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以善治理念推进我国政府管理改革之意义与路径

治理与善治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种新的治国理论,作为政府管理中的一种“舶来品”,善治理念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有其必然性。中国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这为善治理念在当代中国的引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宏观社会环境,其在我国政府管理改革中的突出意义是进一步推进全能型政府的解体,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政府改革坚持“公民导向”并引入“顾客”理念,可为善治思想在我国的进一步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善治之道:草根社会组织参与下的社区治理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民主化浪潮对传统的行政理念和模式提出了挑战,催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而社区治理为居民提供的非物质公共产品———社会资本,是善治的基本组成成分,社会中社会资本的存量与社区中草根社会组织的数量成正相关,因此,草根社会组织参与下的社区治理是推动善治普遍形成的重要路径。本文首先对社区治理中草根社会组织的运行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草根社会组织的参与促进了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而社会资本的增加是实现政府善治的必然要求。     

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与政府公共管理模式转变

由市场力量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 ,为公共管理理念的回归和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 ,社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 ,中介机制和功能的发挥 ,正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 ,有效拓展了公共管理职能 ,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     

民生幸福意域下的政府善治

民生幸福是民众根本利益的现实诉求,是衡量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效果的根本标准,同时也是衡量社会改革发展合法性的应然尺度,对于一个社会的治理来说,实现民生幸福才是最终目的。政府善治是政府与民众合作、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政府善治与民生幸福有着内在的贯通性：民生幸福、安居乐业,社会方能长治久安;政府善治是民生幸福的外部条件和手段,只有实现政府善治才能为民生幸福提供丰富的社会公共资源,从而保障民生幸福。     

治理与善治：一种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

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为治理理念的变革及其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这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它的兴起拓展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分析架构,它超越了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传统对立,凸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实现正和博弈关系的可行性,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模式.     

新一轮思想大解放与地方治理模式变革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思想大解放,实质上也是政府治理理念的一次重大突破与创新。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既有利于地方政府树立科学的治理理念,也深刻地影响着地方社会的治理能力和地方政府应对时代挑战的能力。地方政府应将治理理念从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藩篱中解脱出来,树立科学的发展价值观、发展主体观、发展内涵观和发展方法观,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大发展和地方社会善治目标的实现。     

善治视野下我国现代公民意识的塑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善治已成为受人关注的新的治理理念。善治力图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有效合作，达成两者间的默契，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新的公共行政改革不仅对政府改革与政府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同时也对现代公民意识及公民精神的培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善治治理理念逐步成为改革目标的今天，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以及责任意识需要进一步提升，现代公民意识的塑造也成为公共行政发展的关键。     

人民普遍幸福论

构建全面小康社会,必须高度关注人民幸福问题。全面小康就是人民普遍幸福,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幸福指数不断增长,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幸福感缺失问题。探求人民幸福之路,旨在全社会树立公平正义理念,通过健全的制度来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政府善治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重建和谐的人文生态,引领人民追求幸福人生。     

政府善治：社会资本的视角

政府善治是政府治理的目标取向,它是伴随着政府治理的产生与不足而出现的对政府治理的一种替代性概念。政府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协作管理过程,它的本质就在于要求做到政府与公民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这种合作管理的基础是在公民中形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以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为主要标志的社会资本。     

基于善治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探析

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是新时期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必然要求。坚持善治理念,发扬农村基层民主,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条有效路径。为此,要从善治要素出发,探寻当前农村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