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视角转换及《红楼梦》的视域整合

《红楼梦》受到庄子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思想基础、结构框架、主题故事、行文方式等方面,还表现为对其叙述技巧一定程度的借鉴和综合,尤其明显的是《红楼梦》对《庄子》叙述视角的变化重叠有意的采纳和融汇。     

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王熙凤在《红楼梦》复杂的情节发展线索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在《红楼梦》的三重悲剧:宝、黛、钗的爱情与婚姻悲剧,众女儿的悲剧,贾府衰亡的悲剧中,王熙凤都是一个起着关联作用的核心人物。研究王熙凤在《红楼梦》艺术结构中的作用,不仅能使我们看到《红楼梦》结构的复杂性和曹雪芹的艺术创新,而且能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这部伟大作品的深刻主题。     

对《红楼梦》主题的再思考

由于多种原因,百年红学未能将《红楼梦》从文本意义上进行深入的读解,致使红学研究或偏于考证曹雪芹的家世,或对《红楼梦》中的事件和人物进行“猜谜”式的解读,或直接将作品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等同起来等等。本文拟在总结《红楼梦》主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给《红楼梦》主题以文本本位的复归。     

叙述学的贫困——论作为中国复调小说的《红楼梦》

本文通过对《红楼梦》的重新分析,认为:从叙述学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不能切中《红楼梦》高超艺术形式的要害,而只能得出一些失之肤浅、似是而非、前后矛盾的结论。本文在后半部分着力论证了《红楼梦》中的复调叙述方法,初步提出了《红楼梦》是一部复调小说的新观点。     

《红楼梦》意象化的叙事者

"石头"充当叙事者成为意象化的叙事者,这是《红楼梦》独特的叙事特点。从"以象含事"展开主题意旨、"以象写事"建构人物形象、"以象运事"推动叙述层次转换等方面,石头意象发挥了独特的叙事功能,从而使得《红楼梦》叙事具有了诗化叙事的形式意义。     

平中求变 变中出新——《红楼梦》中存现句赏析

《红楼梦》是一部集叙述与描写于一身的作品,和存现句的话语特点十分切合,因而《红楼梦》中的存现句俯拾皆是,但存现句的使用并不是单一、平板的,而是穷尽变化之能事：结构之变、语义之变、语用之变,以求在平实中求变化,变化中出新意,彰显了《红楼梦》作为经久不衰之经典名著的语言艺术魅力。     

20世纪《红楼梦》艺术研究概述

2 0世纪 ,红学家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的各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和总结。鲁迅先生是对《红楼梦》思想艺术作出准确评价的第一人。《红楼梦》在悲剧结局、爱情模式、语言运用、塑造人物和叙述方式等方面的突破 ,充分表现了它在艺术上的独创性。《红楼梦》的艺术风格、高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成就、独特的艺术结构和美学研究吸引了众多学者研究的目光。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死亡叙述之比较

死亡叙述,是《金瓶梅》与《红楼梦》文本叙述中的主体内容之一。由于两部作品在死亡场景描写、死亡意象设置,以及死亡的叙述功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对死亡的叙述中,《金瓶梅》传达出的是"善恶有报"的道德劝戒,而《红楼梦》在体现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倾向的同时,也把我们引向了对生存的悲剧性的体验。     

论《红楼梦》对传统叙事结构的突破

《红楼梦》对小说传统写法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叙事结构上。主题的复合性使得《红楼梦》在叙事整体结构切分上具有多层次的特点。从宏观建构考察,《红楼梦》采用了单线贯穿、多线并进的叙事方式;从微观结构上看,《红楼梦》在情节组织上具有"生态性"的特点,体现出向传统美学回归的迹象。     

试析《红楼梦》中主题句的翻译

汉语是主题突出语言,主题句占有很大比重,而英语是主语突出语言,句子的基本结构是＂主语—谓语＂,汉英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作好主题句和主谓句之间的转换。《红楼梦》中的主题句层出不穷,怎样翻译好这些主题句,杨译本《红楼梦》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范例。杨译本中主要采用了直译、意译、增译和减译等译法,对于翻译汉语主题句具有指导作用。研究汉语主题句的英译对于汉英翻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兼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界一直关心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其意义和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文学研究应该注重理论创新,大胆地回答"文学是什么",以推动文学思想的发展;文学史研究则应该讲求实事求是,小心地考察"什么是文学",以描述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20世纪有关研究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许多启发.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都多少有些模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多少采用了一些本该主要由对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而文学史研究又多了一些主观的成见.如果我们能够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适当做一些分理,鼓励文学研究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止于阐释前贤,同时也鼓励文学史家更多地尊重古人,而不要强迫古人服从自己,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面貌也许会有新的改观.     

“旅途状态”与文学创作

"旅途状态"对文学作品的孕育和诞生具有较直接的催化作用.通过对"旅途状态"与文学创作相联系的内在动因分析,从中可以探讨文学创作活动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丰富文学创作以及作品分析的手段.     

重构“革命经典”：从复杂到“纯粹”——以歌剧《白毛女》和舞剧《白毛女》为例

延安文艺界所开创的文艺创作方向作为建国后的文艺主潮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在这一长达近四十年的文艺实践过程中,左翼文艺界为了在文学艺术中创造一个“绝对无我”之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化战略目标,追求一种“绝对的纯粹”。从20世纪40年代的歌剧《白毛女》到60年代的舞剧《白毛女》,就很好地反映了革命激进文学派别的这种乌托邦冲动,即以“净化”的方式修改一些“具有一定思想基础”,但又有可能模糊政治伦理观念的“复杂性”作品,展开对自我、阶级本质等想象,以建立一个全新的文艺形态。     

文化与诗学的互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辨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殊名异义、学理维度有别的文艺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对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包括各种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研究,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研究,也可以是泛文化研究;而“文化诗学”是基于“诗学”审美品格的学科前提基础上而言的,是一种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互涵互构的研究,并且其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诗意审美维度的文化。“文化诗学”包含两个研究向度：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即应该研究文本中的文化,重视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涵互构关系,激活传统;二是文化的文学性研究,即应该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当下日常生活中各种鲜活的具有文学性的艺术形态,关注现实。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试论"清"作为文学理论概念在《文心雕龙》中的确立

"清"在<文心雕龙>中被大量引用.它既是文学构成性的概念,又是文学审美性的概念,这种交叉使"清"作为文学理论概念在<文心雕龙>中得以首次确立.这种确立与"清"所表征的审美趣味、美学理想和玄风荡拂的六朝思想文化以及刘勰原道宗经的传统儒家文化精神密切相关.     

《文学台湾》：寻找“遗失”的记忆

《文学台湾》从“文学叙事”和“理论想象”两方面描述了台湾文学的基本概貌、发展轨迹,填补了台湾文学研究的某些空白,还通过塑造“文学台湾”的形象对台湾问题进行文学审视。为此,作者打造了一个由还原的记忆世界、感性的理解世界和理论的想象世界构成的“三重世界”。它们在从知觉形象、感性形象和“抽象形式”上丰富着“文学台湾”形象内涵的同时,也使得《文学台湾》对台湾问题的文学审视具有文艺学、社会学的意义和思想史的价值。     

释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

胡适的文学思想对中国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起了开路和奠基的作用,其据以立论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科学进化主义以及中西文化、文学史比较研究的方法--由此奠定了他的文学观的第一块理论基石"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他描述的"文学进化"的规律是语言形式的进化;不同民族文化、文学间的交流碰撞,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胡适与"重质轻文"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反,更强调语言的变革对于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观点极具实践价值.胡适文学思想的局限性是过分讲究"实用"而理论含量不足;过分强调向西方文学学习,而对本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具体性和丰富性的认识不足.     

"文学数理批评"论纲--以"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为中心的思考

所谓"文学数理批评",是指从"数理"角度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东西方古现代学者都有关于文学数理批评的实质性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包括"作品命意批评"、"编撰体式批评"、"框架结构批评"等八个方面。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古人把握、表现或再现世界与艺术接受的方式与特点,并注意借鉴吸纳现代哲学与文学研究各种有益的经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全部)文学数理批评的理论。     

走出“主观性”的迷雾——论对文学史的原生态把握与追求

真实的文学史依赖文学史家们对文学史存留物的理解来复现,所以,文学史便获得了第二重存在,即文学史实践.后人对文学史的种种诠释与复现的努力,必然表达着文学史家们的种种理解,在这种种"理解"之中,便形成了对文学史的"主观性"追求与原生态把握之间的矛盾.在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史实践中所出现的对主观性过分张扬的倾向必然会丧失文学史的"史"的特性,同时也丧失文学史的"文学"性,从而陷入"主观性"的泥淖.如何走出"主观性"的迷雾,我认为关键是应坚持对文学史原生态的把握与追求.因为文学史实践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