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诋与对抗:清末朝野对新政的认知和反应--以鸦片禁政时期的财政状况为背景

鸦片税是清末新政的重要财政基础 ,清末鸦片禁政导致鸦片税收日渐式微 ,新政的财源也日趋减少。朝野人士在鸦片禁政的高潮时期 ,对新政事业的各种举措颇有微词 ,官界非议和知识界的责难交互影响 ,对新政的评价愈来愈趋向低调 ;下层民众因新政筹款和禁烟财政抵补 ,群起反对兴学、警政、户口调查等新政举措 ,酿成风起云涌的民变风潮。晚清人士对新政的认知和评价趋于低调 ,根由均与清末财政困境有关。     

关于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相关问题的探讨

“分税制”财政体制虽然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调整和规范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客观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分税制”与国家结构的关系,国、地税机构分设和地税垂直到省管理出现的管理矛盾,政府行为与地方“引税”问题久拖难止等。针对这些问题,必须从新的视角进行分析,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鸦片税收与清末兴学新政

鸦片税收是清末兴学新政的重要财源之一 ,与各省学务振兴经费关系密切。而另一方面 ,为了配合新政的推行 ,清廷下决心禁绝鸦片。 190 8年下半年以后 ,鸦片禁政的速度加快 ,税厘收入大幅度缩减 ,赖以铺张的兴学事业经费极受影响 ,清廷推行的“就地筹款”办理兴学新政的方针受到严重挑战 ,各省的兴学新政事项被迫放缓。有关宪政成绩的奏报多数是官样文章 ,财政制约成为宪政不举的重要成因。清廷对地方兴学新政的敷衍引起地方省份的非议和敷衍 ,清末新政因鸦片禁政而呈现出萎缩徘徊的态势 ,概见双方互动关系的复杂和多变     

鸦片税收与清末警政改革

警政建设是清末宪政改革的要项,鸦片税收则是清末警政改革的重要财源之一,各地警察创设和警政学堂的筹建经费或多或少与鸦片税收有着密切的关系。配合新政推行,清廷下决心禁绝鸦片,1908年下半年以后,鸦片禁政的速度加快,税厘收入大幅度缩减,赖以铺张的警政事业经费极受影响,清廷推行的“就地筹款”办理新政的方针受到严重挑战,各省的警政事项被迫放缓,有关宪政成绩的奏报多数是官样文章,财政制约成为宪政不举的重要成因,清廷对地方新政的督催引起地方省份的非议和敷衍,清末警政改革因鸦片禁政而呈现出复杂徘徊的态势,概见双方互动关系的复杂和多变。     

英国议会文书中的威妥玛与清廷关于鸦片税厘的纷争

通过翻译研究英国议会有关历史文献,看到《烟台条约》签订之后,威妥玛和奕訢、左宗棠就鸦片税厘征收问题通过外交照会和信函进行交涉,最终促成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签订,使中国的经济主权又一次受到严重伤害。     

清末“急务”与“本源”的失调——以鸦片禁政期间的财政窘况为背景

清末新政时期的编练新军和振兴实业分别被谕旨称为“急务”和“本源”,这是新政时期国家振兴的重要国策。两项国策的推行均需要有大量的财政投入。由于推行鸦片禁政,国产和进口鸦片税厘大幅度缩减,影响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拓展。在清廷的督催下,练兵新政不断得到强化,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大项,这必然导致振兴实业因缺少足够的资金注入和宽松的税收环境而举步维艰。尤其是在制定国家预算的过程中,海陆军经费占据了国家财政预算相当高的比例,振兴实业这一国策在财政预算中并未明显地体现出来,形成了练兵“急务”突出,而实业“本源”却不断弱化的现实,两者在财政困绌条件下事实上处于“失衡”状态。朝野各方由此对军政失调、过分突出军备的倾向颇有微词,尤以各种报章的批评言论最为尖锐,国外人士对清廷推行新政中本末倒置现象的批评性观点也通过各种途径体现出来。清亡的原因也可借此得到一定的解释。     

试论厘金制对晚清财政的影响

厘金制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重要的商业税制,开创于1853年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特定环境下。最初它仅是一种临时性的筹饷措施,之后却发展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税制,直到1931年才被南京国民政府裁撤。厘金推行的过程中给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自从厘金制开创以来,各阶层人民的反抗呼声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清廷关于"裁厘"问题却多次议而不决,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厘金与晚清时期的国家财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厘金打破了传统的财政税收结构,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四大支柱之一,对国家和地方财政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     

晚清"鸦片商战"观与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非理性

经济民族主义是晚清以来民族主义充分彰显的一个领域,"鸦片商战"则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观念的重要形式.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无法有效地禁绝外来鸦片.民间人士为抵制外国鸦片入侵,纷纷主张弛禁土产鸦片,扩张罂粟种植面积.这种观念不但表现在一般士大夫身上,而且清廷重臣、地方官员也不乏其意,域外人士与国内士绅声气相求,世俗报刊与教会媒介均有相关言论刊布.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观念,"鸦片商战"给晚清社会和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论关税成本规律对走私及关税增长的影响

目前 ,中国关税具有明显财政性 ,财政性关税受关税成本规律影响。以税养关的关税成本约占关税收入总额的 1 0 % ,成本太高是奢侈 ,成本过低生腐败。一方面要按照关税成本规律给足海关经费 ,杜绝地方财政介入 ;另一方面对地方支持海关征税缉私的成本支出给予适当的补偿 ,防止因利益冲突而放纵走私 ,从财政利益方面改善海关执法环境。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 :遵循关税成本规律是财政关税时期确保关税持续稳定增长的制度保证。     

清季台湾盐政改革的实践与局限

晚清福建票盐改革时,盐务课厘总局及其附属机构在保障、提高盐课收入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治六年,台湾道吴大廷在台设立盐务总局,希冀改革台湾盐政,并为闽省财政筹集税源。台湾盐务总局的设立,长期以来被视为台湾盐专卖制度由商运商销转为官运官销的分水岭。事实上,该机构的设立并未改变台湾盐务的运销方式。对清季台湾盐务总局的评价,应当从缉私、抽厘等方面加以分析,并结合其与地方州县的博弈,从晚清财政转型和东南海疆防务构建的大历史背景中多元化地认识该机构的运作与局限。     

晚清贵州鸦片问题初探

晚清贵州是中国鸦片的重要产区之一.而鸦片的种植和贸易与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过去,对此研究不多,论著较少,本文拟对晚清贵州鸦片的输入和种植,贸易和路线、清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等课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方家. 一、鸦片的输入及种植经过熬制、提炼,以吸食为主要功能的鸦片,早在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就输入中国,但流入内地甚少.清朝中前期,贵州并无鸦片输入记载.鸦片输入贵州是在鸦片战争前不久.据《贵州烟毒流行回忆录》称:"作为吸食毒品的鸦片自何时流入贵州的……可以初     

“因事立名”与“就需设项”：晚清广东的田赋征课

田赋是国家和行省赖以行政的基础,晚清时期各省田赋征收款目各有区别,广东田赋征税科目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科目设置和变化反映出该省财政需求、军政变迁和新政改革的运作轨迹。田赋征缴“因事立名”与“就需设项”是该省征税科目变化中的两项重要特征,各大类科目征额和税率差异明显,相当程度上体现出晚清行省税政嬗递的一面,这种变化为今人理解晚清“省税”提供了一个直观的截图。     

清末民国贵州鸦片百年危害反思

在鸦片造成的种种危害之中,最大的一项危害就是地方财政、税收对鸦片的深度依赖。这种依赖的存在,导致历次禁烟的结果总是陷入禁而不绝、明禁暗弛、亦禁亦弛、寓禁于征的怪圈。反思近代贵州百年毒品的危害,对于当前开展的禁毒斗争,以及有关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模式"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

中国经济快速复苏是中国经济周期在近年来出现稳定化趋势的一个缩影,其根源不在于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而是在于具有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功能的"中国模式".作为"中国模式"的重要内涵,财政分权和新型国有经济体系共同推动形成了中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从政府间关系层面看,财政分权赋予了地方政府相当程度的相机抉择能力,有利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从政企闻关系层面看,新型国有企业的大量涌现克服了一般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遇"冷"则过度收缩的缺陷,为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传递渠道.     

量力而行:"新农村建设"的一种科学发展观

我们并没有多少经验可供参考借鉴,而且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花钱,必须量力而行。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形式主义苗头和浮夸敷衍应该引起重视。国家财力、农民收入和农资价格一定时期内会构成影响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因素;而欠发达地区始终是困扰新农村建设的难点所在。当前,财政通过粮食直补和市场粮价上涨带给农民的增收好处被农资价格上涨抵消,这实质上表明了“暗税”的存在。以目前的条件,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建设新农村至少需要30-50年的时间。     

从鸦片政策的演变看清王朝的穷途末路

鸦片作为一项收入颇巨的税源,在近代中国财政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本文仅试图对清末的这一财政收入及清政府鸦片政策的演变作一个简略的分析,从一个侧面论证清王朝灭亡的必然性。一、鸦片对于清末财政的重要性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未能阻止住大量鸦片的走私进口。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     

海关洋员包腊与晚清中国外交

海关介入晚清中国对外关系在世界外交史上实属独特现象.除了总税务司大搞“业余外交”外,海关其他中高层洋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外交.英国人包腊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近代海关任职的洋员,深受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重用,1872年出任粤海关税务司.在赫德的安排和指导下,他参与了两次重要的中国外交活动——1866年斌椿使团出访欧洲和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中国展.包腊参与中国外交的动机和目的对中国是友好的,在参与过程中尽心尽责,不遗余力,最终达到了促进中西相互了解、改善关系的效果,由此从微观角度展示了在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下海关介入晚清中国对外关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晚清中英关于子口税财政归属问题的纠纷

为扩大对华贸易,扫除内地税障碍,英国通过<天津条约>在中国确立了子口税制度.条约规定子口税归属中央财政,致使地方政府的厘金税收受到了损害.引发了子口税与地方财政之间的矛盾,进而对英国在华贸易造成了影响,又引发了中英双方关于子口税财政归属问题的矛盾纠纷.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英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强权行为,清政府一再拒绝英国将子口税完全归属地方财政,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但由于财政税收体制上的混乱也阻碍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晚清"笔受"译员群体的职业走向

作为晚清西书中译的重要力量,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笔受"译员在离馆后,积极投身近代文教事业、政界或其他领域,不仅对中国文教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应和了中国由洋务自强、维新变法至辛亥革命的近代变革全过程.其职业走向显示,晚清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为其职业选择提供导向,爱国情怀是其动力源泉,译书经历为助力铺垫,知识结构系重要基础,传统主流价值观则使他们存在强烈的纠结心态.而"笔受"译员群体的职业走向亦体现出近代知识分子在晚清中西冲突、新旧更替中的抉择与纠结,以及他们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转型中的积极探索.     

简论晚清海关制度的双重性

以总税务司为核心的洋关制度和以海关监督为核心的常关制度并存,是晚清海关税政的重要特征之一。常洋海关并立的双重体制,既带有某些近代性因素,又具有传统因袭性,是晚清政府为应对西方强力突入、中央集权财政体制渐趋瓦解的双重压力进行制度调适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