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小说中的"女豪杰"

在晚清以国民改造为目的的新小说创作中,出现了大量与传统小说女性迥异的"女豪杰"形象.这类女性为救国救民崇尚革命暴力,甚至抛弃贞操、家庭、情欲,泯灭其性别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想像性.此种"女豪杰"形象不仅表达了晚清先进知识分子希望女子能够和男子一样肩负起天下兴亡之重任的迫切要求,更为引人深思的是,"女豪杰"这类理想女性,开启了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女性想像的雄化叙事.这种文学叙事昭示出中国妇女的自由独立解放并非是一种平等人权意义上的个体人性权利的获得,而是从属于救国大业的、与国家的独立解放密切相关的集体意义上的自由独立.     

"薰"与"驹子"--川端文学中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形象

"薰"与"驹子"分别是川端康成早、中期代表作<伊豆的舞女>和<雪国>的女主人公."薰"的形象塑造奠定了川端康成整个创作生涯中女性人物的基本模式,是一生热衷于少女形象创作的川端康成的巅峰之作;而"驹子" 这一成熟女性形象的塑造,则是川端在女性形象塑造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自我超越",已达到了一种"非川端式"的境地."薰"与"驹子"是川端文学中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形象.     

民族文化语境与中日"郑成功文学"郑母形象的变迁

郑成功作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其母也备受中日学界关注.以中日"郑成功文学"为研究对象可以发现,在民族文化语境影响下,中日两国对郑母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实像与虚像交织的特点,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变迁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差异.其中,作为日本代言人的女性形象为日本"郑成功文学"所特有,而自立的女性形象和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则是中日"郑成功文学"共有的形象特征.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形成体现了明显的时代、政治及文化印记.     

论新感觉派文本的"尤物叙事"

新感觉派作家借助以物化修辞和妖魔化倾向为特征的"尤物叙事",拟想出一批具有现代品质的女性形象,通过这些女性形象构筑了充满悖论的两性关系,她们既是作者笔下被物化、魔化的对象,又对文本中的男性构成支配性力量。形成这种悖论关系的深层原因来自"尤物叙事"中"女性-城市"潜在的互为隐喻。其中不但体现了叙述人的性别身分,更体现出特定历史环境中作家对都市现代化的复杂心态。     

"无穷动"——一种有关"女性主义"的文化现象

宁瀛的《无穷动》在大众媒体和学术领域掀起了有关"女权"和"女性主义"的大讨论,影片透视出一种"女性主义"的文化现象,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反映。片中的人物颠覆了中国传统女性的形象,她们代表的是当下成熟的知识女性鲜活的生命个体。在女人无穷动的欲望背后,隐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无穷涌动。     

老舍小说中"鞋"的隐喻意

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鞋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以其特有的性象征意义而占据着引人注目的地位.在老舍的小说中,女性形象的"鞋"与性有着隐喻性的关系,它的深层意义在于老舍利用"鞋"这一特殊意象来刻画他笔下人物的潜意识心理以及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时显现出作家本人思想深处的男权文化观念.     

"五四"男性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通过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梳理,发现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女人异化史.具体分析一些"五四"时期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可将其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仰视中的女性形象;二是俯视中的女性形象.这两种视角都是以男性为本位,故在根本上难以还女性以历史真相.     

从"风尘夙怨"到"血肉筋骨"--论关汉卿的"烟花情结"与他对女性的发现

关汉卿的"烟花情结",根植于他与礼教相背离的思想观念,释放在其反映边缘女性生存状态的"烟花粉黛戏"中.他将女性从"零落风尘,积怨难诉"的古旧形象中解放出来,使她们焕发了真实鲜活的人性色彩;在与男性的对比中,显现了女性所特有的负重不屈与坚韧顽强.在其对女性进行再认识和价值重估的过程中促成了他对女性的发现--将女性作为一种独立性别存在来看待,这是一种更为人性化的发现.     

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以"童心"铸就的"纯真"美者

沈从文以仁爱之心和赤子情怀主要铸塑了纯真的少女、赤诚的妓女和良善的妇人等三类"纯真"女性形象,她们承载着作者的理想之梦,寄寓着他独特的情感和生命体验,也是其自身人格和性情的艺术呈现.这些女性形象发散出一种素朴、纯真的人性美光泽,给读者带来一种别样的审美感受,但与当时现实女性的生存境遇存在一定距离,她们更多是承载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和人性理念,泄露了其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文化价值观念.     

从恶魔到天使——男性叙事下《海贼王》中的妮可·罗宾形象

妮可·罗宾是《海贼王》中着墨最多的女性形象,并在以路飞为首的草帽海贼团的冒险历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的形象经历着从"恶魔"到"天使"的转变,这种中分裂式的转变可以说是男性叙事的必然结果,以女性主义的立场,从男性叙事的角度来分析罗宾加入草帽团前后形象的分裂,可揭示女性在男性叙事中的从属地位。     

《续金瓶梅》的人物塑造艺术

作为《金瓶梅》主要续书的《续金瓶梅》 ,其价值不能用“狗尾续貂”一笔抹杀 ,在思想和艺术上 ,续书都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对于其思想价值 ,前人已有论述。在艺术上 ,它同样有其独到之处。表现在人物塑造上 ,《续金瓶梅》在借鉴《金瓶梅》手法的同时又有自己的加工创造。这都是我们在研究续书时应该注意的。     

《金瓶梅》中的身体叙事与女性生存困境

《金瓶梅》中的身体叙事,是对传统中国两性关系的深刻揭示,尤其展现了女性的生存境遇。在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与话语系统下,女性只能沦为依附性的"他者",身体则成为她们此在的唯一生存样式,从而暴露了女性的生存困境与悲剧命运。     

在第七届（清河）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这样一部奇迹般的文学作品,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五四＂前后,《金瓶梅》研究没有出现一个在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出现、应该出现的与＂五四＂精神相一致的研究的新局面。在《金瓶梅》的研究历史上,它真正的繁荣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衡量一门学问繁荣昌盛的主要标志有两条：一是它所需要的基本资料的整理出版,二是出现一大批著作、论著。《金瓶梅》的研究,也就是金学,正是朝着这样一个昌盛繁荣的目标,在不断地前进,不断地为学术事业做出贡献。     

以现代意识激活古代经典文本—有感于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而发

源远流长的中国朴学考据传统与西方理性主义实证哲学衍生之科学研究方法论相嫁接,导致了近现代及当下《金瓶梅》研究领域自始至终贯穿着“做学问”的执拗和韧性,研究者们在作者、本事、版本、器物等实体的考证上下了极大的工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当然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应有之义,其“根基”地位无以撼动。不过当其一旦成为“金学”畛域的主流形态和基本范式,则客观上于无形中忽略或挤压了《金瓶梅》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更为重要的另一维度或空间—围绕作品展开文本的、艺术的、审美的阐释与开掘—乃至最终遂成作品先在之意义建构与价值追问!鉴于这一审美勘探及价值追索的长期失语,目前《金瓶梅》研究似已走入了“该说的话行将道尽,给人难乎为继的感觉”之“瓶颈”。然而倘能以现代意识激活古代经典文本,审美及价值“现场重建”,透显作品意义旨归,那么《金瓶梅》研究则有望洞天别开,展现一个崭新天地。     

《续金瓶梅》主旨解读

小说《续金瓶梅》不是对《金瓶梅》的简单续写,全书有三条线索:一是宋金两兵交战;二是吴月娘母子的坎坷遭遇;三是《金瓶梅》中转世人物的生活经历。其中,作者创作的真正用意表现在第一条线索,它展示了作者浓厚的政治情绪和对现实的关怀,体现了作者的遗民情结。     

《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与陶望龄

在《金瓶梅》作者“徐渭说”中,陶望龄是个关键人物,但陶望龄和《金瓶梅》之间的直接资料几乎没有,只有通过研究《金瓶梅》抄本收藏者和陶望龄的交往,才能找到陶望龄和《金瓶梅》早期传抄的关系。文章在潘承玉《金瓶梅新证》的基础上,通过追寻陶望龄和徐阶、王肯堂、文在兹的关系,探讨陶望龄作为《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中作为非作者总源头的可能性。     

《金瓶梅》地理背景新探

《金瓶梅》的地理背景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由《金瓶梅》以宋写明这一特点可以看出,《金瓶梅》原著部分所写的东平府清河县是以北宋京东西路东平府须城县为原型的。这一县城乃是路(省)级中心城市,它相当于明代山东省省会济南府历城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金瓶梅》的描写对象、文本矛盾、全书构成。     

将《金瓶梅》研究推向新的层面——第七届（清河）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将《金瓶梅》研究推向新的层面,应当成为全体金学同仁的首要议题。要扩大与加强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工作人员队伍。要吸引更多的青年学者参加到金学队伍中来。要培育新的研究视角,熔锻新的研究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要大力发展《金瓶梅》文化与传播的研究和宣传。     

《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中的辞赋成分比较

《金瓶梅》崇祯本对词话本中的赋体文学因素进行了颇具色彩的二度创作。本文以词话本为底本,通过对崇祯本删除赋、新增赋和共有赋的分析,揭示出伴随小说发展,以赋为代表的它类文体在辅助小说创作中所呈现出的规范化和雅化趋势。     

与褚半农先生商榷《金瓶梅词话》中的吴语问题

文章提出了与褚半农先生就《金瓶梅词话》中的吴语问题不同的看法,认为《金瓶梅词话》一书中的方言更接近河北藁城、正定一代的方言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