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继承前人的治学精神

<正> 《文史哲》编辑部要我再写点读书经验,我实在没有什么可写的,只好介绍一下我所闻见的前一辈学人的治学经验,作为个人和爱好史学研究的青年同志们的参考。前几期《文史哲》的“学者谈治学”栏里曾介绍过陈垣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治学经验。他们二人也是我的及门业师,对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也知道一些。以我看,陈垣先生治学十分谨严,丝毫不苟,方面也很广,无愧是一代大师。顾颉刚先生治学不如陈先生谨严,方面也不如陈先生广,但他对于学术的忠诚,推动学术开展的努力以及自己所下的苦功,也大有值得后人学习之处。这里着重介绍陈先生过去的一些事情。     

接续历史文化打造传世之作——就《清史》纂修答河北学刊主编提问

一、戴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生病住院期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主持编修的大型史书《清史》是当代中国的一项标志性学术文化工程,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我们首先想了解的是您个人的清史研究。您什么时间开始研究清代历史,有着怎样的治学经验?我从事清史研究,实际上是出于两     

清史研究的可喜成果——略评《清史治要》

<正> 清史学家黄冕堂先生的新著《清史治要》,近日已面世。这是近年来清史研究的又一可喜收获,值得学界庆贺。这部著作四十一万字,分为四卷,大致以资本主义萌芽和明清历史演变等重大、疑难问题为中心。对清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诸多课题进行了细密的求索和精心的论证,某些课题如清代苗疆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农田单位面积产量、高利贷资本和物价等则填补了清史研究的空白。本书内容丰满,考辨细微,字里行间体现了作者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和严谨创新求实的治学风格。     

师门记学

<正> 《文史哲》的编者,要我写一篇有关治学方法的文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实在“治学无法”,因而也没有“治”出什么成绩来;但当我读书的时代,我的大学老师,多是有名的学者,他们各有一套治学方法,我看过他们的“绣取鸳鸯”,也了解他们的“金针法术”;因此我只能写“师门记学”。还得从顾颉刚先生说起,我总觉得顾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史学大师。作为学术界大师的条件应当是:1.学问自成体系;2.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这个学派对于学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3.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国内学者盛赞和支持《传略》的编辑出版

本刊从去年四月发起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以来,广大读者和国内学者纷纷来信,热情称赞、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编传工作。他们认为,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它对于总结和研究老一代社会科学家的治学实践、治学经验和治学方法,培养和造就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促进和繁荣我国社会科学事业,更好地为四化服务,将发生积极的作用。邓广铭教授指出:“贵刊要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蔡尚思教授说:“你们拟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一书,真是现代学术文化界的创举!”周汝昌     

汪晖先生与长江读书奖——兼评《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

(一 )　　汪晖先生以《读书》执行主编的身份、以《汪晖自选集》一书获得香港李嘉诚基金会资助、《读书》杂志承办的首届长江读书奖之著作奖 ,成为近来学者们议论纷纷的话题之一。从已有的讨论看 ,问题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汪晖是否符合参与评选读书奖的条件 ?按照学术评奖的惯例 ,学者们几乎众口一词 :汪晖不具备评选资格 ,因为他是承办长江读书奖的《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 ;而且 ,按照《南方周末》2 0 0 0年 6月 9日的报道 ,汪晖还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该报道也承认 ,“汪晖作为《读书》杂志社的成员 ,和其他所有杂志成员一样 ,…     

《朱子读书法》学术价值新探

以往对<朱子读书法>的研究都停留在"读书六法"上,但"读书六法"并不全面,不能作为朱子读书法的代表,<朱子读书法>中还包含有朱子的读经法、读史法、经史观,也很有价值,对当今学者读书、治学、教学和研究朱子思想都有现实意义.     

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

本文以翔实的史料,证实了清国史馆第一次开馆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第二次则在乾隆三十年(1765),纠正了清人昭梿《啸亭续录》所记乾隆二十五午(1760)“特命开国史馆”的错讹。作者又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与《清史列传》相同的六百多个传,进行互相校勘,认为《清史列传》实际上直接抄自《大臣列传稿本》的并不太多,而间接从《满汉名臣传》和《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两书过录的却不在少数,这就订正了过去中外学者关于《清史列传》全部直接抄自清国史馆《大臣列传》的不正确看法。对于近一千二百个来源尚不清的传,作者认为有可能全部或一部分保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档案中。文章恰当地评价了《清史列传》的史料价值。《清史列传》经过这次校勘,将会接近于清国史馆历次所纂的《大臣列传》的原稿本,成为比较完善的版本。     

我的读书生涯

陈丰,江苏海门人,1931年生,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多年来,著述颇丰,除经常有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外,已出版十余部著作。其中《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等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深受国内外学者好评。 《我的读书生涯》是林非同志几十年来读书心得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广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宽阔的视野,这里既有读书方法,又有治学经验,尤其是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个严肃的学者对人类生活的深沉思考和对理想社会的执著追求。本文用散文笔法写来,朴实、自然、真挚、亲切,体现了作者所一贯主张的反对虚假、浮夸,倡导真实、自然的文风。编者相信,读者会从中受到裨益。     

探寻晚清史研究的新境界——董丛林教授访谈录

导语:多年来的晚清史研究,一直是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化史和清史的分属学科,多种学术视角和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令晚清历史研究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收获了大量高水准的学术成果。目前,晚清史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正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晚清史应该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学科。董丛林教授是主攻晚清史的资深学者。多年来,董先生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注意更新、改进研究方法,在一些方面建立新的研究体系,他的诸多研究成果广受好评。此次,董先生接受本刊采访,畅谈他对深化晚清史研究的真知灼见,自有利于相关学科的发展。     

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新修《清史·通纪》内容要旨

新修《清史》的总体设计,内设《通纪》,共8卷本,拟写300万字,占全书约三千万字的十分之一。通纪与典志、传记、史表、图录共五项,合为新修《清史》的主体内容。五项都是新《清史》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通纪之重要,可用“全书的总纲”、“全书的核心”来概括。纂修新《清史》,是当代中国一项世纪性的文化学术工程,是学术界百年宏图大业,需要所有学者、专家都来关心它,支持它,并积极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因为这个缘故,我想就《通纪》的基本内容作一简介,实际是对这部分内容的结构设计,以期引起讨论,企盼提出更富有创见性的意见和建议,帮助…     

编纂清史的缘起与编纂初想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编纂一部区别于《清史稿》的新型的清史 ,是学术发展、社会前进的标志 ,是国家行为 ,是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新型清史的编纂 ,要尽可能利用新发现的档案文献等资料 ,一方面要写出一部系统的内容丰富的高质量清史 ,另一方面要藉此整理大量的清史资料 ,对清代的整个文化遗产进行抢救     

段玉裁与他的《说文解字注》--评段玉裁的治学方法

段玉裁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他所著的《说文解字注》被公认为是解释《说文》的权威性著作.段氏博学自信,有严谨和重实的治学态度,他在治学方法上的成就,也是令人瞩目的.他在《说文解字注》中,运用了包括比较互证法、逆向思维法、历史发展法、朴素辩证法在内的多种科学方法,从而使《说文解字注》成为我国文字史上的一部巨著.     

浅谈目录学和书目工作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除了继承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外,随着文化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书刊文献资料也在急剧增加,形成书籍的海洋。在这浩瀚的书海面前,我们如何能从人类巨大图书资料的宝库中揭示,报道可供利用的图书文献资料,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但是怎样利用?如何为科研工作者提供资料,为青年学者指导治学门径?我们认为应从目录学入手。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曾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又说:“目录之学,乃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论清史《儒林传》对陈澧学术的记载

东塾学派是广东学者陈澧与其弟子所形成的一个学术流派,具有全国影响力。本文讨论其全国学术影响力产生的一个侧面。清史《儒林传》对陈澧的记载是其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例证,情况较为复杂,学界了解不多。本文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档案,揭示清史《儒林传》中《陈澧传》的最初面貌的形成以及后续改写情形,展示陈澧在官方正史中学术形象的建立过程。     

寂寞玄亭下 穷年著作心——胡应麟的嗜书情结和治学成就

胡应麟是明代后期一位学者和诗论家。他一生酷爱藏书、读书 ,在科举仕进屡屡失意的情况下 ,把“立言”作为实现自己功业理想的方式 ;他依靠自己丰富的藏书 ,勤于治学 ,一生著作等身 ,取得了以诗学理论、图书辨伪为代表的多方面的治学成就。     

从“杂学旁搜”到“观于远近”

<正> 想起《红楼梦》里说过贾宝玉是“杂学旁搜”,我不由联想起我青少年时代,也很有点这种味道。“杂学”而又是“旁搜”,不免有一点读书零乱或者是缺少有目的地汲取和剔除知识的意味;然而从一个初初治学的人说来,不懂得治学方法,光从兴趣出发,乱翻乱看,齐头并进,主次不分,缓急不辨,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从“乱”到“不乱”,从无计划到有计划,有个千山万水的过程。回头一看时,对走过的弯路,就有清醒的认识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还比不走弯路或不大走弯路的人,更能从教训中获得教益。     

学术评奖的规则与学术批评的态度

“长江《读书》奖”评选活动开始时，我应邀成为推荐委员。有人（包括其他一些被邀当推荐委员的人）劝我不要参加此项活动，理由是从《读书》近几年的办刊方针看，不能指望做到公正、公平，不张扬一种立场和倾向，排斥不同的观点。我回答说，这种忧虑不无道理．但总不能由此而推彼，我们不能根据有可能发生但未发生的情况采取不合作态度。我参加了推荐工作，并影响了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参与此项活动。对于事前就有的种种疑虑，我内心认为：“不至于吧？” 我只是推委，不是评委。评选结果公布后，我惊讶得难于置信。以前的猜疑不但证实了…     

为学术而学术与人间情怀

陈平原先生在当今一代的学者中是出类拔萃的。参读余三定老师《博取杂用，守旧出新——陈平原治学述略》（载《云梦学刊》1994年第1期）及一些资料，觉得陈平原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离不开他的“人间情怀”。陈平原先生的学术追求、学术思路、治学方法、治学精神是学术界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这一代人认真学习、思考、借鉴。     

漫谈讀史

一读书、学习、思考我国古代的伟大学者孔子,是十分强调读书的。记载他的言论的《论语》,开卷头一句便是“学而时习之”。唐代的陆德明在《经典释文》里说:“以学为首者,明入必须学也。”宋代的朱熹在《尽心堂记》里说:“昔子路曰:‘有民入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而夫子恶之①。然则仕本于学,而学必读书,固孔门之遗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