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制度探析

告知义务制度是保险法中一项非常具有特色的制度。目前学者们对告知义务制度的理论依据看法各异,其中危险估计说具有更大的普适性,遂成为通说。告知义务人、告知的形式、告知时间、告知的内容共同组成告知义务的制度架构。在告知义务人主观心理状态不同的情况下,违反告知义务将产生两种不同的的法律后果。     

论缔约过程中的告知制度

告知制度是平衡义务人、相对人信息利益的重要的法律手段。本文着重从经济学、法学的角度分析了告知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 ,并试图剖析告知的制度体系 ,包括告知的主体、告知的内容、告知的方式及不告知的法律责任等     

论我国行政处罚法中的听证制度

1996年,<行政处罚法>的审议通过无疑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步骤.其中,对于听证程序的确定更是开创了我国行政听证的先河.然而随着听证经验的积累.其所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本文根据行政听证的理论,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性的解决办法:立足于本国现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力争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听证制度.     

论完善我国行政处罚法中的听证制度

1996年我国颁布的《行政处罚法》第一次确定了听证制度,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对规制公共权力和实现行政法制化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听证制度所存在的缺陷也不断的显现,本文针对文章中提出的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以完善我国行政处罚法听证制度,促进我国行政的民主化。     

论我国保险法上的如实告知义务

如实告知义务是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保险法对如实告知义务的时间期限、事项界限及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本文拟结合国际上的通常做法 ,在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履行方式 ,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构成要件、法律后果等四个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     

论被告人知情权制度构建——兼论刑事案件法律释明告知制度的创新与完善

刑事被告人知情权是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基础权利,直接影响着被告人应有权利的保障程度。我国法律与司法解释对刑事被告人知情权保护都有一些具体规定,但缺乏明确的直接性的规定,且时间滞后、内容范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模糊性,直接影响到被告人知情权的真正实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探索建立的法律释明告知制度在保障被告人知情权方面有着诸多创新,通过法律释明告知制度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入探索,有望构建出完整的被告人知情权制度。     

论行政处罚的归责原则

行政处罚归责原则法学界存在四种不同的观点.主观归责原则存在其合理性,已渐成学界主流.我国行政处罚归责制度存在缺陷,应进一步完善.     

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完善

在权利与权力冲突激烈的刑事诉讼场域,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实行权利告知,是司法民主和正义的底线.只有间接而没有直接的法律明文权利告知规定,是我国立法关于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设定之最大不足.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制度,是程序正义和"人性恶"预设等理论以及财产权保障的必然要求.明确规定告知内容、告知时间、告知方式、不告知的法律后果以及对告知权之救济,是我国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完善之必然路径.     

试论行政处罚制度的特点

本文根据《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精神及《行政处罚法》实施近年来的实践经验,具体论述了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特点,从两个层面分析阐释了行政处罚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及应注意的问题。一是明确了行政处罚的性质,二是确定了行政处罚的原则。本文在论述行政处罚制度的特点时,注意将行政处罚的立法特点与当今社会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探讨,为领会和实施我国的《行政处罚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行政处罚探析

由于法律对行政处罚没有明确的定义,理论界对行政处罚涵义的理解各不相同。认识上的不一致已影响到立法和执法的进程,因此,有必要对行政处罚的主体、对象等构成要素作进一步的探讨,对行政处罚与相关概念的关系作进一步深入的辨析,以对行政处罚的涵义有清楚的认识。     

医疗器械行政处罚裁量权研究

当前医疗器械处罚自由裁量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自由裁量权法律设置上的,有执法主体方面的,有自由裁量内外部环境方面的.针对上述问题,需要从抽象和具体两个方面着手加强医疗器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建设.所谓抽象,就是要就加强医疗器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建设设立总的原则和方向.所谓具体,就是要从具体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医疗器械行政处罚主体建设、行政执法环境建设等方面着手.     

行政处罚的有责性研究

行政处罚的有责性问题(即被处罚人的主观心态是否以故意或过失为必要),是行政处罚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问题世界各国的学理见解及制度规定均未形成统一认识,但是,其发展的趋势随着现代民主法治思想的发展是倾向于行政处罚应以有责性为要件的。我国《行政处罚法》虽然没有对行政处罚的有责性作出系统性的规定,但是,对违法者的责任能力、行为能力及主观要件都作了规定。文章试图从刑法相关理论入手,比较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学理及制度,结合我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对行政处罚领域的有责性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并尝试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处罚有责性制度的初步设想。     

秦汉行政惩罚机制

秦汉行政法不仅规定了行政工作的职责和行政规范,对行政违法和失职的犯罪行为也有明确的规定,从犯罪形式上讲有赃罪、诈伪罪、擅为罪、稽缓罪、失职罪、失误罪等行为,从犯罪的内容上讲,涉及政治犯罪、职官犯罪、财政经济犯罪、司法审判犯罪、边防与军事犯罪、社会治安犯罪等行政工作内容的方方面面的行为。根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规定了谇、笞等教诫刑,赀、罚金、赔偿、赎等财产刑,夺爵、夺劳、负算、免职、废职等权力刑,黥、劓、斩左止、斩右止、腐、耐、髡等耻辱刑,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候、迁等劳役刑,磔、腰斩、弃市、枭首等死刑,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交互为用,把行政惩罚与权力、责任和利益统一起来。依法规定了告劾、案验、鞫讯、判决、执行等行政惩罚的程序,对检举揭发的行政犯罪行为进行认真核实,判决做到过罚相当。秦汉行政惩罚机制对行政违法失职者起到了惩戒、预防、教育的作用,增强了官吏责任感,维护了公共利益,保障了人民权益,使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常有序进行。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制度的立法思考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作为来源于行政执法实践的一项制度创新,试点以来,理论界、实务界的许多专家都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目前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法制状况主要集中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层面,由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造成与有关单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实施主体的法律冲突及实践层面中的诸多困惑。解决以上问题必须改变各自为政和分散立法的弊端,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进行统一立法。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在林业行政处罚中的实践与完善

行政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自我约束的内部规则,能够有效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将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引入林业行政处罚,有助于统一林业行政处罚的裁量尺度,提高林业行政执法水平。近年来制定林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地方实践,为我国林业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由于制定主体过多、设定标准随意等原因,导致各地裁量基准在涵盖范围、类型划分、违法事实格次、处罚幅度标准、基本原则表述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应当明确区分裁量基准适用规则和具体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制定全国的林业行政裁量基准适用规则,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设定标准,然后由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据此制定具体的地方裁量基准,以完善我国的林业行政裁量基准制度。     

刑法规范中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在刑事法律规范中是某些行为犯罪构成和量刑的要素,决定犯罪的成立与否,影响刑罚的适用。行政处罚作为构成犯罪的要素时,构成犯罪的行为应当与之前所受行政处罚的行为属于同一性质;时效期内的行政处罚才能作为刑法的评价事实。对未经行政处罚的数额累计计算的,累计的对象应当限于同一主体的同一性质的行为所涉及的数额;多次行为均未达到定罪的罪量标准的,不应予以累计。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竞合时采用“并行适用”规则,与刑事制裁相同方式的行政处罚折抵刑事处罚,但侵越刑事权的行政处罚对刑事处罚没有拘束力。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之可行性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通过加强协调工作,确实解决了大量的行政争议,有效地缓解了官民矛盾;另一方面,我国行政案件撤诉率常年居高不下。这些都促使我们反思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的规定是否科学．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在我国,不论从传统文化还是现行法律体制环境上都可以找到适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土壤。     

论我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合法性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我国的一项制度创新,但是这一创新存在着是否合法的问题。从我国的试点城市看,这种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在权力来源、权力行使主体和权力范围等方面与法律存在冲突。为此,在制度创新的同时,我们需要制定配套措施,解决合法性问题,以实现我国法制的统一性。     

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从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现实意义入手,发现目前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对此为避免＂花钱买命＂引发司法不公的弊端,提出以下具体构想：合理限制案件的范围、严格限定案件适用条件、规范操作方式、明确检察院的监督职能,以此来实现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