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运用现代“革命”意义的历史探源——从康有为说起

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的现代"革命"知识侵入中国。近代国人在格义或运用现代"革命"意义时,总受缚于中西"革命"知识系谱的冲突。康有为围绕着"勤王"、反对"革命排满"、主张"立宪"的主题,积极或消极地运用现代"革命"意义,并使儒家革命不断地与现代"革命"知识系谱融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却失去了近代中国的"革命"领导权。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或立宪派)与革命派联手造成了儒家"革命"的"主体"、"内涵"、"道德标准"、"本质"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型,为推进近代中国特色的现代"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     

清末排满浪潮下汉族官僚与革命党关系述论

清末,革命党人宣传革命排满,汉族官僚对此并不认同。汉族官僚视革命党为逆党,革命党则骂汉族官僚是汉奸;汉族官僚欲以立宪扑灭革命,革命党要通过暗杀和起义来阻止立宪。但是双方都对满洲贵族的专权不满,这一共同点为以后二者的联合提供了可能。排满浪潮下深感自危的满族贵族一步步推行排汉政策,汉族官僚的离心力逐渐增强,汉族官僚与革命党的关系也由对立逐渐走向联合。     

陈范与《苏报》案

20世纪初 ,《苏报》主人陈范 ,在革命派的影响下 ,与立宪主义决裂 ,走上反清革命之路。《苏报》也高举革命之旗 ,成为革命团体的机关报。由于《苏报》主张“排满” ,放言革命 ,清廷恨之入骨 ,随同帝国主义勾结 ,制造了中国新闻史上一件巨案———《苏报》案     

排满与“化除满汉畛域”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一场群众性的排满运动与清政府提出的所谓“化除满汉畛域”之间的较量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人民的排满与清廷的“化除满汉畛域”是与民族问题有着密切关联而又超出民族问题范畴之外的一对矛盾,这构成了晚清社会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路径依赖及对策

由于缺乏整体的制度设计,各地积极探索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仍然停留在地方分割、低统筹层次上,制度＂碎片化＂趋势严重。＂碎片化＂社保制度存在种种弊端,这种＂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制度变迁显示出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克服原有制度路径依赖,我们必要进行制度创新,发挥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建立全国统筹的、全民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同时发挥政府财政配置作用。     

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博弈路径探源

社会主义沿着＂去市场＂——＂反市场＂——＂近市场＂的发展路径,衍生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空想社会主义内蕴了＂去市场＂的理论萌芽,马克思主义明晰了＂去市场＂理论的内涵,即社会主义＂废市场＂需要一定条件,某些条件尚需保留＂市场＂等观点。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去市场＂理论,选择了＂反市场＂的实践模式。以市场社会主义为代表的探索率先把＂市场＂引入社会主义,完善了＂近市场＂理论。＂近市场＂与＂去市场＂的实践博弈造就了＂市场＂主导的兼容模式。事实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兼容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路径抉择,我国＂社会主义＂与＂市场＂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渊源。     

通过解决资金要素问题解决“三农”问题

本文首先介绍了＂三农＂问题及问题的严重性,对目前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工业化、城市化、德国巴伐利亚试验、城乡一体化和股田制等方法进行了介绍和评价。提出了我国＂三农＂问题解决的路径是通过改革现行公共财政制度和农村金融制度,加大对农村和农民的投入,从而解决＂三农＂问题。     

总体镜下的中国模式

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式微,＂中国模式＂正日益兴起。当前,理论界热议中的＂中国模式＂尚处于一种能指的狂欢状态。从方法论上来看,分析还原论的方法堵塞了认知＂中国模式＂的道路,这种方法表征的是思维的初级阶段。打破目前僵局的唯一路径,就是要彻底变革思维方式,用马克思的方法——总体性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事物——＂中国模式＂,这种方法的基本运思理路是面向总体,维护总体与获得总体。惟此,＂中国模式＂方能走向澄明之境。     

中国“三农”问题：制度变迁与组织演替

制度是组织的＂内核＂,组织是制度的载体和行为角色,制度内核不同,其经济绩效不同;有效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和主体,而制度环境制约、影响组织的发育、成长和发展。基于上述制度与组织关系的视域构建一个＂三农＂问题分析框架,考察＂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组织演替的关系,发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挤压,涉农内生组织逐渐消亡、异化,外生组织入侵、占位,导致制度变迁主体缺失,组织演替丧失连续性和动力源泉;违反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导致涉农制度变迁滞后和非均衡;涉农制度变迁与组织演进在制度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中被＂锁定＂,失去良性循环和互动。结论指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制度变迁与组织演替的交互作用问题,其根源是制度变迁与组织演替关系异化,运行机制和内在动力遭到破坏,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组织创新的步伐。     

应用技术大学法律职业教育中“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之思考

应用技术大学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实现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保障。数量充足、专业化、高素质、专兼职相融合,是其建设的基本目标;扎紧入口,加强内引外联和制度建设,是其建设的基本路径;培养＂能思、能做、能讲、能说、能写＂的＂五能＂法律职业人才是其建设的基本目的。     

从“任珍案”看清初的“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政策

从“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的关系上来看,“任珍案”引发这场公案其实是清初政府内部满汉关系内部的调整。顺治强调“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政策,目的是重构一个包括满汉蒙诸族新的大一统。满人、汉人都必须使自己的本位民族认同服从于大清的国家认同,体现在内部权力结构上,汉臣以自己文化上的优越性提携满臣,满臣以自己政治上的优势性信任汉臣,最后达到满汉之间的和谐,并进而形成一种对清朝的国家认同。只是顺治借“任珍案”所要表达的这一初衷没有实现。     

元散曲“宫调”和“曲牌”的翻译

散曲是元代的韵文体裁,它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与唐诗、宋词一脉相承,而又有所变革和发展,吸收了俚歌俗谣、说唱、戏曲等的丰富养料,形成了独特的诗歌形式。本文旨在探索元散曲汉译英过程中＂宫调＂和＂曲牌＂的翻译方法,在强调二者在散曲中的重要性的同时,通过比较和分析,得出结论：在翻译＂宫调＂时,使用拼音即可;而在翻译＂曲牌＂时往往需要对其含义加以调查和研究,使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     

17世纪英国宪政革命的博弈分析

英国以议会制度为核心的独特的混合君主制在17世纪的形成,彰显出英国宪政革命浓厚的博弈色彩。从革命初期到“光荣革命”前的几十年中,先是国王对议会采取不合作策略;继而是革命阵营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互不妥协;再后是议会妥协过度,君主专制复辟,博弈过程总是以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而结束。最后在“光荣革命”中,国王、辉格党、托利党以及两党内部各派,对各方利益要求理性地加以综合权衡,并在关键时刻和问题上适时地作出必要而适度的让步,终于取得了理想的正和博弈效果,完成了建立现代宪政的历史伟业。这一过程启示我们,努力避免负和与零和博弈,争取实现正和博弈,是一条迅速取得立宪成功的便捷之道。     

利益与理念:宪政经济规范选择的正当性基础与启示

立宪意见的不一致既有可能源于立宪利益的不一致,也有可能源于立宪理念的不一致。如果规则选择上的分歧反映的是利益上的分歧,那么达成宪政同意显然就是一个妥协问题,但如果反映的是理念上的分歧,那么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显然涉及"真值判断"。布坎南与范伯格的这一深刻洞见对当下中国经济立宪具有重要启示,它不仅修正了我国长期以来对于宪政经济规范功用与目的的某些偏见,更为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宪政变革与完善指明了可能路径。     

《尚书》“革命”论的提出及其历史影响

从思想产生与历史发展来看,《周易.彖辞》中的＂汤武革命＂说实际上晚于《尚书》＂革命＂论,前者极有可能就是归纳或引用自后者。《尚书》＂革命＂论的基本内涵是：天子之位惟有德者居之,统治者如果＂失德甚重＂就会被得民心、顺＂天命＂者取代,其实质是一种民本道德主义。《尚书》＂革命＂论对中国的政治伦理、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制度创新——以“联众模式”为例

在现有制度约束下,＂联众模式＂是一种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诱致性制度创新,它推进了农村土地资源、社会资源、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满足了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实现了有关利益相关方的双赢。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创新是诱致性制度创新结果,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最终需走复合式制度变迁路径。     

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排满”口号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突出口号是“革命排满”,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个口号,至今仍然存在不同看法。“革命排满”口号的实质是什么?它的历史作用怎样?有必要进行探讨。本文试图就此问题提出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一、“革命排满”口号的实质是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封建政权。     

何干之“新的民主革命”思想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贡献

何干之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新的民主革命＂思想,阐释了中国革命分＂两着＂走的思路,并指明了革命的性质、领导者、动力、联合的对象等一系列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开阔了时人的革命视野,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起到了有益的探索作用。     

试论清末"黄帝子孙"称谓的勃兴

20世纪初年,由于时局的崩坏,革命派尊黄排满的需要,以及传统夷夏观的影响,"黄帝子孙"称谓勃兴.改良派所谓的"黄帝子孙"一般泛指包括满汉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革命派所谓的"黄帝子孙"则专指汉族人.经过改良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加之革命派工作重心的转移,"黄帝子孙"称谓的勃兴现象于1907年后消退,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终于结束.清末"黄帝子孙"称谓的勃兴,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的特殊现象,是革命派尊黄排满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黄帝子孙"称谓的一次短暂错位.虽然它促进了反清革命的胜利,但却冲淡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批判,不利于真正实现三民主义.     

跨越“卡夫丁峡谷”与现代理性制度建设──“承诺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通过对丰裕型制度积累和匮乏型制度创新两种制度成长模式的分析，指出了在我国匮乏型制度创新中精神文明的重要性及现代经济文化形态和理性制度的稀缺性，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重在现代理性制度的培育，并阐述了＂承诺制＂的现代理性特点及对转型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