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

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进入学术视野,始于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此前它曾是奏折中的"海防议";之后近30年,它一直被"性质之争"所困扰:历经淮系与湘系利益之争、爱国与卖国之争和两种策略之争三个阶段.至20世纪末,在近代化视角下,关于海防与塞防争论的研究,摆脱了"性质之争"的局限,研究空间得以拓展.     

略论晚清的海防塞防之争--以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察

中国是陆海复合型国家,兼具海陆地理特点,其国防战略不能不受这一特点的制约.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塞防之争.争论的结果使中国传统的以塞防为主的国防战略转向以海防为主的国防战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塞防的根本问题是确保陆权,海防的根本问题是发展海权.国家战略资源的有限性使中国不能二者兼顾,必须正确处理确保陆权与发展海权的关系.晚清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为当代中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重议海塞防之争

每当人们论及近代新疆问题,自然就忆起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清朝统治者内部发生的一场所谓“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性质,过去一般认为,海塞防之争是李鸿章和左宗棠所各自代表的湘淮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近些年来,许多论者否定了这种说法,认为海塞防之争的实质是要不要新疆的问题,是一场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认为,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符合中华民族长远利益来看,对“塞防”论应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但能否以此论定这场争论的实质就是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之争,则似可进一步讨论。     

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塞防”与“海防”之争

距今百余年前,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清政府内部曾就是否恢复我国新疆领土问题展开了一场影响极其深远的重大争论,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塞防”与“海防”之争.前者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代表,他根据当时列强在侵略中国过程中协以谋我、此呼彼应的特点,得出了“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的结论,坚决主张收复新疆领土,提出了“塞防”与“海防”并重的论点.后者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代表,他在一八七四年底就首先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并以大办海军需用大量军费作借口,主张放弃新疆,专重“海防”.     

李鸿章是怎样开始购买铁甲舰的

李鸿章曾在“海防议”后的数年间执意拒绝向外国购买铁甲舰,致使清朝外海水师的形成被推迟了数年,这几年中,李鸿章与沈葆桢之间进行了要不要购买铁甲舰的海防政策大争论,这是继众所周知的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要不要筹办“塞防”的争论之后,洋务派内部的又一国防政策大争论。本文将根据笔者所看到的一些材料,特别是未付诸刊刻的沈葆桢的文书材料,对晚清外海水师的形成和北洋购买铁甲舰的过程进行初步探讨。     

论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的思想价值

论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的思想价值张良俊１８７５年，郭嵩烹就清廷的防务之争，上《条议海防事宜》（以下简称《条议》），指出中国不仅面临紧迫的“边患”，而且潜存着深巨的“隐忧”①，认为海防、塞防“未可偏重”，主张循习“西洋政教”以为中国自强的“本源之计”...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对比研究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由于年代久远,文质之争常被一些学者比附为西方的意译、直译之争.事实果真如此吗？对比研究显示: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出处不同,内涵不同,争论过程也不同,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渊源于我国传统文化,内涵是译文语言的文丽或质朴,需要解决译文是否需要文饰的问题,属于语言风格的争论;而意译、直译之争渊源于西方传统文化,内涵是按意翻译还是按词翻译的问题,讨论如何传达原文的问题,属于翻译方法的争论.这些不同说明文质问题不等于意译、直译问题,二者虽有关联,但侧重点截然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比附于西方的意译和直译之争.     

漫论左宗棠

晚清待读学士潘祖荫在（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中写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中国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就其一生活动考察,应该说他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抗英派,洋务运动中的主力派,“塞防”与“海防”之争中以“塞防”为先的兼顾派,中俄伊犁交涉中的抗俄派,中法战争中的抗法根。在上述几次反侵略斗争的怒涛中,他都起到了中流硕往的作用C也有人说,他还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派,这也是事实。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不少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诸如岳飞这样伟大的民族英雄,也镇压过农…     

乾嘉时期考据与文学之争的源起考辨

考据与诗文之争是乾嘉时期一个突出的话题,这一论争往往被汉宋之争所掩盖。考据与文学之争最早发生在袁枚与惠栋之间,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文学与考据的优劣问题。袁枚与惠栋的争论发生在考据学发展初期,这场争论强化了后世文学和考据学的学科意识。     

近代中国海防思想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我国近代海防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有了一定发展,其研究内容大致分为对海防思想的整体研究、对近代著名人物海防思想的研究以及对海防与塞防关系的研究等几个面向.其研究角度大致分为军事思想、政治、近代化等方面.随着研究理论的创新,对该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     

论林则徐民本思想的时代特征——战略谋划的全局性

英国野蛮的入侵迫使中国人民奋起艰难的抵抗,西方资产阶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创造的文明与进步又开拓了中国开明进步分子的眼界,他们要知夷、师夷、制夷以救国。这些成了林则徐民本思想战略谋划全局性特征的依据。该特征突显于:恤民生兴民利培元固本强国以制夷;综合开发利用御侮资源,立体设防,全线制夷;海防与塞防、人与武器、兵与民三个并举的军事战略。     

"争水洛城事"与庆历士风

北宋庆历四年发生了一场是否应该建城于水洛的争论,史称"争水洛城事".水洛城之争并非一起边将间意气之争,而是北宋对西夏作战两种不同战略思想的碰撞.了解"争水洛城事"的背景,需要从宋夏关系发展、仁宗的对夏战略和当时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入手.水洛城之争反映了庆历"和而不同"政治理念,但争论中不和谐的声音,成为士风丕变的内部因子.     

20世纪三十年代的科学与佛学之争——以《海潮音》为中心

发生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科学与佛学之争是"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余波,肇端于王季同请胡适为其《佛法与科学》一书作序。胡适对以科学论证佛学的方法和"科学即佛学"的观点提出批评,旋引发佛教徒及礼佛之士的强烈反应。双方争论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虽最终并无输赢,但双方观点主张的歧异,不仅反映出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复杂面相,更可从中体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世事剧变中对世界、人生、社会的矛盾认知。     

中学语文教育的解构与重建——《星星》等报刊的争论综览

关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争论有宏观的大背景和具体的发端,争论的内容既有关于诗歌教学整体性问题的争论,又有关于具体诗人、诗作的争论,在争论中提出了关于诗歌教材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中学语文教材建设于近段步入了新的起点.     

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必然会走向康德主义

不能把“思维与存在同一性”与辩证法的同一性对立起来而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争论的实质,尽管有些同志故意模糊了争论的焦点,把问题说成是“名称之争”,“唯心主义用语与唯物主义用语之争”,“对经典著作词句理解不同之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一大堆争论问题中看到争论的根本问题是思维     

时间、空间与复杂性社会观

在全球化时代,时空压缩、时空多元化以及时空流动变得日趋明显,从而使得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日益复杂化.复杂性理论强调时空的流动性和生成性;不管是在社会世界还是在自然世界,时间和空间都绝不是简单的容器抑或"客体"的维度.基于复杂性科学的社会理论揭示了全球化时代社会世界随着不可逆的时间演化的真实样态,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时空如何转型的机制.     

真诗的现代性: 七十年前朱光潜与鲁迅关于"曲终人不见"的争论及其余响

朱鲁陶诗之争,是现代诗学一大公案。本文不满足于学派之争、意识形态之争的定性,更开辟“文化诗学之争”的新论域。朱光潜代表了“借西扬中”,而鲁迅则代表了“借中扬西”,其争论的性质,乃是“以真灭美”,体现了现代性的一大主题,至今未泯。     

《博士论文》:马克思空间思考的重要起点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空间思考的重要起点,这种思考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对本质世界的"原子"和"虚空"所作的"去空间化"解释,从而将"空间"从本质世界中排除,开始了对黑格尔抽象空间观的反思和超越;二是通过探讨赫拉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关于时间实现方式的不同,将"感性活动"确定为空间的源泉;三是分析了伊壁鸠鲁哲学里渗透的时空矛盾,以及对时空矛盾的解决路径,即:确定"时间"对"空间"的绝对优势,呈现出一种时空对立的理论困境.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上述思考为其后来提出的实践空间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问题与方法——五四“问题与主义”之辨析

五四运动前后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当时影响广泛,或许对于今日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亦有借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是关于"问题与方法"的争论,胡适批判纸上主义、理想主义和外来主义的矛头对准的是教条主义,胡适批判教条主义的方法恰恰是杜威的实效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教条主义与实效主义之争,或者更准确说是教条方法与实效方法之争。胡适并非一般地反对主义,而是反对将主义教条式的应用。借用"中体西用"的说法,胡适的观点可以说是"问题为体,方法为用","问题为体,主义为用"只是一个幌子,因为他所推崇的实效主义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清初广东海洋经济

清初为了对付台湾郑氏政权， 清廷在沿海地区实行了残酷的迁海措施。迁海实质是防内之海防。防内几成为清前期海防之国策。迁海期间， 各种海防工事的构筑与严密防守， 对宋明以来蓬勃发展起来的广东海洋经济是一次灾难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