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海拾“笑“

笑伴随着人的一生,从幼年到老年,从"微笑"到"大笑",从"笑逐颜开"到"笑出眼泪"等等,随着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变化,"笑"也在发生变化.每一种语言关于"笑"有不同的"笑"法.俄语是丰富、形象、生动的语言,关于"笑"更是千变万化,不胜枚举,本人就"笑"展开话题.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 .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是多样的、相对的,建立起了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论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法的一致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德治"和"法治"的一致性."德治"和"法治"作为治国安邦的两种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国策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的”“地”“得”的合用与分用

"的"、"地"、"得"是三个不同的结构助词.虽然历史上它们合用,但分用体现了语法发展的趋势,是规范化现代汉语的要求.今天,社会上混用"的"、"地"、"得"的现象广泛存在,这种混用毫无疑问是不规范的.     

“法治”、“人治”、“德治”辨析

古代"法治"、"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手段,服务于君主专制.现代法治精神原生于西方,为近现代中国所继受,引发出剧烈的矛盾、冲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利用中国传统可资利用的有效资源,使法承载着中国人现代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施行良法之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思想探微

"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是王弼哲学中的两个重要命题."息末"与"崇末"看似矛盾,但"崇本息末"的"末"与"崇本举末"的"末"所代表的对象不同,这两个命题不但不矛盾,而且"崇本息末"思想涵盖了"崇本举末"思想.当然,在政治思想上,王弼在一定程度上赞同统治者采取有益于社会的有为措施,这与"崇本"思想中的尊崇"无"、"无为"是矛盾的.     

中国古代的“典”“典当”“倚当”与“质”

"典"、"典当"、"倚当"、"质"等这些中国古代存在的民事法律行为,在其发展过程中,既存在一定的交叉.也有很大的区别.从中国法制史的角度,对这些民事法律行为关系予以梳理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各种民事法律行为的特殊内涵.     

“宁可“式有关的若干问题

"宁可"、"宁"、"宁愿"、"宁肯"都可引导意愿性选择句,但存有一定差异.形成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人的认知;二是语用;三是句法.现代汉语中,"宁可"式有若干变式,其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     

以“民众经济”取代“非公经济”

当前人们对"非公经济"这个概念的质疑越来越多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问题,而是关系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的战略和政策的问题.对经济组织最有意义的划分不是"公有"还是"非公有","国家所有"和"民众所有"的界限在市场经济中的界定才是十分必要的.希望国家在称谓上以"民众经济"取代"非公经济",并在相关政策上体现"民众经济"的理念.一个"众"字充分体现了"民众经济"的社会主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