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

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在历史观上的差异,对于研究《史记》、《汉书》乃至两汉历史有重要意义。以天人关系、封建正统史观、历史进化、经济观点为着眼点,并分析原因,力图找到学习两汉历史的门径。     

论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的同异

比较司马迁、班固文学思想的同异颇有意义。两者都注重反映现实、褒善贬恶,追求写人传神、叙事精彩,赞同文学源于生活,提出文学为时代政治服务,肯定屈原作品和汉赋,运用以文传人的立传方法与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相同之处体现出实录精神。两者不同之处是创作倾向的区别、文学源泉认识的差别、美刺理论重点的不同、评价屈原作品和史记之异。不同原因在于所处时代思想文化状况不同、文学风气不同、两人思想认识不同。     

司马迁与班固的民俗观比较——从《史记》、《汉书》的史俗记载切入

司马迁和班固在撰史的过程中,以史学家的眼光,在宏阔的历史进程中,吸收一些非正统文化的因素,广泛搜集并记述了大量的民俗资料,反映了历史进程中多方面的民俗事象,体现了史家论俗的眼光和意识.同时,二者在对民俗及其功能的认识、民俗与地理环境关系、礼俗及乐俗的见解等方面又形成了各自的民俗观,推动了我国民俗理论的发展.     

简论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

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是他“一家之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司马迁把“立德”、“立言”、“立功”作为人生的三大价值取向,认为在挫折和逆境中忍辱奋进是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条件,在他看来,人们应当珍视生命,面对死亡应有崇高的价值追求,要死得其所,要死得有价值。     

司马迁“三不朽”的价值观

“死而不朽”的说法早已有之，司马迁继承了传统的“三不朽”的价值观，他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区分出三个有针对性的价值追求层面，从而使“三不朽”说的内涵具体化、明朗化。他“好奇”的价值审美倾向，是他重人事、肯定人的主动性、宣扬积极进取精神的思想观念的反映，是对“三不朽”的价值观的发展和升华     

西汉文章两司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考论

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分别在辞赋和散文领域占据着制高点,文学史上一向有“西汉文章两司马”之称。与一般并称作家所不同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司马相如立传,使他在当时文坛独占鳌头的地位得到史册的确认。本文认为,同一姓氏的自豪感、亲历目见的深刻印象、共有的出使巴蜀经历,以及对其文学才华的钦佩赞赏,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动机和目的。“两司马”的文章虽然表达方式大有不同,一虚夸,一实录,但同样有着汪洋恣肆、壮阔雄伟的宏大气象,代表了西汉武帝时代宏放豪迈的文化精神。     

两汉时期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两汉时期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息息相关。汉武帝、董仲舒的某些事迹说明：文化传承与创新,是以人才荟萃为基础的;国家的文化政策,与之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联系。司马迁的生平,处处闪耀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光泽;他的《史记》创作证实：文化传承与创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活动。司马相如的创作实践宣告：文化传承与创新,必须紧扣时代主题,领一代风骚。东汉四圣的科学成果验明：文化传承与创新,自有其内部发展规律。     

困境中的无奈与抗争——对司马相如奋斗历程的重新解读

"文章西汉两司马",被誉为西汉文章巨擘之一的司马相如,赋才旷世莫比,然而早年却不受重用,壮志难酬。一般而言,在古代出生寒微的文人志士欲发迹,往往要寻求到强有力的经济支柱以翊赞其进入仕途,士人之遇与不遇,除了自身的才能学识之外,客观条件也同等重要,经济方面常常尤为关键。生当循此道之世的寒士司马相如也不例外,要在物质条件得到满足之后,才能全力以赴更高的价值追求。司马相如早年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进行的一系列奋斗与抗争,以赀为郎、离京入梁、琴挑文君等皆当为司马相如在困境下试图摆脱物质樊笼,寻求理想新人生的尝试与探索。     

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

《汉书》是中世纪"正史"的真正鼻祖.它的作者是否剽窃父书?是否剥取《史记》编纂形式而无所创造?本文尝试厘清这一名著攸关的人与事的历史真相,以论证决定《汉书》编纂取向的,是班固时代的政治生态环境和当时的重大事变.将《汉书》的编纂过程,藉班固一生政治沉浮的历史陈述表而出之,悖于《汉书》学的研究传统.是耶非耶?期待高明指正.     

王培荀的司马相如“实今之蓬州人”说考论

从今蓬安县及相邻地区的大量有关司马相如的地名、文物、诗文、题记以及司马相如的辞赋和《史记》中有关论述的考证、分析、推论 ,证明清人王培荀提出的司马相如“实今之蓬州人 ,后迁成都、又居临邛”的观点是正确的。     

李陵之祸与司马迁的人生之歌

李陵之祸促成了司马迁对历史和人生的重新思考,他忍辱负重,追步前贤,把个人的痛苦化入了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领悟,形成了其绚丽多彩、光芒竞天的人格精神。从而展现司马迁居辱不屈的人生斗志、重于泰山的人生价值、至诚相交的人间真情和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     

自然价值观与技术价值观的兼容--可持续发展价值观重建的一个视角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价值观的支撑,都有其价值观的定位.工业化社会以来,技术与自然的矛盾日益显现出来,在发展观中表现为以经济价值为中心,以经济效益为核心追求.尤其是,人类在自然价值观和技术价值观上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缺失,从而导致自然价值观和技术价值观之间的对立和错位,使得人类的发展缺少了可持续的价值观基础.自然价值观与技术价值观的兼容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的价值观的核心定位和现实的价值取向.     

略论司马迁的好奇与《史记》叙事之奇美

楚文化的影响、时代精神的熏陶和特殊人生遭际共同促成了司马迁“好奇”的审美倾向 ,从而使《史记》在叙事风格上充满奇异之美 ,具体表现在 :为“倜傥非常之人”立传 ;夸张虚构情节 ,制造传奇色彩 ;有意采撷荒诞不经的神灵怪异之事 ,制造神秘感 ;乖离史实 ,突出奇人。     

论司马迁的悲剧人格与《史记》人物性格之关系

《史记》中悲剧英雄们的悲剧人格具有以下要素：一是立志高远、胸怀壮阔、不计一己得失的人格魅力；二是都有不贵其身的气魄，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他们表现出了”不识时务”的秉质，将自己置身于舍身忘我的悲剧处境；三是面对悲剧处境，他们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表现出大义凛然、超然赴死的超拔气概。这种悲剧人格具有坚守的崇高、抗争的悲壮与死亡的震撼等美学意义。这种共性除了人物本身的特点外．更应该归功于司马迁的艺术提升．     

全球问题与"关心价值观"--人与社会道德关系的诠释

传统伦理学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自身的关系,虽然注重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但又存在失之偏颇的价值观念.因此,在人与社会维度上,有丰富的道德关系需要我们加以揭示.本文拟在全球问题的视野中,从关心价值观出发用人与社会关系的原理来诠释人与社会的道德关系.     

孟子与苏格拉底的德性与人性之学管窥

孟子和苏格拉底关于德性与人性的思想有其差异更有其共同之处：孟子主张人性皆善,他的“性善论”与苏格拉底的人性论相会通。深入研究这些差异与会通,可以加深对中西哲学互补互助、融合贯通的理解．     

邓小平价值观特点新探--兼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丰富与发展

邓小平价值观的突出特点在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性;讲求实际的求实性;注重效果的实效性;共同富裕的人民性.这些特点的具体内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丰富和发展.     

冲突·整合·创新--何以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和谐价值观

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和市场价值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尽快从这一冲突中走出来,建构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和谐价值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而且对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具有不可或缺的实践意义。     

显性与潜性的演进--中华民族传统人生价值观发展的两条主线

中华民族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发展演进应呈显性与潜性两种特征 ,即处于“前台”的儒家人生价值观与处于“后台”的墨家人生价值观 ,它们的发展演进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人生价值观的两条主线 ,即“两条线”论。     

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传统变迁与当代重建

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观,是以儒为主干,道、佛为两翼的三维结构;到了近代,其核心价值观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新中国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核心价值观得以确立,但在相当长时间又受到了"左倾"的干扰;改革开放以后,其核心价值观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三者相互交织的局面。今天,中国共产党以"综合创新"为根本路径,完整地提出和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