以及语言学典籍对“诸”的解释的调查,结合现代语言学合音词、韵律句法、语法和词汇的关系等语言理论,对动词后“诸”是“之于”的合音词进行了讨论,认为在古代汉语中“诸”的词汇意义很虚,作为虚词,它的主要语法功能是联结动词和它后面的连带成分,使前后两部分密合成一个整体,使动词的动作有所归属;在现代汉语中,随着汉语和汉字的发展,动词后的“诸”演变成一个意义更虚的词,它和“之”的最大差别是文言色彩更浓一些,使句子在能够完整表意之外,在节律上更趋向完美和流畅。     

寻找“意义”:哲学的生活价值

本文认为,人的世界是实现人的发展的“有意义”的“生活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包括哲学在内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都应当从人类创造“生活世界”的“意义”去理解。从这种思路出发,通过具体考察“意义”的个体自我意识与社会自我意识的关系,哲学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的关系,以及哲学与时代精神的关系,作者提出:哲学是作为“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而存在的;揭示、反思和塑造人的“生活世界”的“意义”,是哲学对人类生活的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恩格斯对马克思"--在东京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际研讨班上的演讲

马克思和恩格斯问题是一个解释学问题,它依赖于评论者和文本、评论者和听众之间的对话,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不可能有一个一劳永逸、可以适合所有场合的唯一解答。相互对立的“合作论”和“对立论”解释模式都只是历史的赝品,而不是学术活动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针对上述对立,作者确立了自己的差异论立场,即在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致之处的同时寻找并指出他们的具体差异。正是基于这样的努力,作者总结出了传统解释中存在的十种应当消除的问题,以期推动今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朝着更健康的学术方向发展。     

"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及其限度

任何成熟而稳定的政治形态都有一个相应的成熟而稳定的政治知识形态作为基础,传统政治知识形态构成了对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具有深刻影响的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独特性应当从作为其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中得到解释和说明。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即一种以“理性政治知识”为其成熟形态的政治知识——是造成中国古代政治的若干“现代化”特质及其限度的关键因素。“理性政治知识”在支持郡县制、官僚制以及“礼法兼济”的治术的产生和突破的同时,亦设置了这些“现代化”因素发展的极限。     

"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中国文学影响研究

在“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就不能局限于单一文化的眼光,要积极开展跨文化的多维对话,在不同文化双向往来和互相认识中互补互动;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中国文学被“异”文化吸纳、接受的事例,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镜”,对推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化总体中的对话,有直接和积极的意义。     

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布局与法治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特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们应当加强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别是法治建设中的深层次问题：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研究,加强对我国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强对中外现行国家治理体系的比较研究,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治理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借鉴,加强对世界各国现代治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借鉴。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直觉的辩证法--中国哲学思维的特征

直觉的辩证法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征,它不像西洋哲学的逻辑辩证法那样追求严格推理,以证明概念的逻辑关系,而是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佛学的"般若智",都是要人超越有限的生命以达到无限的精神境界.宋明理学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心性修养和"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精神,现代新儒家的直觉为体、理智为用都体现着一种重视宇宙人生的自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