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过失犯罪客体界定

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这种说法已成为通说 ,然而 ,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过失犯罪中 ,如此界定公共安全的内容不科学 ,有悖于过失犯罪理论 ,也不利于司法实践 ,科学的表述应是 :可能危及多数人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危险驾驶罪的构成与认定

危险驾驶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新规定的犯罪,是对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交通肇事罪的实质性修改,其中蕴含了巨大创新。危险驾驶的严峻现实和风险刑法理论是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实践和理论依据。危险驾驶罪在主观和入罪标准等方面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有所不同,文章旨在分析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及其认定、危险驾驶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以期正确适用法律。     

刑法中概括性语词的类型化功能与解释规则研究——从"高空抛物"被认定为"其他危险方法"切入

我国刑法中的"等"和"其他",承载着价值判断的类型化功能,对此要给予充分的认同."高空抛物"可否被认定为《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的"其他危险方法",归根到底还是要坚守罪刑法定原则,根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质,立足于"公共安全"的法益,运用同类解释规则,对"高空抛物"的危险相当性作出判断.     

刑法中概括性语词的类型化功能与解释规则研究——从高空抛物被认定为其他危险方法切入

我国刑法中的等和其他,承载着价值判断的类型化功能,对此要给予充分的认同.高空抛物可否被认定为《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的其他危险方法,归根到底还是要坚守罪刑法定原则,根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质,立足于公共安全的法益,运用同类解释规则,对高空抛物的危险相当性作出判断.     

"高空抛物"的司法认定与立法反思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拟将高空抛物行为新增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类型,司法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核心在于判断高空抛物行为是否具备“危险方法”和“危害公共安全”两大核心构成要件该当性。通过类型化分析高空抛物行为,发现既有法律手段足以规制该行为,刑事立法应保持谦抑性,无需新增条款加以规制。     

危险驾驶行为定性研究

危险驾驶行为不仅包括醉酒驾车和飙车,还包括吸毒品后和无驾驶技术驾车等具有高度危险的驾驶行为。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被定性为犯罪,而对于闯红灯、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由行政管理手段进行调控。醉酒驾驶、飙车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引起社会各界对此类恶性交通事故定罪量刑的争论。对此类行为是定此罪还是彼罪,应结合具体案情,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理进行认定。     

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的应然表述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刑法第133条之一危险驾驶罪,其条文规定粗疏简陋,具有局限性,付诸司法适用将遭遇困境: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范围过于狭窄;条文未能科学表述危险驾驶行为的危险性犯罪本质;对危险驾驶行为规制深度不够,危险驾驶行为肇事造成严重后果的同罪异判难题未解.借鉴英国和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危险驾驶犯罪立法,刑法应当把握危险驾驶行为的危险性本质,统摄高度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兼顾危险驾驶行为和肇事后果,设立周密完善的危险驾驶罪,以保障公共交通安全,促进司法公正,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危险驾驶罪及其适用探析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犯罪圈,体现了刑法法益保护前置化的思想,适应了当前民众惩治危险驾驶行为的心理需求。对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行为有情节恶劣之要求,需综合考量相关因素,对醉酒驾驶行为应以实质说的抽象危险犯理论理解。应当进一步细化危险驾驶罪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该罪与其他相关罪名之间的界分以及与现行法律制度的协调问题。     

危险犯既遂后主动排除危险状态行为的定性

危险犯既遂后主动排除危险状态行为的定性问题是刑法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此学者们进行了不断的探讨。理论上存在危险犯既遂说、危险犯中止说以及实害犯中止说三种观点。本文在评析这些观点的基础上,赞同实害犯中止说。     

探索提高公安执法水平的新路子--评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实行的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

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构建了新的工作机制,利于提高公安执法水平;是在法律框架内对公安工作机制进行的有益探索;适应了公安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可激发公安民警的责任感、荣誉感、权力动机的内心驱动效应,具有获得成功的心理学基础;相关办法、细则的配套使该制度有了相当程度的可行性与完善性。     

公安机关内部管理体制和队伍建设的新路子--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简评

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是一项探索我国公安机关内部管理体制、工作模式和队伍建设途径的新制度。主办警官制贯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治国安邦理念,把“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作为奋斗目标;体现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使公安机关内部管理体制朝着“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方向发展;可与近年陆续出台的“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审判长选任制”一起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司法体制、司法制度改革的历史重任;开辟了公安机关内部管理体制和队伍建设的新路子。同时,尚需借鉴和吸取国内与国外、历史与现在、内部与外部的同类改革的经验教训,尤其应在内部的深化和配套改革上下工夫。     

群体决策支持系统在社会治安防范管理中的应用

群体决策支持系统(GDSS)从决策支持系统(DSS)发展而来。是指在网络系统环境中,多个决策参与者共同进行思想和信息的交流,寻找一个令人满意和可行的方案,但在决策过程中只由某个特定的人做出最终决策,并对决策结果负责。我国社会治安防范管理决策机制的特点决定了GDSS的适用性。社会治安防范管理的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的构建涉及到群体决策支持平台总体设计和群体决策支持平台的运行模式。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地位探析——兼批检警一体化原则

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其中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是该程序的主要参与者,二者关系如何构建,检察机关在侦查中扮演什么角色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刑事诉讼的公正与效率.检察机关的定位必须与一个国家的法律传统、文化观念相适应,才能达到刑事诉讼的目的.     

介绍贿赂罪司法疑难问题探究

介绍贿赂罪是指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行为。介绍贿赂罪在司法实践中涉及罪与非罪的鉴别,犯罪的既遂、未遂和终止的不同形态的认定,也涉及介绍贿赂罪与诈骗罪、斡旋受贿罪、受贿罪的帮助犯以及与侵占罪的区分与联系。     

论日本证券法上的损失填补罪

证券市场交易制度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一环,而证券公司以损失填补的方式劝诱顾客进行证券投资行为,严重干扰了投资人对于证券投资风险的判断,因此,证券法上特别明文禁止,并且对违反者以行政罚来加以处罚。但是,对于同样的损失填补行为,日本却是根据证券交易秩序维持的必要,采用刑事制裁手段来应付。基于比较法的立场,从日本的立法过程与司法实践中分析损失填补罪的犯罪构成,澄清损失填补罪的保护法益与刑事制裁的必要性,以提供我国将来规范证券公司不当劝诱顾客的立法参考。     

民国时期天津保安警察队研究

1902年新式警察在天津产生时,其内部并未有保安警察这样的警种,进入民国后,因时局动荡,社会治安环境不断恶化,为维护上述环境下的社会秩序,保安警察得以创设组建。保安警察队产生后,在维护社会治安、处置社会突发群体事件及抵抗外来侵略等方面发挥的特殊的重作用。民国大部分时期,天津保安警察队主用来维护地方当政者的利益,但是,警察队在实现上述目的的同时对天津地方社会的稳定也起了重的作用。     

关于单位犯罪的几个问题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单位犯罪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一,单位犯罪主体的范围界定问题。单位犯罪的主体,无论是不是法人,都必须是依法成立的组织。第二,单位犯罪的主客观特征。主观上有故意和过失两种。客观上是行为人以单位的名义实施了由单位集体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的危害社会的并由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第三,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应严格执行双罚制,对罚金刑标准应遵守刑法分则的规定,不能采取以罚代刑的办法。第四,对单位犯罪的处罚采取两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的方式。     

增设建筑工程偷工减料罪之建议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施工过程中的偷工减料造成的,刑法只是处罚造成重大事故结果后的相关责任人,却对造成重大事故根源的“偷工减料”行为没有给予相应的处罚.只要工程不坍塌或不报废,机械设备不毁坏,人员不伤亡,即使有重大质量问题也无法依据刑法定罪处罚.增设工程偷工减料罪的意义就在于规范建筑市场,从根源上最大限度的减少工程安全事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