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健全逻辑：要素协同与数字治理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颠覆性技术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新型文化消费模式、新型文化业态不断涌现,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发生巨大变革,形成了基于多要素联动的战略目标和多向度、基本结构集成化、运行逻辑智能化的逻辑架构。“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健全逻辑亟须数字治理要素的协同,其中科技创新要素是原生性助推器,可提升数字治理精度;数据资源要素是核心战略资源,可提升数字治理质效;内容创新要素是产业核心,可框定数字治理价值基准;文化人才要素是创新源泉,可释放数字治理动能;渠道创新要素是联动支撑,可拓展数字治理空间。五大核心要素的协同联动构成了智能有序的治理结构,是实现数字治理善治的保障,特别是要实现“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跃升目标,亟须现代治理能力的提升,即实现多元数字治理主体双向触达,数字治理资源精准配置,数字治理制度精准供给以及治理过程靶向施策。     

“史·著·论”视域下党史教育融入高校“原理”课的逻辑理路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最鲜活、最生动的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铸魂育人的最好营养剂。在“史·著·论”视域下,党史教育和高校“原理”课在教育目标、内容以及载体层面具有互通性、契合性和一致性。将百年光辉党史融入高校“原理”课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党史观的迫切需要,是提升“原理”课教学成效的有效举措,是培育民族复兴时代新人的必然选择,既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站稳政治立场、坚定政治信仰和强化政治担当,又有利于推动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坚定文化自信,也有利于从思想和行动层面为民族复兴事业培育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基于此,高校要从理论性和实践性教学优化融合型育人课堂,从物质、精神和行为多层面形成融合型育人文化氛围,从学校、社会和家庭多方面发挥融合型育人主体的作用,从内容、形式和方法多维度打造融合型育人模式,推进党史教育有机融入高校“原理”课。     

知识性科学教育与人文性价值教育——推进“三生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云南省提出并大力推进的"三生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文的、德性的、价值的教育,与知识性科学教育有本质的不同,二者应该携手并进,相互融合,让我们的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三生教育"的全面实施也将有可能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性之教育智慧与教育模式而贡献给全人类,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增进全人类的福祉。     

论列宁的“教育——文化”发展观及其当代启示

国家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当前各国的竞争主要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这就需要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文章从发展"教育—文化"的必然性和现实性等方面对列宁"教育—文化"发展思想进行了全面阐述。今天研究与继承列宁这一宝贵思想遗产,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发展事业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论商鞅、韩非的国家思想及“法”理念——兼论商、韩法家理论的结构性缺陷

秦帝国政府权能迅速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应溯源于商鞅、韩非的国家思想与"法"理论。由于商、韩倡导的君主专制的国家本位理念的结构性缺失与偏倚,构成其国家政治目标的功利性与狭隘性,国、民在利益与价值观上深刻的对立性,"法""术"共生下的阴暗性,思想文化上的专制性,以及由这些特点所导致的"胜民"、"制民"、"弱民"的治国理念,法律上的工具主义倾向与刑治精神,思想上的抑制多元文化与道德贬黜倾向,经济上的国家极端干预思想。这些思想既对加强秦国社会的控制与整合,一统天下起到重要作用;又形成秦帝国统治思想中的系统性、结构性缺失,隐藏着使秦国家崩溃的潜在的功能性缺陷。     

教育公平:符号、工业化、“拟真”与乌托邦——一个“生存论教育公平观”的哲学批判框架

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中心主题,其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但目前,学界和政界普遍将教育公平仅仅当作促进社会稳定、维护法制规约、推进教育发展与保证民主权利的工具治理层面,而没有将教育公平看作是与人生存相同一的哲学价值层面,没有把教育公平深入理解为是与构建现代性生存——平等交往关系相一致的超越现代性异化的文化拯救途径,从而不自觉地陷入到了被勾勒抑或被幻觉的教育公平前见式框架之中,陷入到了与符号一致的教育公平改革的快餐消费之中,陷入到了被资本和信息包围下的工业化与符码"拟真"化的教育公平虚幻构境之中,如何拯救被蒙蔽的教育公平?在后形而上学式的教育乌托邦理想中建构起"生存论教育公平观"或许是教育公平摆脱彩绘化和狭义化理解的根本,而这自然离不开动态的理论追问和持续的哲学批判。     

假设连词“節”、“即”使用情况研究——兼考《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的成书时代

虽然“节”和“即”可以相互通假,但它们之间的通假只发生在实词层面;在虚词层面,它们存在着不同。居延汉简假设连词只用“即”,不用“节”。假设连词记作“节”是秦国方言的特点,而“即”是六国方言中使用的字。汉以后的文献中书写简单的“即”取代了“节”。     

记忆、历史与“向死而生”——论《终结的感觉》的死亡叙事

朱利安·巴恩斯的近作《终结的感觉》讲述了主人公托尼围绕好友艾德里安的自杀对人生展开的回顾,借“死”来审视“生”.这部作品是一部通过还原个人记忆和修正私人历史而建构出的死亡叙事,凸显了死亡对个体生命的积极意义,透射出巴恩斯“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哲思.     

“偏离”假设视角下中国政府的体制机制创新——兼论政府职责体系的优化

政府创新是政府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相较于从制度变迁理论的新旧体制转换视角对政府创新做出的经典解释,政府过程理论的“偏离”假设,为从政府在现实与法理的“摆动”中寻求体制机制创新的解释提供可能,丰富了其存在的理论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现实政府往往在适度、过度以及多重“偏离”所形成的合力中实现发展。但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法律和现存制度并不具有使那种正向“偏离”合法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想将其——至少是高效地将其纳入现有的法律和制度,需要进行有目的性的政府干预。而体制机制创新正是最为典型的干预手段之一。中国政府职责体系的优化路径,能够典型地反映清单制度作为体制机制创新对“偏离”现象发挥的关键作用,揭示其功能实现的基本逻辑。这对于政府创新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     

再论朱熹对《中庸》“性”、“道”、“教”的诠释——兼评傅佩荣《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的相关观点

朱熹从人与物统一的层面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为该三句兼人、物而言,做出了与郑玄、孔颖达所不同的诠释,受到了王夫之、毛奇龄等人的质疑。但是,朱熹的诠释有充分的文本依据,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观点有一定的自然科学根据。尤其是,朱熹的诠释展现了《中庸》的更广大、更深入的宇宙观,揭示了《中庸》所达到的最高的"天地境界"。     

“朋辈教育”实施途径的认可度调查及新模式探索——以华南师范大学为例

"朋辈教育"近年来在高校被认为是可以进行辅助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     

马克思主义:党和人民自信的科学理论——兼论“三个自信”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关系

"三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高度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让人信服;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让人信服。从结构体系看,马克思主义是"内在完备"、"顶天立地"的彻底的科学理论;从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是"顶天立地"、"动态开放"的彻底的科学理论;从产生和发展过程看,马克思主义是"通古论今"、"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彻底的科学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值得党和人民自信的科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个自信"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是"三个自信"的根源和基础,"三个自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在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的具体展现。     

如何理解马克思实现的“哲学的终结”——兼论沃尔夫冈·豪格对马克思哲学性质的阐释

马克思提出“消灭哲学”的口号,因此,西方学术界有学者认为,真正的马克思的理论是没有哲学的.对此,沃尔夫冈·豪格认为,马克思是有哲学的.首先,马克思哲学不是“机构哲学”或学院派哲学;其次,马克思哲学终结的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即西方形而上学;最后,马克思哲学是扬弃了黑格尔哲学和他自己早期哲学的哲学,即“扬弃了哲学”的哲学.     

“文姬归汉”的个人历史与华夏民族的“离散精神原型”——兼论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立场与可比性

文姬归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作为个人历史的叙事主题。一千七百多年以来,这个叙事主题被中国本土与海外文学家、艺术家先后借助于文学、音乐、绘画及戏剧等审美形式所呈现,以表达他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慨叹及对自身人格的期许。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以此追问沉淀在华夏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离散精神原型,有着重要的国际学术意义,因为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文姬归汉之汉被栖居于海外的华裔文学家及艺术家在他们的异域创作中敷衍尊崇为中华母语文化的原乡情结。以文姬归汉为中心关于离散精神原型的跨界研究,把西方的原型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型追问整合起来,这一研究思路在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交集之间为比较文学研究拓展出了一方崭新的空间。     

论教育基本问题的“五元”性——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哲学反思

本文基于教育实践领域的矛盾现象,做自下而上的哲学反思。聚焦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己、人与神及知与行这五类古今中外教育领域的根源性问题,通过剖析各类教育问题共同基点的五元性,发挥教育哲学的批判功能,帮助人们树立一种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新的教育价值观。     

再论青年运动的方向——从纪念“五·四”、“一二·九”、“一二·一”运动说开去兼议改革开放的革命力之青年先锋担当性

在救亡图存的近代中国民族解放浪潮中应运而生的多次现代中国青年运动(核心是学生运动),迄今为止,五.四(1919)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已89周年,一二·九(1935)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已73周年,发端于云南昆明的一二·一(1945)反内战争民主爱国学生运动至2008年则是63周年了,从中,我们应得到什么样的历史启示呢?     

拜登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动因、特征与前景——兼论“美国优先”的政治底色与逻辑陷阱

拜登政府就职以来,提出“美国回来了”和“中产阶级外交”两个口号,力图在外恢复美国的软实力,对内更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但其实际推行的政策仍带有“美国优先”的浓重痕迹。拜登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手段与特朗普政府有很大不同,在侧重正面引导舆论的同时,低调谋取单边利益,用虚实结合的方式维持美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的表面平衡。拜登政府此举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在国际影响力持续下降、国内危机不断出现、大国竞争加剧和同盟内部分化,以及特朗普刻意制造了既成事实的背景下,继续坚持“美国优先”成为一种自然选择。从历史上看,美国追求“美国优先”是一种常态化行为,杰克逊主义的外交传统为其提供了政治文化根基。“美国优先”的背后也透射出复杂的政治内涵,体现了保守主义者的诉求,反映出对美国“过度”参与国际事务的不满,意味着美国梦的迷失,也因其对应政策的开放性而显现出典型的政治工具属性。但是,美国面临的大量问题是其制度因素所致,坚持“美国优先”在协调内外利益、远近利益、软硬实力等方面注定难以达成目标。鉴于“美国优先”理念已成为政治正确,两党均致力于以不同方式予以坚持,因此其影响还会持续下去。     

“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制度体系转型——基于国际议程、规则、规范三个维度的分析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国际制度体系中从参与者向塑造者和引领者转型的关键节点上提出的区域发展倡议,也是影响国际议程设置、国际规则调整和国际规范演化的重要变量。倡议实施五年来,通过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对接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被纳入现行制度体系的议程之中,并通过与各方共享规则制定权的方式,成为引导国际规则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调整的积极力量。同时,"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共商、共建、共享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指导理念为国际规范演化注入了中国元素,推动国际制度体系向更加多元、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     

“专业时代的文学教育”之从清儒的好古精结说起——谈“文人”的异化

传统文人兼有“学问”和“性情”的特征,到了现代社会,这两个特征分别朝着“学术”和“岂术”的方向不断细化,于是传统艾人的角色“异化”成了当今的职业学者和职业艺术家。文人特征的异化提高了学术和艺术的生产效率,而与此同时,学问和性情的剥离造成了学术和艺术的壁垒,这种壁垒削弱了学术的审美性和艺术的文化性。     

论“大教育观”视野下学校德育发展的新主题——学习《教育规划纲要》战略主题的思考

《教育规划纲要》战略主题彰显了＂大教育观＂育人的新理念和实践,凸显了学校德育发展的新主题：＂四个加强＂打牢了学校育人的共同思想基础＂;四个重视＂拓展了学校育人的新内涵＂;四个学会＂提出了学校育人的新要求;＂三个统一＂强调了学校育人的新途径。体现在育人实践中,就是着力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