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语言学流派研究之启示

西方语言学和中国语言学是两种不一样的传统,两者的历史又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还是对西方语言学的研究,实际上是语言学研究的两个方面.既要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也要汲取我国汉语界的语言研究成果,只有将中西语言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对复杂的语言现象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提出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略论中国法律语言史--兼与刘愫贞教授商榷

指出法律语言史是法律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并就中国法律语言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对“西方语言学热”的冷思考

我国外语界玄化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现象发人深思;我国外语教学理论与外语教学成果之间的失衡同样发人深思.西方语言学理论博大精深,但它的许多基本观点同样可以在中国古代哲学、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理论中找到.在关注西方语言学的同时,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自己传统文化中同样宝贵的东西.此外,语言学研究应该为语言教学服务,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     

"权利"的成长语境与概念流变

当代西方法学研究已经受到了哲学、人文科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的深刻影响,开始反思法律人使用的语言符号体系.本文站在这样的研究视角,认为"权利"是西方历史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在其词义流变与使用过程的背后,是西方人群在社会治理、行为调控和国家活动中的权力斗争历史.本文考察了西方人使用"权利"时的语言现象,认为西方早期的海商文化语境是形成这种语言现象的主要原因,并结合对"权利"词语史的梳理,探讨词语史背后所表现出来的西方人对权利问题思考的特定倾向.     

百年中国语言学的两度转型

李如龙在《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撰文认为,中国语言学的第一次转型始于 19 世纪末,从古代小说专注文献语言转向社会口语,开始关注语言规划和语文政策,开创了语法、语音史研究和方言调查。第二次转型从1978年至今,传统小学正经历现代科学化转变;注意语言系统各方面的关联,开创了词源学,历史和比较研究打通了南北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与共同语,推动了理论发展;从内部语言学拓展到外部语言学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相关学科。两次转型都得益于古典语文学传统和现代西方语言学的影响,而第二次转型时间短,规模更大,成果更多。百年中国语言学的两度转型…     

西方现代语言学与中国新诗研究

西方现代语言学关于语言的系统观念,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关于语言符号"能指"、"所指"的观念,关于语句"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理论观点,对中国新诗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引进西方现代语言学的观念,可以推动中国新诗史和新诗基础理论的研究.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研究汉语的历史很悠久,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是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早期出版的语言学史专著有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学史》和《中国训诂学史》,张世禄著的《中国音韵学史》等。建国后,岑麒祥著有《语言学史概要》,王力著有《中国语言学史》。《中国语文》杂志从1956年开始,先后发表了多篇“中国语言学史话”的文章。国内各种文科学报上,也零星发表了一些评价我国语言学家、语言学著作的文章。这些成果对中国语言学史的进一步研究、讨论,都是有价值的。     

西方语言学中的科学范式及其转换

基于西方学界关于语言学的重新定义和以19世纪初期为西方语言学学科历史起点的断言,西方语言学发展表现出渐趋明显的科学倾向,这一倾向可解释为科学范式。西方语言学(史)中存在三种科学范式:"‘科学(的)’语言学"、"语言科学"以及"语言学中的科学主义",代表了西方语言学由于所及问题和研究途径的不同而形成的学术流派。三种科学范式由前向后发生过范式转换,基本上是沿着语言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与演进路径序次发生的,即"‘科学(的)’语言学"范式支配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科学"范式贯穿结构语言学的演进历程,而"语言学中的科学主义"则凸显于生成语法。     

西方主流语言思想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通过回顾在西方语言学研究传统中先后出现的三种主导语言思想给语言学研究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指出人们对语言本质的探索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前进的，每种语言思想都促成了当时语言研究的辉煌，同时也暴露了其自身的问题，从而促使人们不断地展开新的研究。在中国语言学界建设“中国品牌”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尝试中，人们或许能从西方语言思想的演变中获得些许启示。     

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新突破

语言与文化的联系主要指语言决定文化.还是文化决定语言,语言对理解力和思维有何作用,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有何关系.国外较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是德国人类学家洪堡特,他在著名的论文《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绪言)中,首次提出了语言结构与人类精神的互相影响.在研究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同时,也探讨了文化语言学.30年代至50年代.国内许多语言学工作者也曾致力于这方面的探讨,如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大规模地调查了西南地区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从语词的涵义方面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运用现代语言学理沦,从整个文化发展的角度阐述音韵学习的演变.     

谈谈史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史学工作必须改革。但是,"历史学科现代化"的提法不太确切。史学工作的改革,是要求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以及怎样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史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这里。     

情感史: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

情感史研究旨在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参与者自身经历的事件,洞悉其情感表达,并解读他们情感体验背后的历史意义。作为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开展情感史研究能转换教育史学研究范式,推动教育史研究重心下移;践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价值;强化教育史鉴今功能,给教育情感以历史观照;顺应国际史学发展趋势,拓宽教育史学研究思路与方法等。开展情感史研究,应以学校和家庭教育情感史为主题,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神经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树立大教育史观,注重记忆、回忆录、自传、书信等史料的搜集,采用教育叙事和口述历史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经济史与社会史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中外经济史的研究都经过了一个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过程,傅衣凌先生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全力以赴的方向。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与社会史的结合。     

环境史学论要简

环境史学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以人类与环境的互动,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人类活动对原生态自然环境的影响等等为主要内容。生态文明史观是核心指导理论;其研究方法在承续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外,大量借助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其中,史实综合互证法、实地调查法、口述访谈法、计量统计法为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该学科扩大了史学的研究领域,在增加科学要素,强化史学的公共性等方面发挥作用巨大。     

设计史若干问题谈

30年来,设计史研究飞速发展,从内容到方法日渐充实,学科日渐成熟。但从内涵对象、任务作用等方面来看,设计史尚缺乏一个合理的学科内核。由此引发出一系列问题,既涉及到自身的,也涉及到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将设计史作为学科来建设的角度而言,仍有一些较突出的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历史叙事分析

革命历史记忆的建构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叙事的问题,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关于革命历史的叙事经历了一个从革命的现实反映到革命的历史化讲述,再到历史的革命化讲述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来建立革命历史的整体记忆。革命历史的外在时间谱系和内在逻辑结构的确立,成为革命历史叙事的关键。     

应用与实践--科学史研究的生存与发展

提出了一些加强科学史研究应用与实践的设想，并认为：科学史研究不仅需要从“内史”走向“外史”、“综合史”，也极有必要走向“史外”．     

西方医学社会史发展述论

医学社会史首先是在医学史内部孕育并诞生的,是医学史研究社会化的必然结果,其研究者也大多为医学史家而非专业的历史学家。而随着新史学的发展,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将疾病、医疗作为切入点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变迁。医学史和历史学之间融合的不断加强,使得医学社会史的理论体系和学科领域逐步完善起来。医学社会史开始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至今方兴未艾。     

“神话”、“历史”的联袂与分裂——以1902年为起点

1902年前后,国人从日本译介了为数不少的史学著作,对文明和历史的理解拓展到美术、哲学、法律、宗教、风俗等领域,神话学与历史学同源联袂而生。此时,神话一词并没经过太多的本土过滤和反思,没有可能去面对语力怪神现象,更没有机会去统摄中国本土的神圣叙事。此后,受西学范式影响,神话学与历史学分裂,遂成为被史学家排斥、被文学家接纳的民间文学内容。基于反思传统与反思现代的双向动力,当下亟需重新面对中国神话与历史,将之作为进入本土文化传统和文明基因的重要门径,以此引导对中国文化做追本溯源式的全盘理解,对中国历史叙事和现代神话学做批判性整合思考。     

科学史中“内史”与“外史”划分的消解——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立场看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在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上经历的一些变化和争论,大多涉及对“内史论”与“外史论”的界定、区分和评价。就此问题,国内学者多以“内史”为重,一些关注“外史”的学者也往往坚持内外史的综合。然而,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这种讨论的前提是坚持“内外史”的彼此对立存在,认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要求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进行社会学分析。由此科学观出发,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纯粹的科学“内史”不复存在,“内史”与“外史”的界限相应地也被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