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渐渐衰落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却仍然充满活力,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背景使然,它也呈现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的趋向。回顾这些年来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种种争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欧洲的"思想史?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思想与历史的差异,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政治、宗教、社会环境的差异,更涉及到的是,如果试图确立思想史研究的"中国性",必须思考这一思想史研究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中国现实的针对性,能否在对传统观念的梳理中回应当下中国的思想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亟待实现三大突破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亟待实现三大突破 :一是突破以 1 84 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西方—苏俄”话语模式 ,据实确认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已具有自己内发原生的近代性思想文化因素 ,以明清之际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 ;二是突破把近代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运动”相对应的话语模式 ,重新梳理近代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 ,如实反映思想精英引导政治精英的先导作用 ;三是突破单纯地“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话语模式 ,如实反映中国本土固有的近代性思想文化资源在思想演变中的作用 ,展示思想界多元互动的生动格局。     

“思想的无端骄傲”——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本文是对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新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的学术评论。文章认为 ,葛先生“重写”思想史的基本路子即以论带史、以今视昔、以文领义 ,而“基本路子只有一条 ,一分为三 ,乃是方便说法”。事实上 ,思想史领域本来就别有洞天 ,“葛先生自许的突破之处 ,不过是划地为牢 ,然后纵身一跃 ,作突破状而已。”文章还批评了《中国思想史》中存在的理路不清、用词不当的一些“大议论”。本文作者总结道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评论这本书 ,我将说 :“在这本号称‘思想史’的书里 ,我看不到历史上的思想和知识 ,我只看到现在一位中国人葛兆光的‘思想’”。     

什么是思想史事件?

本文提出不同于一般历史事件的"思想史事件"概念,并把思想史事件划分为造成思想史影响的事件与有思想价值的事件两个类型,焦点放在有思想价值的事件上.文章揭示,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有思想价值的事件的影响,主要通过故事重构与经典评注两种形式呈现出来,同时提出,对这种事件的反思在当代也采取观念的逻辑重构的方式.作者的努力,是为观念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哲学创作,勘测可供开掘的矿藏.     

论民国思想史的几个特点

近年来,随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民国史研究已渐成学术研究的热点,而民国思想史研究是民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民国思想史,我们不能不对民国思想史的特点有一些了解。一民国思想史具有思想斗争异常激烈和复杂的特点,这一特点是由民国政治史的特点决定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多种思想文化并存。1840年之前,中国的思想文化比较单一。1840年后,由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单一的思想文化的存在格局被打破,除原有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外,又相继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本国资本主义思想文化。20世纪初,随…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又一硕果

<正>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已经有了从古代到近代的比较系统的著作,而且还有了专题经济思想史和断代经济思想史。在各种专题经济思想史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异军突起,令人关注。因为原来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大多偏重于先秦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的经济思想,虽然已有人在向五四运动以后延伸,但尚未有系统的成果问世。在这种情况下,王毅武同志及其一批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何以走向世界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近代以来才有的学科,自梁启超创建这一学科时起,便决定了在近代语境下解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路向。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任务不仅仅是以中国的概念研究中国问题,而是要在现代语境下使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成为可以理解的知识,从而真正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遗产的一部分。在构建政治学的中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本土化"问题,而是要以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     

列文森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列文森是美国 2 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代表之一 ,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本文主要对列文森的两部学术代表作———《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和《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本 )进行剖析 ,并对列文森的研究特点作了考察 ,认为他浓厚的“犹太情结”对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有深刻影响 ;他的历史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历史相对主义倾向 ,他在阐述问题时喜欢用二分法 ,他有着强烈、深刻的问题意识。     

一本填补中国思想史空白的书——《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评议

在我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中,民主主义思想的研究显得特别薄弱,1900～1980年的《八十年来史学书目》未见这样的一本专著,其故值得深思。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同志近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填补了这方面的许多空白。 把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作为课题来研究是一棘手之事。其所以棘手,除了众所周知的现实政治因素以外,还在于它必须解决:研究些什么?怎样研究?搜集些什么资料?怎样形成     

“日本中华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历史影响——以山鹿素行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中华思想”是近世日本学界普遍存在的思想学说,其萌生和发展受中国“华夷思想”的影响,但展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以往研究对其理论内涵疏于讨论。山鹿素行的“日本中华思想”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批判和改造宋明儒学的基础上,建构起以“中庸思想”为核心的礼治主义华夷观,从发生论、实践论、目的论三个层面,为日本独占“中华”名号及其对外扩张的所谓“正义性”建构理论基础。当近代日本遭遇欧风美雨的强烈冲击时,山鹿素行“日本中华思想”被日本思想、政治、军事界“重新发现”,成为激发和建构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近代日本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与山鹿素行所谓“中华之武威”关系密切。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序

<正>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解放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已经有了从古代到近代的比较系统的著作,而且还有了专题经济思想史和断代经济思想史。在各种专题经济思想史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因为原来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大多偏重于先秦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的经济思想,虽然已有人在向五四运动以后延伸,但尚未有系统的成果问世。在这种情况下,以本书作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选择了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方向,而且已于1987年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自然特别令人瞩     

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相关之出土资料大量问世,"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一度频繁见诸报刊。这究竟是一个严肃的命题,还是一个供媒体使用的口号,应予以审视和评价。出土文献的确为改写中国思想史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性,但由于出土文献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出土文献研究的复杂性,使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文本整理和复原,不能轻易用出土文献来改写中国思想史。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研究方法有相通之处,不应轻易否定传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二重证据法"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没有多少可以指导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成分。对"二重证据法"的过度推崇,滋长了轻率、粗糙的学风,导致了研究方法的简单化。     

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及其东亚汉语教育史价值——兼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

在我国,关注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者还不多,从类别、体例、结构形式入手,考述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来源,可以有效说明其语体性质,特别是其在东亚汉语教育史上的价值.以东亚汉语课本编撰史研究价值、东亚汉语教学史研究价值,以及东亚汉语言文字史研究价值发掘为基本目标,对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术价值进行探讨,就汉语言文字史研究来说,意义重大,比如包括汉语语音史、汉语文字史、汉语词汇史等学术领域的意义.而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则凸显了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在东亚地域汉语史视野内所具有的较高学术地位,并说明研究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语言非常具有必要性.     

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思考

中国思想史并非是新学科,然而还不能算是发展得很成熟。这无疑与教条主义的长期束缚有关。近年来,有些学者关注这一学科,提出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本人认为,思想是应对时代挑战而产生的,能够对时代的课题有深入思考并提出应对的主张,仍只有思想家能够胜任。所以,思想史包括中国近代思想史,仍应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不过,应当探讨思想家的思想与大众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至于,研究方法应当借鉴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等方法,但研究社会科学最基本的方法仍不外是“充分地占有材料,并揭示这些材料的内在联系”。这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易。     

日本杨贵妃传说的流变及思想史考察

日本有相当多关于唐代杨贵妃东渡日本的传说。一些日人相信这些东渡日本的传说,而且还提供文献及遗迹作佐证。杨贵妃在日本是个千面佛,以日本神祇、观音、天仙、政治家、难民及女刺客等不同身份出现。日本的杨贵妃传说虽然流于荒诞,但背后有丰富的历史意义,有助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如何在日本被本地化。在日本流传的诸多杨贵妃传说中,热田神宫版最具创意及影响力,在日本思想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都很有意义。将杨贵妃当作是日本天神的化身,以保护日本是集中古以来流行的本地垂迹说及护国思想。这种思想将中国传入的东西本地化,将中国的东西挪用,变成日本自己的东西。日本中世以至近世热田神宫的杨贵妃传说令中国人眼中的红颜祸水摇身一变成为护国神明。日人崇拜杨贵妃并非因为她是中国人或是基于中国崇拜的心理,而是因为她是日本神祇的化身,所以与民族认同不但没有冲突,反而强化民族主义。     

超越“近代主义”对“日本主义”的图式——论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学

丸山真男是著名的日本政治思想史家。学界一般认为他有个从面向西方的"近代主义"者,到面向本土的"日本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而丸山一直认为思想史在本质上只能是问题史,强调研究者在尊重历史客观性的同时,必须突出自己的主体性,适应时代需要设定学术课题。他认为日本从战前到战后所面临的共同课题是思想的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问题。为了深入探讨妨碍日本人完成这一课题的深层的思想因素,他终于形成了其独特的关于日本思想史的一个整体性的解释理论,即"原型"/"古层"论。     

中国近代法制思想史的开篇——谈洪仁玕的法制思想

在中国近代法制思想发展史上,谁揭开了第一页?杨鸿烈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中说首推沈家本,迄后有不少学人也都以此为定论。其实这个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沈家本是晚清的大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奉上谕”研究欧美法律。他的所谓法律“新思想”,与洪仁玕相比,在时间上就晚了近半个世纪;若就内容的深度、广度而言,两者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与创新思维

<正>一、研究方式的转换：从思想史到观念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首创者是梁启超,迄今发展已届百年。我在本世纪初回顾这一学科发展状况时,以方法论为界标,认为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大体形成了三个流派：一是“新学历史学”流派,典型学者如梁启超、杨幼炯等。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典型学者如吕振羽、侯外庐等。三是现代政治学流派,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萧公权。不过从研究形式来看,研究者大体上都是围绕着思想家、思想著述、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定位

南开大学“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自去年成立以来,打通文、史、哲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期专栏我们组织了与该基地学术活动相关的七篇笔谈文章,作者都是对中国政治思想、宗教思想、文学思想、哲学思想和中国社会历史素有研究的知名专家,他们围绕思想与社会如何互动这样一个主题,进行跨学科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探讨。文章涉及的问题有阴阳组合的思维结构,政治权威对宗教信仰的抑制,中国传统学术的“跨学科”本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定位,文人心态研究的范式,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话语体系,“世界秩序观”与“中国意识”等。这种研究视野广阔而研究思路相近的学术交流,有利于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壁垒。我们以为,以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为基础,提倡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或许有助于新的学术增长点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