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差异”到“他者”——对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神学读解

海德格尔的《同一与差异》,德里达1990年代以后的著述,以及西方学界近年编辑出版的有关文献,始终潜在着一种“差异”与“他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其中可能蕴涵的意义,在西方常常是从神学的角度予以读解。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在这一问题上的相关论说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极为深刻,然而如果缺少神学的解说,则很难把握其中的根本意蕴。     

反形而上学：德里达与海德格尔——兼论形而上学的终结问题

西方哲学史是一部形而上学的历史。海德格尔以其基础存在论,对西方形而上学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但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同样被德里达指责为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当然,在德里达那里。仍然存在着对海德格尔思。想的误读。虽然。在反形而上学的问题上,德里达比海德格尔更为彻底,但德里达也难以摆脱被解构的命运。在这里,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表明了一条永无止境的解构之途。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批判形而上学的根本差异

在西方哲学史上 ,马克思哲学实现了哲学由近代向现代的根本性变革 ;海德格尔存在论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 ,开辟了现代哲学的主题。现代哲学不再停留于抽象的思辨之上 ,而是关注人的存在或生存问题 ,但马克思哲学与海德格尔存在论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     

存在与踪迹——德里达对海德格尔及传统存在本原观的解构

西方哲学从开端以来一直将存在视为最终的本原或根据。德里达对这种传统的存在本原观进行了解构。他认为,存在远非最终的根据或本原：在存在之“前”,还有更古老的“延异”;而存在自身,也早已是“踪迹”。     

形而上学之极限与另一开端之预示——论海德格尔对谢林《自由论文》的定位与根据

海德格尔给予谢林《自由论文》史上罕见的高度评价,断定其是西方哲学最深刻作品之一,是关乎西方思想之走势的伟大作品。但这一定位的根据还需得到彻底阐明。通过文本分析和脉络考察可以看出,海德格尔这一定位的根据在于:《自由论文》以触及形而上学之极限的方式对存在与人之关联问题进行了探问,构成了对第一开端之终结和另一开端之预示的双重见证,由此它不仅是西方哲学的关键作品,也同时堪称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上的重要路标。     

翻译之不可能——评德里达对翻译的解构

翻译古已有之,但翻译理论的真正兴起一般认为源于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1921年,本雅明翻译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散文集《巴黎的忧郁》,并自为序,该序言以《翻译者的任务》为名发表后,在翻译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论海德格尔的反讽——世界、存在论差异与源始哲学

文本策略与思想主题的反讽模式,贯穿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思想之路。作为一种思想-言说模式的反讽,构成了海德格尔思想文本创作的动力源泉,并促成了其存在之思的源始哲学之展开。在关于现代性社会的理解与对政治世界的判断上,存在之思的困境与失败在于:由反讽结构模式所主导的存在论源始哲学,最终回归到审美主义和主体哲学的范畴。海德格尔的思想困境,深深地植根于反讽性思维-言说模式对普遍主义、公共性社会诉求的排斥。     

尼采是形而上学的完成者吗?——基于海德格尔释义的权力意志与永恒轮回视角

将尼采从海德格尔释义为“形而上学完成者”的“牢笼”中解救出来。一方面,基于尼采本人的立场,回应海德格尔利用“权力意志”和“相同者永恒轮回”将尼采界定为“形而上学家”的诘问。另一方面,关于海德格尔给予尼采的形而上学立场,又基于海德格尔本人的何种立场,长期以来是一个受到忽视的问题。尼采认为“复仇精神”驱动了形而上学历史的发展,海德格尔在某种程度上也继承和认可了尼采的观点。二者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集聚在了对“复仇精神”解脱的问题上。然而,海德格尔批评尼采的“相同者永恒轮回”并未从“复仇精神”中解脱的解释是失败的,反而是海德格尔利用“尼采”作为“形而上学完成者”的形象,发动了对“形而上学”的复仇,这表明海德格尔本人没有完全脱离形而上学的藩篱,而以“颠倒的柏拉图主义”的方式曲解了尼采哲学,并以这种方式加强和巩固了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     

重新理解马克思与形而上学问题——兼驳海德格尔对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的批评

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属于世界观理论的谱系,它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终结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把作为超感性世界的意识形态归结为感性世界只是马克思克服形而上学的第一步。回应海德格尔对马克思陷入虚无主义的批评,就要回答马克思和"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结构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不只是把超感性世界颠倒、归结为感性世界,而且是诉诸具体的作为感性活动的物质生产的二重性来克服虚无主义问题。感性活动作为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的中介,起着"上通下达"的作用,表征着人的生存方式的二重性和矛盾性。因此,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具体的感性活动在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才避免了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的厄运。     

历史、思想与自由的同一——评柯林伍德的《历史和自由》

如果说这个时代存在“普世价值”的话,那么当选的必然是“民主”和“自由”.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大部分国家都已接受了“民主”思想,然而“自由”却不似前者那般实在,它似乎有些抽象,仿佛总与个人的思想和精神有关.柯林伍德在《历史和自由》里展现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和自由,通过他精致的分析,竞融汇在了一起.而且,通过这一联系,现代历史的观念与近代个人的观念回溯到了相同的源头,即它们都是启蒙思想下的同胞兄弟.     

土地与海洋的对话——中西方文化与人格差异之浅见

通过宏观、相对、理性地比较中西方文化起源、文化现象、文化形态、文化成果之不同揭示其深层模式:中西方人格结构、心理特征之不同。中国人以人际自我为核心的他律人格奉行中庸之道,既不倒退也不冒险前进,既不完全宿命也不理想化,立足现实,着眼当前;西方人以内在自我为核心的自律人格富有冒险精神,善于开拓创新,积极探求未知世界,勇于做前所未有之事。由此探讨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以便对中西文化进行更深层次的把握,使两种文化更好地交流与融合,两种人格取长补短,互动平衡。     

技术的遗忘与差异的转化——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批判

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对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和具体的批评。斯蒂格勒的阐释从“遗忘”出发在整体上把握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把技术与时间的关系问题置于存在问题的基础位置上。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是后者由于未能恰当理解和转化“谁”与“什么”的生存论差异而忽视了技术对于时间的构成性作用。斯蒂格勒的阐释和批评切中了海德格尔存在论差异问题的本质方面,并且有其自身的技术哲学和社会批判的旨趣。     

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劳动观"的批评——兼评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相通和差异

"劳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奠基性的地位和作用.但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的"劳动观"是一种仍然没有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关于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劳动观的批评是错误的,其根源在于混淆了马克思劳动观和黑格尔劳动观之间的本质差别.通过详细辨析海氏误解马克思的根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正蕴含在对黑格尔劳动对象化的批判和改造当中,它可以用"感性-对象性活动"这个概念得到概括的表达,从而正面回应了海德格尔的批评;二是通过辨析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可以看到在哲学的当代性上,马克思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之间既相通又有差异,二者都可以参与到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建构中来.     

历史与形而上学的统一如何可能?——对费希特思想的解读与反思

历史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在费希特整个学说中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一方面,他想要确保具体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又不愿让自身陷入特定的事实中。费希特从人类理性的、整体的历史出发,将具体的历史内蕴于先验的统一中。为了实现这种统一,费希特对历史与形而上学进行了哲学理性与信仰两个方面的调和。但是,通过对费希特调和结果的重新审视,我们不难发现,理性与道德信仰之间似乎总是存在某种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费希特处理历史与形而上学关系必然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同样也是其全部学说必定会遭遇的一个哲学困境。     

FDI、经济增长与区域分布差异——对江苏、浙江分布差异的观察

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分布因素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地理位置、市场规模、开放水平、劳动力素质和政策优惠水平相似的条件下,江苏、浙江两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均有较大差异,而利用当前的研究理论却无法解释这种差异。设置国有资本要素并将其引入实证后发现,江苏、浙江两省在FDI存量和流量上的差异是由于二者国有资本存量差异而导致的,即国有资本额度对促进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性。     

是与有——从译名之争看中国思想的哲学化与现代化

本文主要梳理了对西方哲学最高概念"存在"一词的不同汉译以及由此导致的争论.批评了对"存在"概念的单纯系词理解.分析了这个概念基本的不可翻译性,并通过简单讨论海德格尔的运思用意,提示了不可被系词化的汉语(此文以"有"为例)及其问题才是后形而上学之思的真正归宿.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区域收入差异与公共政策——基于空间经济学的理论探讨

本文讨论了空间经济学关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状态与区域收入差异的基本观点并认为,内生的空间集聚现象是市场力量的结果,这种结果必然是区域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缓解区域收入差异有两种基本思路,即适度保护外围区的工业份额或通过转移支付等公共政策提高外围区居民收入水平,本文探讨了对核心区居民征税的临界税率.     

“反思”对“形式指引”——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方法的比较

为了原初地把握变动不居的生活之流,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分别提出了＂反思＂和＂形式指引＂的方法。它们之间是＂对＂（versus）的关系。但也正因如此,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做生活现象学的两种可能性和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