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重在公法之治

法治可作不同角度的解读,但其核心是依法治权,即法律制约公权力。关于公法,法学界有目的说、主体说、关系说和混合说等多种观点,但其实质是调整公权力之法。法治与公法密不可分,法治的重点在于公法之治,其中关键又在于宪法之治,但并非有公法就有法治,也并不是任何宪法之治都可产生法治,只有公法成为控权之法,宪法之治成为良宪之治,法治才能实现。     

王船山关于气化思想研究

本文从关于太极、道、神、天等概念的分析得出其皆须在阴阳二气层面上来说,即都指阴阳健顺之德,由此指出船山气化思想其关注点并非是在于揭示万物如何产生这样一宇宙论意义上的问题,而是在于解释万事万物之"各循其道"之根据问题,此根据即是阴阳健顺之德.     

规模迅速扩张下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问题探析

当前,研究生教育规模呈现迅速扩张的态势,这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之必然。在这个大前提下,如何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使研究生培养质量不因数量的增加而降低,是研究生教育必须加以正视的一个问题。鉴于此,研究生教育必须与学校发展目标相整合,必须突出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核心是培养具有创新和创业能力的人。因此,必须树立全面的质量观,树立全面的质量意识,注重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稳步提高。     

儒家文化视野下的“德”、“位”修养责任的阐释

人生在世,过好"人"生是人应尽的责任。高明无私覆是天之道,厚薄无私载是地之道。选择效仿、修存天地之生生不息的无私覆、无私载的大德,便是人之道。天地最大的功德在于生养万物,圣人最大的宝贝在于居于令人崇敬的德位。以仁存心,以义存心,以礼存心,以信存心,以仁义礼信践行,念念为善,孜孜行善,这就是人之为人的修养责任。修存"生"之大德,守保人之尊位,从而能够正其位凝其命。     

需求牵引课题培养材料领域研究生爱国担当之志

培养研究生爱国担当之志是研究生教育的根本,是科研育人的生动体现,是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与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的核心。以材料领域研究生培养为例,探讨需求牵引课题激发与培养研究生爱国担当之志的路径与成效。结合自主创新研究成果与航天迫切需求,激发学生奉献与担当之志,立志为我国航天强国事业贡献青春与力量,担当时代赋予的重任。实现将科学研究与思想引领有机融合,引导学生建立主动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结合的信念,培养学生既具有过硬材料创新本领,又具有自信、爱国、奉献、担当意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德才兼备的材料领域创新拔尖领军人才。     

信息法学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研究——以研究生培养为例

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是一种新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其特点在于将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能显著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与应用能力,是当前信息法学科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发展趋势。文章分析了我国信息法学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的现状及问题,指出目前我国信息法学产学研首先应该建立联合培养的长效机制,同时还应在导师体系、课程体系、质量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完善。     

中国古代贞节的结构、演变及其实质

中国古代的贞节观念包含“夫妻之贞”、“从一之贞”和“童贞”三个层面 ;就其产生的过程来看 ,经历了由“夫妻之贞”到“从一之贞” ,再到“童贞”的发展变化 ;就其关系而言 ,“从一之贞”的提倡进一步强化了“夫妻之贞” ,而“童贞”的大力鼓吹又使得再嫁成为困难的事情 ,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从一之贞”的观念 ,最终有利于“夫妻之贞”的维持。国家提倡贞节的本质在于通过女性恪守贞节 ,履行养老抚孤的社会责任 ,来增强家庭的稳定性 ,最终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从"天人之际"看《易传》"三材之道"的意蕴

本文认为,在动态交遇之"际"的意义上,才能对《易传》"三材之道"作出准确的理解。在以往的知解式理解中,道成为异在于人自身的自在法则,它陷入与《易传》自身整体的矛盾之中。实质上,《易传》的道是经由人自身的活动而切近于人自身,并在天、地、人相遇的能动性活动中生成的。在相遇的活动中,生成了属人的世界及其道,此世界及其道的本质,在于它以人为其中正之心。     

探寻古代法律的公正与权威——从张释之判案说起

法律的生命在于公正,古代法律的公正与权威在张释之身上熠熠生辉,文章从张释之断案成功的原因开始分析,进而剖析张释之断案所体现出的法律的公正和权威,从而揭示了作为最高司法官的张释之坚持"法律至上"和敢于公正司法的优秀品质,当代司法官值得借鉴.     

探寻古代法律的公正与权威——从张释之判案说起

法律的生命在于公正,古代法律的公正与权威在张释之身上熠熠生辉．爻章从张释之断案成功的原因开始分析,进而剖析张释之断案所体现出的法律的公正和权威,从而揭示了作为最高司法官的张释之坚持“法律至上”和敢于公正司法的优秀品质,当代司法官值得借鉴。     

研究性学习走进高三综合科化学专题复习

现代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把传统式“授之以鱼”的教学模式转变为“授之以渔”的教学模式。一方面，我们的教学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励；另一方面，学生的头脑不是一个被甜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被点燃的火把。我们必须大搞教育改革，激发学生探究热情，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     

论汉代拟骚之作的文体价值

汉代拟骚之作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艺术水平之高下,而在于其文体意义。代拟之作确认了骚体的外部体式,伤悼屈原之作强化了骚体的文体内涵。两类拟骚之作的文体价值在历代《楚辞》总集的编纂中逐渐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朱熹对儒家“为己之学”的诠释及当代价值

在朱熹的诠释之下，儒家的“为己之学”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形态。朱熹首先继承了儒家的传统，以“得之于己”解释“为己之学”，认为“为己之学”在于提升人的内在德性和人格境界，而不是去取悦于人，这是探究义理、从事学问的首要。“为己之学”强调成己成物，要求在完善自身的同时成就万物，这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心系天下苍生的德性品质。“为己之学”是圣人之学而非科举之业，这是朱熹对“为己之学”的总结和概括。“为己之学”，是成人成圣之学，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是对正确学风的倡导，是对把为学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的不良学风的贬抑，对当今社会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什么是人文学

本文尽其可能大的学术视野,勾勒了"人文学"话题的富有悲剧感的文化背景;作者借重于古汉语词源学的考释,对"人文学"作了某种可略成一家之言的界说,即所谓"人文学是‘觉悟'之学",强调人文学的慧眼在于人生"态度"的觉解,而人文学的底蕴则在于人生之终极意义的体认.     

自然与宗教的双重存在——对老子之天的考察

老子之天是复杂的,具有自然之天和宗教之天两重性。对于自然之天,老子认为天根源于本原之道,天的特征是清明,天的地位仅次于道,天的价值在于同地一起协助道创生万物,天比万物生存的时间更为持久。基于自然之天的自然性,人只是效法天,以获取生存智慧。对于宗教之天,老子认为天具有主宰性,天主宰人间万事时体现其道德性,这种道德性又体现在天一方面对所有的人"善",另一方面仅对善人"善"。基于宗教之天的主宰性,人们唯有事天、从天,顺应天意,才能获得天的佑护。     

"管锥"之功与会通的"钱串"--会通效应通论之三

以"管锥"之功求打通,钱锺书是其代表.他的学术方式是见微知著,以微引博,强调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是一种共时性的横通,他的打通的意义在于融通更深广的人类心智和文化,不在于把学术变成一个体系,而在于把学术变成一个过程.钱穆以"钱串"之喻说会通,主张以纲要将杂乱零碎的材料贯通之,贯通的生命和灵魂则是材料背后隐含的文化.如此追求决定了他大处着眼,时空上纵横贯通的学术模样.     

借离合之情 抒身世之悲——再论《洛神赋》的主题

曹植的《洛神赋》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但是关于《洛神赋》的创作意图,却是一个千古之谜。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曹植创作《洛神赋》的目的在于"借离合之情,抒身世之悲",是一篇言志之作。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不同诠释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诠释,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对于朱熹讲"理",冯友兰较多地强调"理"与"心"的不同;唐君毅则肯定二者的不可分离。对于朱熹讲"理先气后",冯友兰认为是所谓"逻辑在先";唐君毅则用"形上之先"加以诠释。对于朱熹讲"性即理",冯友兰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唐君毅则把二者调和起来。对于朱陆异同,冯友兰强调"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并把朱陆分属理学与心学两派而对立起来;唐君毅则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与"心即理"并行不悖,朱陆的差异在于工夫论上陆九渊讲"发明其本心",朱熹讲"去其气禀物欲之杂"以及相应的一套涵养主敬之工夫,而且二者可以相互贯通。这些诸多分歧归根到底在于对朱熹"理"的不同诠释:冯友兰较多地关注"存在之理",而唐君毅则从人心之"当然之理"入手。     

论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制度的构建

民事执行异议之诉是保障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实体权利在执行程序中不受侵害的重要制度,可分为债务人异议之诉和第三人异议之诉,其目的在于全部或部分排除执行依据的执行力或排除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我国现有的异议之诉的立法缺陷在提出异议之诉的主体、异议之诉的审查程序、审理结果、对异议之诉的救济和监督等方面均有体现。在对执行救济制度的程序价值全面认识之后,应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的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对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实体权利给予全面的保护。     

国家之德在认同之道——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道德解释的意义

当代中国价值观的道德意义关涉现代性认同难题,指向国家、社会和公民三方面的价值认同。不论是在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的意义上,还是在面向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中国阐释和中国发展的意义上,我们都必须以中国现代性为根本,来理解中国价值观的德之功能。历史地看,中国语境中的国家之德的根本诉求,在于确立一种从"家国天下"到"文化共同体"的情感的认同,以及从"直接的现实性"到"具体的现实性"的精神的认同。国家之德,在认同之道,在推进一种认同中的伦理觉醒。这是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道德解释的核心,它落脚于公民的认同,呈现为总体化认同,指向伦理的觉醒,瞄准现代性价值认同难题之求解。尊重他者,包容差异,承认多元,是通向文化的、民族的、总体化的价值认同及其历史性重构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