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愿到行为: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抉择——基于吉林省496位城乡居民的调查分析

为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2015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以来,吉林省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潮.为了解我省城乡居民的二孩生育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我们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对吉林省496名城乡居民进行二孩生育意愿行为进行调查.在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中,重点选取社会地位、家庭内部因素、性别偏好和情感需求4个主要变量对"有生育二孩意愿但无生育二孩行为"的居民和"有生育二孩意愿并且已经生育二孩"的居民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从生育意愿向实际生育行为转变的过程中,这4项因素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中情感需求的满足超过了其他的因素,成为影响生育抉择的最重要因素.     

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基于孩次的验证

低生育率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产生冲击,找出影响我国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为生育主体提供良好氛围和相关机制极其重要。以2016年中国金融家庭数据为基础,以每个家庭为单位,将家庭中不同孩次的相关情况加以区分,研究女性劳动参与对不同孩次生育率的影响,从而揭示女性"低生育之谜"。结合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模型,采用二元变量模型分析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的关系并验证其内生性。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对一孩和二孩生育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反,女性配偶的劳动参与对家庭中生育一孩和孩子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和社会应当共同给予女性支持,分担女性的育儿负担,在政策层面上转移用人单位的用工负担,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保障职业女性的权益,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态度影响二孩生育吗?

通过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方法编制二孩生育态度问卷,在江苏省苏北地区SQ市和LY市县域内调查已育青年妇女,分析二孩生育态度对生育意愿、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态度项目中“生育二孩会诱发家庭矛盾”、“加重时间和精力负担”、“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均分均低于2.6。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二孩生育态度越积极（P<0.001）;学历为初中以下者生育态度明显消极（P=0.003）;全职妈妈的生育态度低于各类职员（P=0.006）。二孩生育意愿、行为与态度之间均存在非确定性因果关系（P<0.001）。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开展二孩生育宣传与教育,尽快制定二孩生育配套政策,尤其是妇女就业、医疗、婴幼儿带教方面的优惠政策,切实减轻青年妇女生育二孩的各方面压力。     

公共服务感知、家庭禀赋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基于生育行为的成本效用视角,分析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家庭禀赋整体上显著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西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高于东部地区。据此,提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以健全女性社会保障、改善女性家庭禀赋以减轻二孩生育压力、统筹资源优化配置以缩小地区生育差异等对策,以有效提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从而实现人口稳定增长。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育龄晚期妇女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研究

育龄晚期妇女受历史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更具有特征性。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水平,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海南省的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海南省40～49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海南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提出加大全面两孩政策宣传力度,完善两孩政策相关配套设施,建立孕产家庭生育关怀制度,以此提升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     

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旨在通过对201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讨育龄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其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个人收入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所在家庭拥有房产数量越多,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强。不同主观流动感知的育龄女性其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认为自己过去十年阶层上向流动的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预期未来十年社会阶层上向流动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     

二孩生育行为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为背景,在Probit和Tobit回归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实证探究二孩生育行为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生育二孩能够显著促进家庭风险资产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可知,二孩生育行为对城乡家庭、高低房产约束家庭以及有无老年人口抚养负担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效应不尽相同;进一步细分二孩家庭微观特征发现,房产约束高、有男孩的二孩家庭会降低家庭风险资产投资倾向。最后,验证了人力资本和家庭储蓄是二孩生育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机制。     

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数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阻碍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为探讨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境）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从农民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亲生子女数量的影响和亲生子女数量对农民后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两个角度,构建了理论模型,在2015、2016年分别对湘中和豫东农村1418、1416个户主家庭进行了调查,以各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为因变量,自变量分别为各个家庭当前社会经济地位、户主父亲以前的家庭成分、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等,对这些因素进行有序probit回归和研究。研究发现,无论在湖南农村还是河南农村,家境较好的家庭子女数量也较多,反之,家境较差的家庭子女数较少;假定子女数量真的影响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回归分析表明,子女数量对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正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农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农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代际转移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当代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探析——基于安徽省芜湖市四个社区的实地调研

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人口数量的有效调控.2013年底我国开始推行“单独二孩”政策,期望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本文采取抽样数据统计和实地调研访谈,了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对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影响.结果显示,当代城市青年夫妇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背离现象,经济压力、工作压力、政策不配套、婚育年龄推迟、代际冲突等是重要原因.把当前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多方合力.     

计划生育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利用重庆市2017年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人口计生家庭结构特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育龄夫妇为“双独”“独子非独女”与“独女非独子”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2）已有子女数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3）已有子女性别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文章认为有效提高二孩生育对于宏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供给和需求层面做好二孩生育的综合配套政策,做到二孩生育及其后期相关成本在不同层面之间得到合理分摊。     

生育权理论前提之重构——析《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

以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的评析为平台,首先从法理逻辑结构和社会转型的现实两方面着手,论述生育权、身份权定位的不当之处;其次,以人格权为目标重构生育权的理论前提,并论证人格权作为生育权理论前提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初步完成了立法层面生育权理论前提由身份权向人格权的转变,其深层内涵则透视出社会、国家和政府对妇女基本人权的认可与保障,体现了立法“以人为本”的主流观念。同时,也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基本体制的构建提供了经验。     

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上判定中国人口在本质上、内容上是否发生转变,就要深入分析中国居民中的绝大多数在生育意愿上是否发生了转变。而判定中国居民中绝大多数在生育意愿上发生转变与否。就须分析不同类型的居民的生育成本与生育收益的比较状况。当中国居民中绝大多数认为自己的生育成本≥生育收益时。中国人口就在本质上、内容上发生了转变,或者处于转变之中。因此。中国居民生育成本与生育收益的比较状况,应成为中国人口在本质上、内容上是否转变的简明判别式。     

丁克家庭的成因及社会功能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变迁,丁克家庭开始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出现,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丁克家庭在中国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生养孩子的成本太高、婚育观念的变迁、传统家庭生育动机的转变、外来文化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原因造成的。丁克家庭的发展壮大对社会有正、负两方面的功能,但它暂时不会上升为一种社会问题。现阶段我们应探寻一种与传统家庭类型和谐共存的丁克家庭模式。     

当代中国丁克家庭的社会历史学考察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丁克家庭开始出现于我国一些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前列的大、中城市 ,目前数量已达 60万之多。丁克家庭的大量涌现表明 ,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保障事业逐步健全和社会就业竞争愈加激烈的大背景下 ,一些人的婚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丁克家庭不会成为我国的主要家庭类型 ,也不会对人口再生产和社会发展产生大的影响     

壮族花婆神话的文学人类学解读

壮族花婆神话,至今在壮族民间的生育习俗中具有独特的影响.以往对壮族花婆神话的研究,较多地停留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层面上,始终没有摆脱文本化、文学化的模式,无法延伸到文字记录以外的广阔领域.文章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借鉴当代民俗学、宗教学和比较神话学所提供的视野和理论模式,尝试对花婆神话及其蕴含的生殖崇拜现象进行了新的诠释和阐述,以期在此基础上揭示其神秘的另外一面.     

中国家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成长

中国家族企业大都实行家族制管理。家族制管理在家族企业初创期,有其相对的优势,但其不利于家族企业成长。中国家族文化决定中国社会的家族信任多于社会信任。基于特殊主义的家族信任进而又阻碍家族企业的成长。家族企业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基于普遍主义社会信任的不断融合社会资本的过程。     

我国农民生育行为的社会结构解释

通过分析“成本-效用”的经济因素及文化因素解释说,对于农民非要生育男孩这一生育行为的解释在理论与方法论方面存在的局限性,提出了使用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来理清各影响因素彼此间的关系,即从内生变量因素(农村家庭养老、家庭结构和社区结构)以及外生变量因素(户籍制度、计划生育政策)2个方面对农民偏好男孩这一生育行为作出分析和解释。最终认为,理解并认可农民想要一个男孩是一件并不过分的事,这有助于促进人口工作取得实际成效。     

关于人类生存力的哲学思考

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 ,个人以生命的形式存在着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由四种基本的“力”构成的 ,即生存力、生殖力、生产力和意志力 ,它们在网络结构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在动态平衡中构成人类活动的内在驱动力。其中 ,生存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动力 ,它决定着意志力、生殖力和生产力的基本价值趋向 ,是网络动态结构中的枢纽和核心 ,其它三个动力系统必须服务和服从于人类的生存力。诸力在人类历史进程各阶段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现代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充分发展 ,而人类的生存力却遭到了严重破坏。适当地扼制欲望有利于提高人类的生存力     

高校毕业生就业行为中的社会资本实证分析

通过社会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行为的作用和影响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不同的社会资本拥有量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资源的获取与利用不同;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受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双重作用;社会资本在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对性别作用存在差异;高校毕业生就业中两个“关系强度”的效用不同。     

性别文化在上古神话世界的印迹

“性别文化”是与“性文化”涵义不同的概念 ,指男女两性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性别文化在上古神话世界有着鲜明的印迹 ,世界各国的神话都经历了由女性生殖崇拜到男性一统天下的演变过程 ,并在发展演化中印映出社会文明对“性”的差耻心和“性禁忌”。神话世界折射出人类在童年时代对自身生产从企望到审美的心智历程 ,最终形成的道德约束 ,是人类为保证自身健康繁衍的社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