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理治”思想探论

曾国藩作为晚清名臣和理学中兴的代表人物,其理治思想是在继承和发扬程朱＂理学治国＂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德治、礼治和法治的合理因素,结合晚清经世致用思想而形成的,是对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总结。其主要内容包括理学执政、理学治军、理学持家三个方面,体现出保守性、中庸性和集成性三个显著特点。为实现理学治国的梦想和挽救清王朝的覆亡,曾国藩进行了一生的实践和努力。但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种理想最终走向了破灭。曾国藩理治思想的合理内核也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审辨几微 心存至公——丘濬的理学精髓及其政教思想探析

作为理学名臣,丘濬崇敬朱子品格,认同朱子理学,并对理学有所创新和发展。他还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民本思想,其民本思想的全面性与系统性在同时代人中无出其右。为使民本思想落到实处,丘濬又研究和发展了古代理财思想,成为古代理财学说的集大成者。对于为君之道,丘濬强调君主应该效法天道,做到秉公为政和广开言路。这是治国理政的关键所在。他还主张敬天祭祖和尊贤重教,前者蕴含认祖归宗、凝聚人心的重要意义,后者体现为推崇儒学、礼敬圣贤、培育人才。概而言之,理学思想是丘濬政教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民本论与理财观则是重要基石,秉公为政与广开言路是其核心内容,敬天祭祖和尊贤重教则是根本要求。这四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又互相统一,共同构成了丘濬政教思想体系的一个有机整体。其思想精华可以凝练为"审辨几微,心存至公",这对于现代人的修身立业和治国理政不无参考与启发意义。     

程颐的礼学思想探微

程颐作为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以“理”为最高范畴,其他内容被统摄于此之下。其中,礼的地位次于理而处于从属地位,但是礼在程颐的思想中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理、性和程颐的政治思想的要件。本文将就此展开论述,分析程颐的礼学观。     

程颐《易说·系辞》之“理”的概念分析

程颐《周易程氏传》体现了其易学的主要观点,是理学中易学思想的代表作。而其中《易说·系辞》非常能体现出程颐义理派易学的特征,他推阐天道并将之运用到人事之中,同时为理学构建开辟了新途径,他在《易说·系辞》中拓展了“理”的内涵,如秩序性、乾坤易简、时中与位、理与天道、性与心等内容。     

宋明理学非儒家论

传统至今，理论界都认为理学是儒学，以为其“义理”学说之“义”出于孟子，“理”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作者认为欠妥。《孟子》没有与理学内涵相同或相近的“义”；“理”也不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二者均源于术家韩非的“义理”学说。理学由“义理”学说具体化出的治国方针和基本哲学理论也源于术家韩非。且理学的经典《四书集注》不代表儒家思想。因为《四书）的重点在《大学》、《中庸》，二者均贯穿韩非术家的“义理”思想，而对《论语》、《孟子》的阐释和理解，既要参照《大学》、《中庸》，又要以理学家们所注的“义理”思想为根据。于是，《四书集注》就成了盗版的《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若将理学当做儒学，就不会走出新路子。     

朱熹治史价值论阐微

朱熹在建构自己理学体系时,将史学纳入理学体系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史学思想。在他的史学思想中,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史学价值的判断,即治史对个人、对当时社会具有何种价值。朱熹力图区别自己与“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①的浙学学...     

退溪的“理帅气卒”观念

明初,心学运动兴起,阳明学盛行中国大陆,作为明王朝正统哲学的朱子学在统治意识形态上面临危机。李退溪以继承、捍卫和发展朱子学为己任,一生学问“以朱子为宗师”,在太极、理、气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亦与朱熹在同一条思路上发展。然而,作为朝鲜的“海东朱子”,李退溪对理学的理气论也有自己独创的研究。退溪的“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命题,是对朱熹“理先气后”、“理在事先”的修正,同时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之说,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反映出退溪理学观独创的一面,并为“四瑞七情之辩”打下了理论基础。     

朱子理学正名

朱子继承、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集理学之大成。重回经典,在理之观照下,系统阐释朱子各个方面的思想,论述理与其整个思想体系各个层面的关系,可知朱子思想始于理、成于理、归于理,一“理”以贯之。理具有本体性、主宰性、参与性和归宿性等特性,而心不具备这些特性。理作为本体,是主宰者,主宰一切（包括心在内）、参与一切,是一切的唯一归宿。朱子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圆融的、不断循环、从不停息的流转图式,它贯通朱子思想体系。朱子思想是理学,不是心学。为明确厘清理学与心学的界限,朱子关于心的论述应该称为心论。     

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

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欧洲启蒙运动将中国文明视作“模范”,从“自然之光”“善意与道德的科学”和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三个方面汲取营养。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学脉渊源中流淌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血液：空想社会主义吸取了孔子的大同思想,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构建的“正反合”受到《周易》和老子辩证法的影响,“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法国重农学派推崇儒家将道德和政治合二为一的仁政思想。第三,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哲学显示出对治西方现代文明困境的普遍性意义。从杜威到罗素,从雅思贝尔斯到海德格尔,从施韦泽到哈耶克,从罗曼·罗兰到汤因比,从玻尔到汤川秀树,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这一点。     

戴震“理欲之辨”与理解的历史性批判

戴震对理学"理"、"欲"二分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理存乎欲"的观点,其思想路径是将"理欲之辨"与对理学诠释传统的批判结合起来。戴震在"理欲之辨"中展开了对理学以"自私"为特征的诠释传统的反思,进而提出"无私"与"无蔽"的观念,对理解的历史性进行了批判,同时,其"理"、"欲"统一思想的阐发亦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完成。     

何桂珍理学经世思想探析

清代名儒何桂珍,秉承程、朱理学精髓,讲求“内圣”,更讲“外王”;注重个人躬行实践,竭力把注重个人修养和求得道德完善的做法推向社会,直至帝王。其目的既在于解说和传播理学,更在于研究现实和拯救国势。他把宋明理学思想与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想统一起来,丰富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内容。其思想虽受时代局限,但不乏很多的现实借鉴成分。     

内圣外王之辨及其当代价值——对一个学术公案的迟到解读

本文旨在对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提出自己的解读。该书对于学术界过分偏向心性之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确有纠正之功。但其对于儒家内圣之学缺少同情的理解,以致要求放弃内圣外王的理想,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留下了根本性的缺憾。     

“警角之声”与“华亭鹤唳”——论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之关系

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江东名胄"的家族记忆,还是"亡国之余"的角色认同,都与吴地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陆氏家族"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的价值分流中,陆机试图构筑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以先"仕"后"隐"的价值次序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重振家声的家族责任感使得陆机不能终老华亭,另一方面,在他入洛之后尽管怀土思乡却又不肯还吴。当洛阳仕进的"警角之声"无法催其前行时,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成为陆机最为留恋的人生光影。     

为昭代真儒辩护:明朝人讨论薛瑄从祀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

薛瑄是第一位在明代从祀孔庙的明儒,这无疑是明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课题。孔庙的从祀问题本来只是朝廷上皇帝和儒臣才需要讨论的议题,毕竟能不能从祀孔庙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家,不在私人。李濂以一个罢官在野的士人却参与了对此课题的讨论。通过他的讨论,我们将发现此课题为一个更大范围的士人所重视。更重要的是,李濂的讨论是和嘉靖中叶朝廷上的儒臣在讨论这些课题时所表现出的新范式遥相呼应的。由此可见,这一新范式其实是为许多士大夫,无论在朝在野,所共有的。     

汉文帝与代臣——兼论昌邑王刘贺与昌邑臣

在西汉初期及中期发生的激烈政局变动中,代王刘恒与昌邑王刘贺,均以诸侯王身份入承大统,由于缺乏皇位法定继承人的权威性,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王国旧臣以维系统治。由于文帝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代臣与汉大臣之间的关系,迅速稳定了其统治,亦为开启“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反观昌邑王刘贺,既不能审时度势,又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之能力,虽然力图效法文帝故事,不仅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促使权臣霍光迅速采取行动,加速了被废黜的过程。     

御门听政与康熙之治

清朝御门听政早在顺治朝即已有之 ,及康熙朝形成定制。康熙帝每日清晨御乾清门听政 ;皇帝出巡则在行宫听政。皇帝听政时辰主要经历了“黎明进奏”与“定时视朝”两个阶段。御门听政是清朝治国最重要的措施 ,它不仅是康熙帝勤政的标志 ,更是清朝前期推行皇权统治 ,迅速走向强大统一的基本保证。御门听政是抗灾减灾 ,恢复农业经济的中枢。康熙帝建立并施行御门听政制度 ,表明他的勤政思想和坚定划一的统治风格以及修明政治 ,强化皇权 ,建立强大清帝国的决心 ,乃得“守成而兼创业”的一代明君之称号     

论祢衡的悲剧人生

汉魏之际的祢衡以出众的文才、特行独立自主奔放的品性、蔑视权贵怪异无忌的言行,享誉士林。这一切恰恰不适宜官场的生存,而他又偏偏期望在官场实现人生价值,这就注定了他的人生只能走向悲剧的结局。他的文学作品少而精,一篇《鹦鹉赋》使他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秦代的告诉制度

秦代的告诉制度在种类上可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自告与告发,以及州告等。秦自商鞅变法以后确立了奖励告奸制度,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官吏周围的人告发官吏,官吏因此受到处罚的,告发之人可承袭原官吏的官爵、田禄。错误告诉的,根据错告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可把错告分为故意错告和过失错告;故意错告为“诬人”,应受刑罚处罚;过失错告为“告不审”,依法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南山集》案与方苞人生及心态的变化

康熙五十年发生的震惊朝野的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方氏家族遭受沉重打击。方苞因给《南山集》作序得罪,后经宽大处理,因祸得福,官运通达,由昔日家境贫困,又屡困场屋的落拓文士一跃而贵为天子侍从、本朝达官,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种特殊的恩遇并未给他带来心绪的片刻宁静,反而使他陷入了心态失衡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一方面,他极力颂扬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君主善待自己并宽赦方氏族众的皇恩,另一方面,他没有完全挣脱《南山集》案的阴影,心绪凝重,心态极其复杂,如对作《南山集序》的追悔,对亡友戴名世的追念与痛悼,以及对方氏宗祸与自己家祸的无比痛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