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和《西域行程记》

陈诚是我国明代卓越的旅行家、外交家,他虽是“草莽一书生”,却先后五次攀雪山,越葱岭,渡湍流,过荒漠,奉诏出使西域,行程数万里。他不仅开拓了明代中西陆路交通的新局面,而且根据其西域的亲历目睹,撰写了《西域志》二卷,这是有明一代有关中亚历史地理的唯一著作。其《西域志》上卷为《西域行程记》,下卷为《西域藩国志》,通称《西域行程记》。拙文拟就陈诚出使西域的行程及其著述的价值试作论析。一 陈诚,字子鲁,约生于１３６５年,江西吉水县人,洪武甲戌进士,授行人。诏往北平求贤,山东蠲租,安南谕夷,皆不辱命,曾升翰…     

宋应星哲学思想研究

<正> 宋应星是明代末年著名的科学家,他的不朽著作《天工开物》早为世界科技界所推崇。同时,他不仅深入研究各种自然现象和生产过程,而且十分重视从哲学上进行概括和总结。他在《天工开物》的基础上写出的《论气》、《谈天》等著作,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光辉,无论在自然科学史或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些探索,以求教于学术界先进。     

论《日本国志》的经济思想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作中,有一部系统地研究和全面地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著作,它就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该书分十二类: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共四十卷,五十万言。其中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就有《食货志》六卷,其次如《职官志》、《物产志》、《工艺志》皆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经济问题,表现出黄遵宪对国家     

我国近世介绍世界各国概况的最早著作——《海录》

人们常常把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和魏源根据林则徐的材料编写的《海国图志》说成是我国近世最早介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情况的专门著作。如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林则徐就“积累材料,编成《四洲志》草稿,叙述各国历史、疆域、政治等情况。(他的友人魏源根据《四洲志》编《海国图志》,道光     

唐勤州考

唐朝的勤州在今广东省阳春县北半境,勒州城和勒州所领铜陵富林二县城址,《读史方舆纪要》、《清嘉庆一统志》以及《广东省志》、《阳春县志》之说多属误解。本文根据原始文献资料论证勤州城及其附郭铜陵县应在漠阳江西勒州水的中段大湾曲处,富林县城在漠阳江东,地名云霖。今云浮县西南地名富霖只是明朝的千户所城,非富林县故城。其他《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补梁疆域志》、《补陈疆域志》有关勤州记载上的错误也随处给予订正。     

王廷相著作考

王廷相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今河南省兰考县)人,生于明成化十年(公元一四七四年),卒于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一五四四年)。他是明代中期一位卓越的社会改革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 王廷相的主要著作,经编辑为《王氏家藏集》和《王浚川所著书》。他的著作在中国哲学史上和文学史上,都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要研究王廷相的思想,恢复他的历史地位,必须从整理他的著作入手。因此对王廷相的著作作一考证,是有意义的。     

古今临洮不一样

裴慎之在《马衔山和崆峒山》一文(见甘肃日报》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五日第四版)中写道:“吴镇所谓‘崆峒有五’:一在河南临汝县(《庄子、注》)。一在江西赣县(《江西省志》)。一在甘肃高台县(《隋书、地理志》)。一在岷州溢乐县(《唐书,地理志》)。一在岷州高平县(《雍州志》)。一在临洮(《隋书、地理志)。上述岷州崆峒即临洮崆峒。隋朝设临洮郡,唐代改为岷州,溢乐为临洮旧名(《地名大辞典》)     

从《文心雕龙》的创作看刘勰对儒家思想的接受——读《序志》篇的几点启示

刘勰《文心雕龙》是一部论述文章写作与文章批评的著作,无论创作动机还是写作内容以及论文依据都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序志》篇是全书的序言,全面阐述了刘勰关于《文心雕龙》写作动机、理念的思考,有助于我们了解儒家思想对刘勰的影响。从《序志》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写作动机来源于儒家的立言理想,他的论文途径来自对孔子的学习以及对儒家经典的尊崇,他论文的依据乃至篇章结构的设计,均是以儒家经典著作与人文理念为标准的。     

明坊州即海龙古城

明代史籍中所见坊州是开原东陆路首站。《辽东志》卷十载:“开原东陆路,坊州、奚官、纳丹府城、费儿忽、费出、南京、随州县、海洋、秃鲁、散三……。”坊州是满族祖居之地,即明初建州卫所在地。据徐中舒考证:从阿哈出迁凤州(即坊州),中经释     

一部研究宁夏史地的力作──评吴忠礼《宁夏志笺证》

吴忠礼所著《宁夏志笺证》（以下简称《笺证》），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著作在整理旧方志，即明朱海编撰的《（宣德）宁夏志》时，不仅进行了一般的标点、注解，还把作者对宁夏史地研究的成果，通过笺证这部志书，反映了出来。所以，可以说这是一部研究宁夏史地的力作。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筹证》对这部志书的作者、编撰时间、重刊者的身份等，进行了考证，纠正了过去着录上的一些讹误。朱海编撰的这部《宁夏志》，是宁夏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部方志，其价值自不待言。但因此志在明代后期即告失传，永斋万历年间的…     

筠州的得名及其读音

我国的地名,有许多是根据当地的特产名称而命名的。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江西道都督鲍安仁奏改米州为筠州,是因为当地产一种筠篁(又名瑞竹)而得名。米州更名为筠州,其行政区划级别相同,所隶属地区、治所不变。辖境相当今江西高安、宜丰、上高、万载、清江五县地,治所在今高安。 关于筠州的得名由来,《瑞州府志》、《高安县志》均有记载。 明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编修的《瑞州府志》“地理志”中载:“筠州,唐郡名,武德七年因产瑞竹,改筠州,号筠阳。”     

文学批评学科意识的学术史考察——以目录为对象

中国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趋于自觉,文学批评的繁荣是具有代表性的标志之一。但学术界对文学批评这门学科的认识却相对滞后,从历代公私目录对文学批评著作的归类、命名和提要可以看出这一情况。《隋书·经籍志》将六朝文学批评专著散入诗文总集之中;《崇文总目》意识到文学批评学科独立的学术品质,把此前相关著作收为一类,却命名为“文史类”。宋代诗话体兼说部,导致《郡斋读书志》的“误排”;《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回归到《崇文》的体例上。从郑樵《通志·艺文略》才开始较为合理的处理文学批评学科,直到明代《澹生堂藏书目》,学术史家方为文学批评这一学科给予合理的地位和科学的命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古代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历史做出了简明理论总结。     

葛寅亮与《金陵梵刹志》

葛寅亮是明朝后期的著名官员、学者。他廉能正直,兴利除弊,抵抗外国入侵,反抗清朝残暴的民族征服;依归王守仁心学,强调"悟",讲学授徒,修建书院、学校,提倡教育;亲近佛教、道教,乐善好施,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其著作《金陵梵刹志》对研究明史、明代佛教史等具有较高价值。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谬误举要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是一部专门研究十六国地理的著作，但该作谬误甚多。本文分误入境外郡县、州郡县统属错误、部分郡县失载、同一地前后重出、引证史料错误和史料所系郡县错误等方面举例述其谬误所在，以便于更好地参考利用此书。十六国疆域研究的难度较大和洪亮吉对史料缺乏考辨，是《十六国疆域志》中舛误甚多的主要原因。     

流寓文学:明代宁夏流寓群体生存空间转换的文化结晶——以明代《宁夏志》、《嘉靖宁夏新志》、《万历宁夏志》为例

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群的流动形成了流寓文学,尤其是文人谪戍与文人官员异地为官。流寓文学是地域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梳理明代《宁夏志》、《嘉靖宁夏新志》、《嘉靖固原州志》、《万历宁夏志》关于流寓文学的记载,可理清明代宁夏流寓文化的类型有宗室群体、与宗室相关联的朝廷高层文化人、谪戍群体、从事管理的各类文化人群等,他们上自"朝使",下至入幕文人。《嘉靖宁夏新志》里已专门罗列了"流寓"一类,明确记载了谪戍宁夏有代表性的文化人及其谪戍的原因。流寓人群与地方文化生成关系密切:一是移民生成地域文化,二是流寓人群带来地域文化之繁荣,三是留下了延生的文化根脉,四是体现了特殊的时代性,五是流寓人群直接彰显地域文化的特殊性,深层影响着地域历史与人群的文化成因。     

云岚山上汪王墓

汪姓在徽州是一个大姓显姓,早在明代《新安名族志》、《新安大族志》就记载微州“十姓九汪”。由此蔓延全国,便出现了如胡适说的,在外地只要碰上姓汪的人,一打听大多是徽州人,或是源出于徽州。歙县有座云岚山,山上所葬者汪华,人称汪王、越国公、汪公大帝,都说徽州汪姓是他的后裔。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云岚山的汪王墓己具有超出了一般墓园的价值,从“两个效益”来考虑,它应是一处深深打上了徽州文化印记极富开发前途的旅游景点。     

德国汉学家傅吾康

去年曾来我国访问的西德汉学家傅吾康教授(Wolf-gang Franke)是德国现代中国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先对中国历史进行马克思主义评论的汉学家。几十年来,他写了上百种有关中国的著作,为增进德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做出了贡献。傅吾康继承其父福兰阁(Otto Franke)的学术传统,专攻明史,成为国际汉学界的明史权威。所著《明代史籍汇考》旁征博引,是各国汉学家研究明代史的重要参     

《人物志》初探

三国时,魏刘邵著《人物志》是我国古代人才学的重要著作。这部书没有通过臧否人物去评论社会政治,而是从哲学、心理学的角度谈论如何正确识鉴人才,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人才学著作。 (一) 刘邵在荀彧门下为计吏时,反对以日蚀等怪异现象解释朝会问题(《三国志·魏志·刘邵传》),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他识鉴人物即以古代“形具而神生”的唯物主义形神观点作为根据。他     

明代广西的土地问题

土地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经济基础,也是千百万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研究封建社会的历史就得研究土地问题。然而,人们对广西历史上的土地问题至今还很少研究。本文试就明代广西的土地问题,作初步探讨。明代广西的田地,从所有制来说有官田、民田两大类。据嘉靖年间方瑜《南宁府志》(卷三)载,当时南宁府属各州、县的     

一册不可多得的“杂志”——《长溪琐语》评述

《长溪琐语》撰辑者谢肇淛,字在杭,本省长乐人,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进士,官至广西右布政使,政绩颇著.他是为明代著名藏书家,富藏书,亦“好读书,于学无所不窥”.“为学不尚空谈,而取诸目验,所以有创见独到之处”.长于文学,诗文集有《文海披沙》、《小草斋集》等.笔记特造孤诣,尤为精到,代表作《五杂俎》,内容广泛、材料丰富,谨慎且有识见,是记述各地“天、地、人、物、事”五种内容的“杂俎”,“谈明代社会风俗的书籍”当“首推”此书谢肇淛的地方志著述甚丰:《太姥山志》,《鼓山志》、《支提寺志》、《方广岩志》等是颇有特色的山水志;《北河记略》是相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