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形体演变途径初探——以《敦煌俗字典》为例

汉字系统的演变是一个长期、复杂、多层次的过程。《敦煌俗字典》中收录了大量俗字,同一个汉字的多种形体反映着汉字多途演进的过程。本文从《敦煌俗字典》中的俗字出发,分析这些不同字形产生的内部机制,探寻汉字形体演变的多种途径。     

《长恨歌》其恨何长——谈历史题材作品的艺术真实

宋代的苏东坡曾经给我们留下了对唐人诗作的几句评语:“郊寒岛瘦,元轻白俗”。认为白居易的诗是俗了的。他说的这个“俗”是什么意思呢?照《沧浪诗话》里的解释是:“作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看来这里说的“俗”还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通俗”的俗,是贬义的。俗意,是从诗的内容上说的,其它恐怕是指形式。但白居易的“俗”,表现在那里呢?苏东坡也没有说明白,倒是后人对此多加引申,认为白居易的诗是浅率俚俗。王世懋在《艺圃撷余》中竟这样说:“生平闭目摇首不道《长     

宋代韵书中的俗字标识与文字观念研究

《广韵》《集韵》和《礼部韵略》是宋代官方颁布的三部韵书,它们均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了俗字和异体字。但是,由于编纂目的和使用范围不同,这三部韵书对于文字的俗体、异体和正体的界别标准也并不一致。相对于唐代韵书而言,宋代韵书皆为官方修纂,雕版印刷,与科举考试制度密切相关,在韵字编排上比较严格,它强调正字,排斥俗字,俗字一般不出现在正文中,或别出注明,或在正字下注释"俗作某"。这种编排体例对文字的社会规范化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从中可以考察唐宋人文字观念的变化以及汉字简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这在汉字史的研究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敦煌俗字与宋本《玉篇》俗字字形之差异及其原因初探

敦煌俗字产生年代起于西晋延至北宋初年（咸平五年）,其中大部分俗字产生于唐五代时期。宋本《玉篇》是中古到唐宋时期历史汉字汇集之大成者,对其间各个时间层次的历史汉字进行了定型规范,其中亦收录一百多个俗字。本文以敦煌俗字与宋本《玉篇》俗字为例,通过俗字字形再现的方式,从笔画、构件、造字模式三个层面考察两者在字形方面的差异,总结差异规律,并探寻差异原因之所在。宋本《玉篇》作为传统正字学字书所具有的规范性,决定了其在收录俗字字形方面的不全面性。宋本《玉篇》是与传统的正字学一脉相承的,这就说明其主要任务在于收录规范社会用字的正字。而魏晋六朝社会用字混乱的状况亦在客观上推动了这种＂规范＂行动。敦煌文献并不仅仅只有佛经文献,亦有许多通俗变文、蒙童识字读物、账本等,而其书写者的身份和地位更是庞杂繁多,使得敦煌俗字字形繁复多样,由此导致其与字形单一的宋本《玉篇》俗字的差异。写本文字是手写文字,相对于印刷文字在字形上有着比较大的随意性。而＂写本时期＂正处于汉字书写无定格,讹俗随发,形体混乱至极之时,这时的俗字既有继承沿用,又有创新与罢用,每每具有其时代特色。于是作为写本文字之一的敦煌俗字便具有了较大的随意性与独特的时代性,由此形成与宋本《玉篇》俗字的差异。     

俄藏黑水城文献俗字与《汉语大字典》证补

《汉语大字典》收字力图包举古今,按字形数收字,但汉字俗异体繁多,往往会失收一些俗字形体,俄藏黑水城文献中部分俗字可以对其进行证补。     

《新撰字镜》与汉语俗字研究

日本平安时期的古辞书《新撰字镜》收录了许多汉语俗字,是俗字研究的重要材料。由于作者是用汉文撰述,中间不乏中国文献中失传的文字,而在抄手笔下又不时出现一些俗字,有不少因字形接近而混、不辨正俗而混或因抄手笔误而发生的讹混,也有因书写变异造成的同形字。依据《新撰字镜》的文字材料,不仅能与敦煌、碑刻等出土文献中的俗字进行比较研究,还能补充中国大型字书中的一些失收字,有助于汉语文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古医籍同形俗字校读五则

搜集、辨别同形俗字 ,沟通异体字与正体字的关系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指出《素问》的“寒炅”之“炅”即“热”的俗字 ;《素问注序》“蒇谋”之“蒇”即“藏”的俗字 ,用作“臧” ,训善 ;《丹溪翁传》“病脾”、《格致余论序》“脾疼”之“脾”即“髀”的或体 ;朱肱《活人书》等训“哕”的“咳逆”、“逆”之“咳”当读于切 ,俗称打嗝 ;《太素·杂刺》中的“胀”或为“肠”的俗写     

郑氏字学抉要

郑氏文字学尊许,考字以《说文》为准.《说文逸字》志在恢复本书之旧;《说文新附考》判断徐氏新附字、《汉简笺正》考辨郭氏“古文”,俱以《说文》为正.明正俗乃是郑氏字学的要旨,方言、异字、释佛书、辞章体物字率多著俗,固所不许;但以考辨正俗,推绎俗字孳乳,揭橥赋家用字之秘.而辨形则明字体演变,审音则使辨形精到,明义则资名实考证...     

漫谈“饼”字

“饼”字在《康熙字典》中有两种写法:食部八画中有“饼”字,下面有注音也有解释;六画中有“饼”字,下面只注明“《正字通》俗饼字”,是作俗字(异体字)处理的。一九六四年三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第三表中“饣”部,将“饼”字简化为“饼”,取消了“饼”字。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印刷通用文字字形表》,也     

欧阳询行楷《千字文》俗字与敦煌俗字特征考辨

本文是在《欧阳询行楷〈千字文〉俗字与敦煌俗字異同考辨》①一文之后续补而成,主要探讨了"俗省一橫"、"俗省一竖"、"俗省多画"、"俗增笔划"、"俗改结构"、"俗改部件"、"杂类俗字"等七个类别的特征俗字。通过俗字、避讳字字形的比较来判断作品真伪,并由此证明书法家亦未能免"俗"。     

《宋元以来俗字谱》俗字类型考察

《宋元以来俗字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刘复、李家瑞合编的一部断代俗文字编.该书俗字字形丰富,常见简体俗字、草体俗字、繁化俗字、部件移位字、书写变异字、古体俗字、音近借用字七种类型.其中简体俗字数量接近九成,这使得该书的俗字收录极为不均衡,并不能客观反映出那个时代俗字使用的实际情况,但在另一方面,这些丰富的简俗字形也成为该书最富有价值的内容.     

我校敦煌学研究概况

“敦煌学”即“敦煌吐鲁番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也是一门国际性学科。因此不论是研究文史的还是研究科技的,也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可以进入这块宝地。我们杭大就有许多研究者进入了这块宝地,而且前辈已在这块宝地上开拓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敦煌语言文字学”——具体地说,这门学科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等专门学科。例如姜亮夫先生的《敦煌瀛涯韵辑》就是一部音韵学著作;该书最后一卷《俗字谱》,又是文字学著作。又如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旁引博辨,考释了一大批敦煌变文中出现的字和词,就同时是文字学和训诂学著作。再如郭在贻先生的《训诂丛稿》、《训诂学》以及一批单篇论文,使大多是考释俗字、俗语词的,有不少是属敦煌学的。这三位先生的著述代表了     

《中华道藏》校点疏误例释

指出了《中华道藏》中校点的几处疏误：《正一法文经章官品》中“中外强徉”之“徉”当作“”,为“”之形讹,“”是“祥”的换旁俗字;《陆先生道门科略》中“三官遣考,召君史潜守门户”中间不应点断,“史”为“吏”之形讹;《洞玄灵宝五感文》中“动生怨怪”之“怪”当作“恡”,为“悋”之俗字;《老君音诵戒经》中“吏兵、管护者哉”中间不当断;《太上老君戒经》中“不欲人在已先病者”之“已”为“己”之形误;《女鬼青律》中“食寅”不辞,“寅”与“肉”之俗字形近而误。     

《石仓契约》俗字校读十则

文章考校《石仓契约》中“塴”“”“冾”等俗字。即“塴塕”之“塴”当为“崩”的增旁俗字,而非“塴”字;“”当为“舉”的俗字,而非“庠”字;“冾湖”之“冾”当为“冷”的俗字,而非“冾”字;“”当为“龍”的俗字,而非“尤”字;“芋”之“”当为“卵”的俗字,而非“茆”字;“”当为“壇”的俗字;“/仸”均为“天”的俗字;“直棬”“横棬”之“棬”当为“巷”的俗字,而非“棬”字;“泣叔”之“泣”当为“血”字俗讹,“丧”之“”当为“夂”字写讹,而非“夊”字。     

俗字的理据性及其俗用现象分析

国家语委一再要求使用规范汉字,但是汉字俗用现象却屡禁不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俗字的存在有着一定的理据性。这种理据性表现在很多俗字的书写是根据字义的暗示变换偏旁而成,属于一种对汉字构形的新的解释。合理的、被人们接受的俗字字释是汉字形义学的历史观点的体现。     

重话华(汉)字改革

一、称“汉字”,还是称“华字” 笔者认为称“华字”较好,理由有二:一是现在所使用的方块字,已相当普及于我国众多民族中,事实上已成为我国国民最通用的文字,而仍界定以为“汉字”,颇觉其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现实。二是这种方块字既是从我国的象形文字演化而来,那么,我国务古老民族均应是其创制的参与者;又在此后的年代中,我国历经了多次的民族大融合,对其文字发展和成型,各民族也是参与了的,限为“汉字”,稍觉偏狭。我们自称“中华”,外国也称我们为“华人”。如将“汉字”改称“华字”,名称既不违俗,含义亦较周延,不仅符合我国国情,还有助于民族团结,利于普及。     

《龙龛手鉴》古俗字考辨

考辨字典古字俗字 ,得力于语言文字理论 ,但也不能忘了字典自身的体例规则。这些体例规则正是前人运用语言文字理论研究古字俗字的成果在字典中的规范体现。《龙龛手鉴》一书的“A ,古文 ,音B”及“A ,俗 ,音B”两种体式 ,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许多古字俗字 ,值得研究     

"汉字难学"的命题无法否定

《语言专家联名拯救汉字教学》（以下简称《拯救》）和《“汉字难学”否专家有新说》（以下简称《新说》）这两篇文章错误百出,破绽百出,完全不符合语言文字科学。汉字难学还是易学应该是不同文字体系之间的对比;汉字记录语言的途径、方法注定了汉字是繁难的文字体系;二文严重混淆“文字”、“语言”、“文化”、“民族魂”等一系列概念,违背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和法规,宣扬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心理。为推动国家语言文字法规、政策的贯彻落实,促进语文现代化建设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对这两篇文章所宣扬的错误认识予以严肃的批评。     

安子介汉字理论评述

安子介先生是一位精通数国文字的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82年他完成了英文著作“Cra-cking The Chinese puzzles”,这部巨著共五卷,以独特的汉字理论详尽地解释了5888个汉字,为世人指引出一条化难为易学习汉语汉字的途径。1987年他出版了论文集《劈文切字集》(以下简称“劈文”),人们逐渐领略到他那新颖独特的“劈文解字”的方式。1990年Cracking The Chinese puzzles中文版问世,题为《解开汉字之谜》(下简称“解谜”),安先生的汉字理论和实践开始为中国大众所了解。之后安先生又相继出版了《安子介现代千字文·启蒙篇(下简称“千字”)、《汉字科学的新发展》(下简称“发展”)等。 细读安先生以上数部大著,我们认为安先生的汉字理论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1.声符有义说,即认为汉字“部首之外的所谓声旁也是有意义的” (“解谜”Ⅷ)。2,汉字拼形说,即认为“汉字实际上是拼形文字” (“解谜”Ⅰ)。     

韩国汉字及俗字研究综述

汉字自汉末传入朝鲜半岛,直至19世纪末,一直是朝鲜半岛官方使用的正式文字。俗字是汉字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汉字产生发展传播过程的始终,而韩国俗字亦是汉字在发展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变异形体之一。通过对韩国汉字及俗字研究现状的介绍,可知其在整理及研究方面存在着四个问题：缺乏对韩国历史汉字和俗字材料的系统整理;当前韩国汉字及俗字研究存在着不平衡性;缺乏在文字学理论基础之上对汉字域外传播途径及规律的探讨;缺乏对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充分运用。这些问题的梳理,将会为当前的韩国汉字研究和域外汉字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