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的文化之路

现代新儒学的文化之路张能为儒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历经数千年。现代新儒家以“反年开新’为主旨，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新开一路。一、现代新儒学的界定与涵义“新儒家思想”、“新儒家运动”等概念，初由冯友兰提出而为贺核明确使用。什么是新儒学...     

直觉思维与现代新儒学

“五四”以后的现代新儒学(以下简称新儒学),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推重直觉。二十年代初,梁漱溟在一片反孔的声浪中打出“新孔学”的旗号,在哲学方法上主张用身心体验之的直觉对抗冷眼旁观的理智,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倡导直觉说最有力量的人”(贺麟语)。在新儒学后来的发展中,崇尚直觉成为它的基本特征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新儒家有关思想的剖析,从思维方式     

试论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

国内外广大学人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发展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等看法不一。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的时代意义与现代价值是它必须首先证明它在现时代的时代价值。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这个问题是现代新儒家这一文化思潮对全盘西化派、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驳论中得到比较细致却又是病态的发挥,但其病态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又包含了合理的理论和方法论成分。认识现代新儒家与当前学科研究的关系可以在“一元统领下的多元互动”的原则指导下进行。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也就是儒学传统如何定位的问题,这无疑关涉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极致。尤其6O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起飞,为新儒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借此“生机”,新儒家则直接把东亚经济发展说成是儒家“内圣”之学合乎逻辑地开出的“外王”事功。他们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标以“儒教工业文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胡适儒学观述评

在儒学问题上,胡适的思想具有一种表面反差。一方面,胡适对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作了严厉的批判,并坚决反对任何以儒文化为基石的现代形式的“中体西用”论;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场合特别是在国际论坛上,胡适又多次衷心地赞扬孔子和儒学,认真指出其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真诚希望儒学的自由精神能在人类的将来发扬光大。由于这种反差明显而又强烈,导致当代学者对胡适文化观念的认识大相径庭,出现了结论相反的判断。如林毓生认为,胡适一贯坚持全面反孔的态度,表明他是一位“全面性的反传统主义者”,他在某些场合所表示的对孔子、孟子和朱熹的尊崇,“只不过是东拼西凑的狡辩而已,是为了缓和他早期学说所受的压力”而“作出的修正”。而唐德刚认为,胡适对孔门儒学的肯定,表明他“骨子里是一位理学家”,是“儒家现代期”的“最后一人”。更多的人则倾向于认为胡适是一位“反孔非儒”的文化自由主义人士。 本文认为,胡适思想的表面反差,其实是对既定的思想文化观念变革的复杂性的反映,就其实质而言,它除了表明胡适对儒学的辩证分析的态度外,几乎没有别的意思。为了全面而又准确地认识胡适的儒学观,继而通过儒学观去把握他的中西文化观念,就应当通过其思想言论去寻找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思想是     

东方各国的儒学现代化

<正> 一、儒学的时代课题和现代命运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对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儒学文化圈①国家共同的文化意识。但儒学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断面临着时代课题,正如蔡仁厚所说:“儒家‘时中’之义,正要随时变应;故儒家之学,亦永远有时代之问题必须面对,是即所谓‘时代性’之考量,或‘现代化’、之因应。”②各时代的儒学大师们不断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调整着儒学的内容,所以在中国,就有所谓儒学三期发展问题,国际社会中也有当代新儒学与中国大陆及港台的第三期儒学相呼应,由此而引发了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学的现代化,正说明现代人与儒学之间的动态的关系。     

杜维明与儒学的现代发展

杜维明是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年来致力于儒学的现代发展。他的儒学言说是建立在对启蒙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为了给儒学的现代发展开辟道路,他试图纠正人们对儒学的一些传统看法,其中最核心的是儒学与专制政体的关系。他站在世界性问题的角度挖掘了当代思潮与儒学的相关性,从做人以及人格塑造方面肯定了儒学的价值。他对儒学现代发展路径的探讨内容丰富,主要有继承和超越启蒙心态、儒学内部的深度挖掘、走向世界、广泛参与等。他对儒学的弘扬并非是情绪化的,而是冷静的、理智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儒学负面价值的反思上。探讨杜维明的儒学言说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现代价值,也对我们把握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特点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新儒学研究述要

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文化思潮,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以胡适、吴稚晖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思想文化领域成三足鼎立之势。大陆解放以后,新儒学的中心转移到港台和海外。40年来,经过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的努力,新儒学在海外获得一定的发展,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态势,并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新民”到“四有新人”之塑造看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表现出超越时代、开放吸纳、不断走向未来的潜能及斩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文化重构实质是人格或人的价值观念重构 ,文化变革的关键在于调整和改变人格 ,即塑造“新民”或“新人”。儒家“新民”思想表明 ,儒学将随中国文化的变革而发生转化 ;近代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家“新民”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新人”观中的儒家思想成分 ;邓小平“四有新人”观与儒家文化的自然联系 ,都表明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也表明儒学具有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并发生转换和走向现代化的特性。     

论现代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开新及其理论困限

现代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现代发展和现代转型。作为“五四”以来的新儒家学者融会中西、谋求儒学现代化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它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与传统儒学具有很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规定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内涵和时代特征,使其成为一种与传统儒学既区别     

海外新儒学的新动向

<正> 本文把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的关系作这样的界定:新儒家指那些具有强烈的传统意识.以儒家传人自居,而又在理论上略有建树的思想家.新儒学涵盖的范围更广,不仅包括新儒家,还特别指谓那些虽具不同的学术背景或社会立场,但都对儒学传统的现代意义从不同角度作抉发、阐明的学者所推动起来的学术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家响应现代化挑战的产物之一,但其对待现代化存着很悬殊的态度.提倡乡村建设的梁漱溟为保住文化本根而努力,对此是排拒性的;而在台港大学讲坛上讲内圣外王之牟宗三辈,则要用儒学来指导现代化了.相比之下,新儒学的另一批提倡者,态度要平实一些.这些活跃在大洋彼岸的学者更关切的问题似乎在于“适应”上,即儒学如何适应现代化,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在改变了对儒学之偏颇认识的同时,亦奠定了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三大现代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在对文化建设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清楚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合理方针的思考。抱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大陆学者与港台新儒家代表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生命的学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以及现代新儒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比较研究,是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必须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两个问题。     

试论朱熹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

朱熹(1130—1200)是南宋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先秦以来儒学系统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继孔子、孟子、荀子之后影响较大的一位文化巨匠.本文就朱熹继承和发展儒学以及儒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谈点看法.一、朱熹儒学的新贡献(一)孔子儒学的贡献孔子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开创人,而且开创了战国重知识、重人才的繁荣时代,他在文化史上的伟大贡献难以估量.孔子儒学的贡献是创立了以“仁、义、礼”为核心的儒家学派.     

中国哲学的重建——成中英新儒学述评

一、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 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黄克剑等人把他看作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港台相当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他不是新儒家。产生分歧的原因显然在于对现代新儒家概念的不同理解上。目前,要给出现代新儒家一个一般性的概念,看来很难。但我们可以揭示其基本特征,从而给这个概念一个大致的界定。 简单地说,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其它思潮相比,现代新儒学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坚持儒学本位立场,力图复兴儒学。这是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刘述先等三代新儒家学者极为坚定的立场,是他们的共同思想取向,也是现代新儒学之所以为新儒学之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另两大思潮的马列主义、自由主义同现代新儒学的根本分歧也在此处。马列主义主张对儒学批判地继承,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则对儒学基本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和现代新儒学“为往圣继绝学”的心态和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新儒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吸纳佛学和西学,并对儒学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近代儒学的颓废没落和中外文化的剧烈碰撞,这使现代新儒家必须也可能借助其它思想来更新发展儒学。早期,梁漱溟、熊十力由佛归儒。梁吸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形成了独特的东西文化比较思想;熊则建构了     

中国文化精神之探寻——现代新儒家论儒学与宗教

儒学的宗教性成为20世纪儒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重要议题之一。新儒家在该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运思和见解,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积极探寻。本文将从哲学理念、本体问题和内在超越等方面阐述现代新儒家的宗教与儒学关系问题,以期对探讨儒学与宗教、儒学与民族文化精神,以及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关于儒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争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后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产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是对“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吴虞等人的激烈反传统主义所作的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回应。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作为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的开山之作,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在三、四十年代,冯友兰、贺麟、     

论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运动以来,梁漱溟怀着对中国和人生两大问题的忧思,强调行重于知,以“践形尽性”概括儒学的真精神;同时以西方生命哲学来诠释他的儒家哲学,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的先河。梁漱溟坚守儒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认为儒学在近代中国虽然遭受重大挫折,但是未来儒家学说必然重光于世界。     

梁漱溟新儒学政治观探析

梁漱溟的新儒学政治观在现代史上诸多政治思潮中独树一帜。它以现代新儒学思想作为理论前导 ,以中国社会特殊论为国情认识基础 ,以乡村建设为具体实现途径。梁漱溟的新儒学政治观在理论上陷入了文化决定论和中国特殊论的单一化思维 ,在实践中也因没有抓住实质问题而难以成功。但其爱国主义精神和儒家实践精神令世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