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尚书》天人关系思想探析先秦儒家天命观结构

本文以天人关系与天命观结合的视角考察儒家天命观结构的建立，并且以《尚书》为导源，可见儒家天命观的演变。《尚书》中《商书》《周书》家天下的政治，商周汤武革命促使天命观念的形成，成为儒家天命观的发端。孔子通过对周人天命观的继承与发展，承认周以来天的权能将之视为最终依据；突破周人天命观念的结构，建立以个体遭遇为内涵的时命观；以人人禀赋为内容的性命观；以天人互通为归宿的知命观。先秦儒家天命观的结构摆脱周人天命限于统治者阶层，发展为人人赋有的禀性，即天命由君权神授转向人性天赋；冲破周人天命神意的束缚，将焦点投注于人，即由天命的宗教性转向人的道德塑造。由此，儒家建构起其思想的核心基础，成为儒家缘起的内在机制。     

论朱熹天命观的构成与时代认知

朱熹天命观的构成体现为“天”与“命”的统一;时代认知表现为对天命的认知.朱熹在融合了各历史时期儒家天命思想基础上,对其丰富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天命观.朱熹天命观不再把“天”与“命”看作是对立的两种事物,而把“天”与“命”看作统一构成体,他们统一于理之中,以此适应时代的需要.朱熹天命观要求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思想、言行、都要适合君之命令,这是人的天命.朱熹天命观的时代境遇还在于人们对天命的认知,以此自觉的引导人们思想精神,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朱熹天命观肯定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强调了人的主体作用,这是“人”之所以“成人”的关键.     

孔子“天命”观念的诠释

孔子对于"命"与"天命"的说法,因其个人生命历程的感悟与对弟子的随机指点而呈现多元的意义,甚至引发墨子对儒家之"命"与"天命"说的批判。探究孔子对"命"与"天命"在概念上的意涵,及其为何如此诠解,正足以表征儒家之特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德使命感,与面对主客无法和谐之际、人我疏离之情境下的自处之道。     

朱熹对命的思考

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范畴,朱熹论命有天命、性命之义,由此引出命的两个维度,即从理与气、所禀与所值讨论命,赋予命以丰富的内涵.其中尤其重修德行仁,这是从道德层面谈命.天命在我,强调主体对命的把握,这是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命.他对命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表现为提出知命、致命、改命,并在实际生活中践履它.     

论先秦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天命线索

心性论发源于原始宗教,其源头可追溯至商初,而西周的天命观则明确了道德教化的天命依据（此即“德命观”）。周人的立国叙事中隐含着其天命观的两个重要分支：一为文、武受命,为“人为论”之渊薮;一为太王、王季受命,为“天意论”之理论根源。两者均承认天命的道德性,信奉善恶报应,坚持德福一致;其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从善或作恶取决于人自身,而后者则认为心性的善恶由天而定。但自西周晚期起,“人为论”逐步沉寂,“天意论”日渐兴起。“天意论”的理论延伸是为“命定论”,孔子的天命观可为其代表,不过,孔子“圣人”神话的破灭却促使儒家德命观向“时命观”转化,而儒家的道德哲学也因此摆脱了功利主义的藩篱,进而获得独立性与自足性。     

禹、契、后稷的感生神话：三代天命观的政治隐喻

《上博二·子羔》所载三代始祖禹、契、后稷感生神话的内在结构可能和三代天命观的结构演变之间存在内在对应关系,三王始祖的感生神话隐约表达出夏、商、周在论证其政权合法性过程中,可能有意造成一种殷比夏、周比殷更亲近天命的意图,这可能是在同一天命观念范式中论证王朝更替合法性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然结果,它们都可以理解为服务于王朝政权合法性论证的政治隐喻。     

唐代梦小说与儒家思想

唐代梦小说之内容与主题多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密切,但在三教合一的唐代,儒家思想在这些小说中也有多方面的表现.本文主要从儒家天命观和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仁义礼智信等两个方面在唐代梦小说中的表现进行论述.唐代梦小说中对于儒家思想正面的反映:积极参与政治的入世思想反映了儒家"制天命而用之"的天命观以及对于儒家仁义礼智信孝等思想观念的颂扬;而披着佛道外衣的梦小说则又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在唐人思想中是一种在怀疑、愤慨、否定中摇摆的儒家天命观思想,体现出文人思想中儒家理念的浸润之深.     

孔子天命观的后现代诠释

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借鉴中西思想,吸纳了后现代存在论对天命的言说路径,以儒家典籍为根本,通过对孔子所讲的"天"、"命"、"天命"的考证,提出了孔子天命观由"知"而"畏"的"天命"感悟路径、由"知天命"到"畏天命"二重整体道说的"天命"所在以及由"畏"而"知"的"天命"伦理关怀.     

“自力”伦理的品格及其界限——以基督教的“他力”观念为背景

基督教伦理是一种“他力”伦理,以信仰为基础,凭借上帝的救赎力量来成就人的道德世界;儒家伦理则是一种“自力”伦理,认为人可以依靠自身的道德努力,在现世实现“天命在身”的超越追求。儒家伦理这种天命在身的情怀和自我的道德努力,一方面构成了儒家信念中的伟大要素和高贵的精神品格;另一方面,由于天命与人心的一体化,最终使得天命丧失了绝对超验的资格,使儒家对最高价值的追求陷入困境。因此,借鉴基督教的他力观念,反思自身的文化局限和观念缺失是很有意义的。     

儒家生态思想

针对如何认识和处理人这一生命体和周围环境关系、建立合理的生态系统的问题,对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儒家生态思想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儒家生态思想是一个体系,其中精神生态、个人生态、社会历史生态、自然生态是四大要素,而以精神生态为核心;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生态文明的建设,不能离开人而谈天,也不能离开天而言人。分析还认为,生态问题的解决应以每个社会成员的人性修养为基础;在人性修养中,爱物、格物、厚德载物、役物,知天、敬畏天和乐天、制天命构成儒家生态修养的主要内容。     

明清五部朝邑县志编纂比较

明清两代朝邑县志今传较广者,分别为明韩邦靖、王学谟及清王兆鳌、朱廷模、李元春等编纂或主修。五部县志编纂目的 相似,然其编纂体例、内容特色、主导思想及成书情况等却不尽一致。比较它们的异同,从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我国古方志编 辑思想、体例变化及其发展历程。     

论王充“命”论思想形成的社会原因

关于王充“命”论思想形成的原因,前人已有研究,但很少从社会特别是汉代选官制度这个角度加以研究。作者试图从汉代迷信的社会环境和特权阶层控制的仕进制度等方面,粗略探讨王充“命”论思想以及“命”与“行”分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社会原因。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     

宋代诗人王十朋之推韩学韩

韩愈在两宋时期的影响颇为深远,南宋初期的王十朋就是一个尊韩、学韩的典型。他自云诗作从韩,更欲和尽韩诗。这既是受文化大背景所熏染,也是其个人审美取向的选择。王诗学韩,主要体现在＂以文为诗＂上,兼有＂奇＂、＂硬＂的刻意模仿。而较之韩诗＂横空盘硬语＂的特点,王诗则体现为＂质＂、＂厚＂。学韩而不似韩,是诗人处于欧阳修的＂学韩＂背景下,欲＂跳脱＂前人藩篱而才气秉性所不逮的表现。     

论王船山词中的遗民情怀

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大批遗民文人。自称“明遗臣”的王船山的遗民情怀表现得尤其深刻和持久。明亡以后,王船山以遗民身份致力于文学创作,留下了大量学术著作。文章以船山词为载体,联系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和船山的个人生平经验,通过对遗民情怀追溯和对船山词的分析来探索王船山深刻而坚定的遗民情怀。     

从评《离骚》看两汉文学思想之演变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汉代的文学观是儒家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事实上,两汉思想是有差异的,其经历了汉初的以道家思想为主发展到儒道互补,再到汉末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的一个逐渐演变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伴随着对屈原《离骚》的评价而完成的。     

从慷慨悲戚、忠孝两全到渴望超越——元少数民族遗民士人心态转变探究

元少数民族遗民士人作为元遗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在遗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易代前后,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概言之,其心态主要经历了由慷慨悲戚到忠孝两全的变化历程。入明后,他们的遗民心态中还呈现出无根迷茫与渴望超越等方面。元少数民族遗民士人心态的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王翰、伯颜子中与丁鹤年等人身上。这种转变的发生,与元朝的政权性质以及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密切相关。       

王莽代汉的舆论考察

王莽从贵戚低层向权力核心靠拢并以和平方式登上皇帝宝座，与西汉后期社会舆论导向关系密切。汉末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得"易姓改命"和"再受命"思潮渐为时人所接受，为王莽改朝换代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王莽折节恭俭、谦约退让、克心履礼、折节行仁、爵位益尊节操愈谦等不同时俗的行为举止，塑造了良好的个人形象，使其成为社会各阶层心目中的"圣贤之人"，朝野内外颂声并作，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拥戴与支持，为其代汉做了舆论上的引导；符命瑞应舆论的制造昭示着其代汉是天命所归，王莽在舆论的推动下"不得已"完成新汉政权的和平嬗代。总之，舆论引导与制造推动了汉新政权的顺利更迭，舆论战在王莽禅汉的道路上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宋诗别裁集》批评主张管窥

<宋诗别裁集>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名选.该书在编选时崇尚理学,多选理学家之诗;在宗唐前提下,有唐宋兼采倾向.本文在细心钩沉几位编者的史传材料、认真研读其诗文集的基础上,指出姚培谦、王永祺的诗学思想及创作实践与该书的选本理念有着种种契合.     

唐诗中的五陵情结

五陵少年和五陵原在唐代诗词中频繁出现,成为连接汉唐两代文化的一个纽带,也使唐诗中有着浓厚的五陵情结。汉唐两代都有开疆拓土的经历,且没有过多思想约束,这是五陵少年能够共同存在于汉唐两代文化中的重要原因。五陵原是唐代人反思历史的一个参照系,昔日辉煌的汉代五陵原在唐诗中总是带着忧伤的色调,成为与大唐气象相伴而生的一缕悲凉之气。五陵少年和五陵原是唐代文化中的两个象征符号,前者是唐代豪侠气概和自由精神的象征,后者则成为大唐盛世文化的悲凉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