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的语言问题

“语言学转向”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二十世纪西方几乎所有重要的文论派别都与这一转向相关。论文试图系统梳理出这些文论流派是如何处置语言问题的。作者将他们对待语言问题的态度分为两类，其一是从工具论角度看待语言，其二是从本体论角度看待语言。厘清这一点，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他们各自的思维方式与学术主张，以期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脉络。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

在学界普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论"失语症"讳莫如深的时候,国内一些睿智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和转换,这项工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仅靠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和转换是无法实现中国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的.还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章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理论实质和深层动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期望通过倡导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来实现以我们民族文化与文论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     

当代西方历史诗学的反本质主义谱系

在当代哲学的语言转向中,反本质主义的崛起宣告了知识本体论时代的终结。对语言转向与元叙事危机作出清理,是文学批评历史方法论的理论前提。反本质主义的取消主义倾向对历史诗学的本体性构成颠覆性威胁,但是重审历史主义话语中理性本质的合法性,依然能使文艺学研究获得有益的思想资源,拥有一个元历史批评的逻辑新起点。     

从浪漫派到艾略特:西方文论的世纪性转换

新批评的兴起 ,是继浪漫主义批评之后 ,西方文学理论的又一次转折。这一次转折的产生 ,同文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密切相关。从表现转向暗示 ,比喻模糊成象征 ,情感性升华为精神性 ,音乐感的作用由抒情性转换为联想性 ,作品由诗人的产儿独立为一个自足的世界 ,作品的意义由作者赋予变而为就在作品自身 ,摹仿者之成为被摹仿者 ,形式的至上地位 ,这一切便是从浪漫主义文论转变为纯艺术论的一些要点。     

从语言图像论到语言游戏说———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转变

维特根斯坦一生创立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哲学理论——语言图像论和语言游戏说,分别影响了分析哲学中两大流派: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批判清理了语言图像论的理论缺陷,放弃构造理想语言的主张,转为对日常语言的哲学分析,用语言的正确用法诠释其意义,最终导致其对哲学性质与任务观点的彻底转变,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哲学批判精神和严谨科学的哲学分析方法。     

从科学话语到文化话语——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和中国的翻译研究领域发生的文化转向，其原因是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迟迟不能建立科学的范式，对翻译实践又缺乏指导作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翻译的文化观应当与翻译的语言观相结合，才能最终促成翻译研究领域的突破。     

当代文论的生成语境和话语策略

当代文学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 ,延续了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范式变革。为了保持对新时期文学的阐释有效性 ,当代文论较多地引进西方文论 ,从而形成了异于中国传统文论的新的范式。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当代文论生成语境和不同范式的文论与文学间的互证互释规律的分析 ,检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之可能性 ,提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当代文学的存在状态是当代文论话语策略的根据。     

反本质主义文论范式与当代文论的知识学转向

21世纪初中国文论知识生产中反本质主义文论范式的兴起,与20世纪后期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出现的现代性知识学合法性危机直接相关,意味着现代性知识型与后现代知识型的理论分野由潜在状态走向了知识学前沿。作为一种体现着鲜明反思特质的文论范式,反本质主义通过标举反独断论和反实在论而揭示了文论知识效度的相对性,通过强化公共关怀的现实政治指向而体现了文论知识的公共性,通过对于历史化、地方化、语境化的辨析而凸显了文论知识的建构性——相对性、公共性、建构性据此可视为反本质主义文论范式的知识学特征。反本质主义凸显了与现代性文论具有知识型之根本差别的不同知识学立场,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论知识生产与理论探索,并在实际的文学、文化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知识建构导向作用。     

后经典叙事学与文学研究的“话语转向”

“话语转向”作为文学理论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中最重要的范式转换之一,在将文学置于开放性的外在向度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失落了对于文本结构本身的关注。作为伴随“话语转向”而兴起的一种新的学科架构与知识体系,后经典叙事学一方面将人们的视域延伸至更宽广的社会文化语境,一方面也不忘立足文本,对文本自身各要素的复杂关系加以审慎的梳理与细致的辨析,并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系列切实而具体的文本解读方式。后经典叙事理论不仅矫正了当前文学研究对于文本本身的相对忽视,同时也缓和了文论转型中“语言”和“话语”两阶段之间的张力,从而在“话语转向”的总体背景下展现出了充分的生长可能。     

对引入和接受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反思

新时期之后,我国文艺界对西方文论的接受存在非常严重的倒错现象,这主要表现在时间上的倒错和理论上的倒错两个方面。虽然以引入西方文论的方式,我国文学理论实现了它的现代转换,但这种转换是以丧失我国原有文艺理论资源为前提的,不仅中国古代文论资源没有很好地得以发展,而且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越来越陷入尴尬的境地。面对外来理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辩证的眼光,既要看到它的长处,也要看到它的不足,看到它存在的局限性,要学会反思性研究、批判性使用。     

20世纪西方文论话语转型之原因

20世纪是西方文论蓬勃发展的时代,多元文论的碰撞、交融、转型等成为西方文论的发展趋势。本文梳理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脉络,主要从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哲学与美学思潮、语言学与语言哲学几个方面探究其对文论变革的影响,以期在当下中国文论话语转型的语境下,借鉴西方文论变革中富有意义的成分来发展本土文论,丰富我国文论建设。     

洞达20世纪西方文论的“全景式”研究——评《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

《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是复旦博学系列丛书之一,也是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是王岳川教授近年在西方文论和批评研究中的最新成果。本书对当代西方文论进行梳理,尤其重视展示20世纪后半叶的新理论。全书共分为十二章,涉及到14种文论。该书有七大优点和两个缺点,但总体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西方“语言转向”与当代中国诗歌的“语言实验”

20世纪,物质生产的发展为语言发展提供了最终的物质基础,成为哲学与美学最关注的问题。"语言论"或"语言论转向"成为哲学家认识和叙述世界的基本方法和出发点,并带来美学观念的发展与转变。这一切为当代中国的"语言实验"提供了基础和依据,导致诗歌创作从后时期的"朦胧诗"到"后新时期"的"新生代"发生明显的语言观转型。诗创的"语言实验"已是自觉接受"语言转向"现代观念的必然结果。     

当代西方文论的“伦理转向”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西方当代文论尤其是法国理论、北美批评、精神分析、创伤理论等领域迎来了一场"伦理转向"。法国理论的伦理转向深受哲学家列维纳斯的影响,他的他异性伦理学促成了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以布斯和努斯鲍姆为代表的北美批评,则强调文学在塑造良好生活上的不可取代性。精神分析以齐泽克为代表,完成了一种结合拉康欲望伦理学和激进政治诉求的行动伦理学转向。创伤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盛,尤为关注创伤的治疗、见证和叙述,共同体创伤的文化建构等议题。"伦理转向"既与历史现实相关,也是对于形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功利主义等思潮的反拨。     

从权利到治理：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话语转向

综观国内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多持一种权利话语,视公共文化服务为民众应该享受的一种文化权利。作为人权概念范畴下的文化权利一词,在西方语境中的表达与运用有其相应的规定性和指向性。如果我们未加明确和限定地加以运用,反而会带来学术研究的一种视野遮蔽,忽略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意蕴。公共文化服务不仅仅关涉文化权利问题,其所内含的独特属性,涉及文化与权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关乎治理话语的议题。因而,在权利话语之外,需要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从权利向治理的话语转向。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可能性与现实性

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化"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不可或缺的一环。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不是移植西方文论话语来替换中国的文论话语;而是立足于当代,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为本,借鉴、吸收、利用西方的文论话语来补充、丰富、更新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时代已经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实现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提供了可能性;人类共同的"文心"、"诗心"是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化"的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他国化"是一个普遍的规律。王国维、钱钟书的成功经验为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方法和路径。     

杂语共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思考

中国目前不可能产生独特的文论模式,因而,我们所重建的文论话语只能是杂语共生。杂语共生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其理论来源是中国现当代文论、２０世纪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     

从西方话语中拯救中国历史

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我仍可以把中国迄今为止的历史,划分为三个状态：中国史在中国;中国史在西方;中国史重返中国。在全球化的今走,西方话语越来越多地渗透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中因史学应摒除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从中国内部寻求中国史的基本线索,并进一步对中西方历史文化进行比较与融舍。从而实现史学的和谐、健康发展。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艺中心论——也谈当代文论的困境

中国文论失语症之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学界对西方文艺中心论充满焦虑,对本土文化身份有了清晰的认知,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寻找到有效的突围路径,在中国古代文论及其现代转化问题以及现当代西方文论及其本土化问题上,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研究者不得不面临自身知识谱系的局限、中西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以及转化的技术路径的困境等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