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家的感恩观比较研究

儒释道三家有其各自的感恩思想,认真总结传统文化中的感恩思想,对抑制唯利是图,只讲索取,不讲奉献,知恩不报的心理现象,矫正“情感荒漠化”倾向,不仅具有学术理论意义,也具有较大的现实社会意义。     

儒释道三教杂糅的末世愚顽──贾宝玉新论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一号主人公。他的一生与佛道密切相关。这可以追溯到他幻化入世之前。他的出世就是由僧道二人共同度脱的。他身上明显地打有佛道两家的鲜明印记,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每逢关键时刻,僧道总要出面一次。直到终了时又被僧道挟持着遁入空门．一部《红楼梦》大书,事关贾宝玉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命运都明显地系于和尚道士之身。在他的心灵深处也无时不以佛道为念。他经常提出的化灰化烟以及当和尚之说无疑是佛道思想之自然流露和外化。特别是佛道二教的"飘逸"和"超脱"意旨,始终是统摄贾宝玉内心世界的两大幽灵。与此相辅相成的是：贾宝玉又极具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儒雅风范。其核心是个至亲至爱至义的"仁"的典范。他宽以待人,包括丫头奴仆下人以及嫉妒他的近人如贾环母子。他从小受过良好的儒教和家境的熏陶濡染。特别是自幼受过虽为姊弟犹如母子的元春"娘娘"的正规启蒙。他知书达礼的良好素养表现在他一生的言行之中。故此,贾宝玉并非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的典型,而是一个杂糅儒释道三家教义的末世愚顽     

莲池大师对"三教一家"说及儒、道的评判

莲池大师作为晚明佛教思想领袖,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三教一家"说及"儒佛一致"论进行了评论,主张三教虽本一家而非无差别,佛为最尊,儒佛心性论有世间与出世间的差异.他回应儒、道二家人士对佛教的攻击,对种种错误知见进行了批驳,阐明了佛法的正见.     

唐初诗人的政治态度与命运归宿

学而优则仕,古代士人阶层与政治皆有不解之缘,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以从政为职业,藉此安身立命,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企盼以学干政,辅佐明君去建功立业,拯时济世,这是中国古代士人共同的追求和价值取向。而唐初诗人更是古代士人中政治态度积极的一派,这种积极,首先体现在他们从政的热心。大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小到官阶从九品的小小县尉,无一不在政治的激流中试图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当然,他们在关心自己升迁进退的同时,体尝政治生涯艰辛的同时,现实的苦难,人性的悲欢,也在渐渐走进他们的视野,走进他们的作品中。     

儒、释、道的荣辱观比较研究

儒、释、道三家均有其各自的荣辱观及其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活动。认真吸取三家荣辱观的精华，对提高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隋炀帝的三教观

隋炀帝儒、释、道三教并举，多元一体。在对三教的重视程度土，杨广重佛、道而轻儒学，这与其家族信仰有关，与当时民间信仰亦有关，适应了南北朝统一后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广对文中子王通和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态度截然不同，其本人在后世儒生与僧徒笔下形象亦迥异。     

儒、释、道经济观初探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干 ,以佛教、道教为其两个分支构成的。三者不仅有其各自的经济观 ,而且有其在各自经济观指导下的经济实践活动。比较儒、释、道的经济观 ,不难发现三者皆重视经济问题 ;重视环境与经济的发展 ;注重生产劳动 ,但三者经济观均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儒释道三教中的心理学原理

20世纪末以来,心理学在世界上渐成显学,而在中国,心理与行为问题也日益引起了各方关注。心理学界的最新动向之一就是文化心理学的兴起,文化心理学本身即为学科交叉的产物,它关心社会文化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以及文化与心理之间的关系。文化心理学的学科交叉性质要求它是胸襟开阔的,是可以容纳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取向的,它应该成为各科学者各抒己见的活跃场域。"跨学科视域中的心理学研究"笔谈正是对上述思路的积极探索,我们希望它有助于从个体与群体、行为与文化、微观与宏观等角度加深与拓宽对人类心理活动的认识。     

儒、释、道的德治观

儒学、佛教和道教均有其各自的德治观.三家的德治主张既有相同之处,又具有各自的特点.认真地批判继承三家的德治思想,对推动两个文明建设,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当今社会体制改革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儒、释、道的金钱观比较研究

儒、释、道三家均有其各自的金钱观,及其在各自金钱观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活动.认真总结 三家的金钱观及其实践得失,不但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研究价值,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     

唐代文人的"统合"三教思潮

中国历史上,自佛、道二教盛行,士大夫出入道、释,"周流三教"即成为潮流.唐代文人的观念与行为中,儒、释、道三者更进一步被"统合",给当时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唐王朝崇佛重道,把它们纳入到统治体制之中,使之成为辅助皇权进行"教化"的力量;佛、道二教伦理上更向儒家传统靠拢,从而使以儒术立身的士大夫阶层可以融通无疑地加以接受.这对于开阔唐代文人的思想认识境界,丰富其创作的内容和艺术表现起到积极作用.     

隋唐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学术影响

儒佛道三教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汉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特点及其发展走向。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的出现,是三教各自的发展与三教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而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也是隋唐帝国强盛的文化表现;其本身又对隋唐的儒学、佛学和道学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唐宋之际形成绵延千年之久的三教合一思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梁武舍道事佛与唐代三教论衡

梁武帝舍道事佛是中古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疑案,但此一说法真正被关注是在唐代。与其斤斤计较此说的真伪,不如从唐代宗教文化环境中考察其发生与功能。从现存文献来看,唐代帝王史臣在反思南北朝政教关系的潮流中,将梁武帝崇奉佛教与萧梁亡国联系起来,道教徒也乘势将此提升为佛教亡国论,但梁武帝舍道事佛并未被儒、道二教关注。唐初佛徒对儒家、道教的批判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梁武帝舍道事佛主要承担起了抨击道教的使命,但受儒、道联合批评佛教惯例的影响,此事同时具有了扬佛、抑儒、贬道的宗教功能。唐代佛徒对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叙事突出了宗教对抗关系,这是对傅奕等道教信徒攻击佛教的响应。     

论初唐政治与文人人品及诗歌

初唐政治有两个明显特点,即崇文精神与宫廷政变.前者使文人从政的热情空前高涨,表现出狂傲浮躁的心性;后者导致了文人阿附权贵的人格缺憾.就诗歌演变看,崇文精神及文人对仕途政治的关注,从形式技巧与内容题材两方面促进了诗歌的发展,为声律风骨皆备的盛唐诗歌奠定了基础.     

试论唐朝初年的唐丽关系

唐初,唐王朝对高句丽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怀柔安抚政策,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期间,亦一直奉行亲唐政策,尽力处理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使得这一时期唐丽处于蜜月期,极大地促进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隋唐三教关系与唐代儒学的兴起

隋唐时代,儒佛道三教在相互斗争的同时又相互融合。它给儒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与观念。儒家道统与心性传统的重新树立,成为当时儒家兴起的重要成就与标志,同时,儒家还开始了从传统儒家资源寻找自身发展动力的成功尝试。这些说明,儒学在唐代的兴起,对佛教与道教的排斥和对佛教的吸收一样,都是儒家发展自身的动力所在。     

儒、佛、道三教的结构与互补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儒为主干,以佛、道为辅翼,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多元互动的良性机制。三教之间的互动及其内部哲学与宗教的互动,使中国人在哲学与宗教之间、理性与神性之间可以从容选择;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自由来往,形成中庸、平和的心态。     

唐代妇女与佛教

由于各种现实和社会的原因,唐代妇女信仰佛教的人数比较多,她们信仰佛教的方式主要有出家为尼和在家修行两种。唐代妇女信仰佛教,对其本身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同时对佛教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论佛教对唐代传奇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土后与中国文学积极融合,作为人生具象的小说也融入了斑斑佛迹。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出现了以寺院为活动场景、以僧众为表现人物、以世俗化为倾向的传奇小说。分析佛教因素在传奇小说中的投射印痕可以看出,佛教在艺术手法上,包括题材扩大、人物塑造、结构创新以及创作思想等方面对中国小说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佛教思想在士大夫阶层的渗透,也极大地影响了文人的创作和国人的文化性格。     

道教与唐传奇中梦的意象

唐传奇小说中的梦,是以道教的思想为内蕴、道教的思维方式进行艺术构思、借道教的法术表达自己的意识的审美意象,包括三种类型:因梦示教、梦获情缘、梦中时空,表达出唐人的人生意识、情感意识、文化意识,是道教人生观、世界观透视下的现实人生、情爱姻缘和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