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中庸之道与佛家的中道义——兼评释智圆有关中庸中道义的论点

儒、佛、道，在长期斗争中亦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北宋初释智圆提出儒释两家“言异而理贯”，可以“共为表里”的见解，即是其中一例。本文具体地叙述了儒家中庸之道和佛家中道义的内容，指出：儒家中庸之道在反对“过犹不及”中这两者的片面性，以及佛家中道义在反对世俗谛中的绝对主义，都具有辩证法因素。但这两家一个沿着均衡论、一个滑向诡辩论而转化为形而上学，由此详论了释智圆的见解     

试论目的论与道义论之辩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目的论和道义论作为两种不同的道德理论先后或交替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文章在对目的论与道义论进行简单界说的基础上,探讨目的论与道义论两者之辩,试图超越目的论与道义论的分野,探索新型“义利并举”统一论。     

行为者中心限制与行为者中心特权——谢弗勒“混合理论”述评

谢弗勒是美国当代重要的伦理学家。为回应威廉斯对后果主义破坏人的完整性异议,他提出了行为者中心限制和行为者特权的“混合理论”。这一理论前半部分强调行为者受到道义论的限制,从而不可能为了后果最大化好而做后果主义所要求的事;后半部分则认为人们可以追求行动最大化好的后果,但并不应把后果主义的原则应用到一切行为之中,同时认为,行为者有自己的特权,即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追求放大M倍来为自己辩护。谢弗勒的“混合理论”两个方面都受到批评,其实是一种对后果主义的有益改进。     

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溯源

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是“新古典”范式与“新凯恩斯主义”范式并存。“新古典”范式以萨伊定律为思想核心,强调市场的自然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范式立足于价格与工资刚性的现实,继承发展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两种范式是在经济学流派不断论争、不断发展中孕育起来的,都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     

杜威政治哲学中个人与社会关系探析

重建民主政治是杜威政治哲学的核心,杜威以他的“经验”哲学为基础详细探讨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认为任何个人都是某一社会共同体的一个方面和组成部分,不存在“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并认为教育的培育和支持是实现好的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础。杜威的这一观点时于我们今天建立和谐民主的社会具有启发意义。     

在行动与规则之间

行动效用主义是传统的效用主义形式 ,而规则效用主义则是新效用主义的主要代表。在两种理论之间集中了很多关注和争论。作为复兴了效用主义的新理论形态 ,规则效用主义一方面给效用计算问题带来了新的困境 ,但另一方面却对处理效用主义与道义论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即引发了效用主义对道义论的调和关系。然而 ,这种新的理论动向并未获得行动效用主义一方的认可和支持 ,因为后者明确反对像“道义论”那样以规则作为道德评判的直接标准。     

试论日本法西斯形成的特点

法西斯主义从本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中期,曾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由于各国的历史条件不同,其表现也有所不同。日本法西斯在其形成过程中亦具有独自的特点。日本法西斯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军部势力”和“民间势力”的结合。“军部势力”是指以参谋本部为首,包括海军军令部、陆军省、海军省、天皇侍从武官、军事参议院等一股军人政治力量。“民间势力”指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形形色色的民间法西斯政治力量。“军部势力”和“民间势力”是日本法西斯力量中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结合,互为补充,共同推动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发展。在思想上,“民间势力”为法西斯运动提供理论依据。日本法西斯思想最早出现于民间,形成许多流派。如“国本主义”、“日本主义”、“农本主义”等等。影响最大的是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他写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在行动与规则之间——论效用主义与道义论的关系问题

行动效用主义是传统的效用主义形式,而规则效用主义则是新效用主义的主要代表.在两种理论之间集中了很多关注和争论.作为复兴了效用主义的新理论形态,规则效用主义一方面给效用计算问题带来了新的困境,但另一方面却对处理效用主义与道义论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即引发了效用主义对道义论的调和关系.然而,这种新的理论动向并未获得行动效用主义一方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后者明确反对像"道义论"那样以规则作为道德评判的直接标准.     

布克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决裂

作为20世纪最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之一,默里·布克金在晚年却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决裂了。本文系统评述了布克金一生所经历的两次思想转变过程。他曾经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战后工人运动革命性的缺失使他走向了无政府主义。他将一些新的理念比如后稀缺、反等级制和自发性等引入了无政府主义．使其展现出了新的活力,并发展出一种系统的社会生态学理论。导致布克金与无政府主义决裂的原因在于他对面对面的直接民主的倡导,认为它是走向生态理性社会的最好制度形式,但主流无政府主义却坚决反对任何统治形式包括直接民主。结果,布克金从将其理论“自由进步的自治市镇主义”界定为“无政府主义的民主向度”,直到与无政府主义分道扬镳,明确提出“自由进步的自治市镇主义”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并将其称之为“生态公社主义”。     

近代文化往还间“主义”概念的古今转换

“主义”是中华古典词,意谓谨守道义、主张等,今指某种理念或思想体系及信念,也指为实现一定目标而采取的特定方式或方法。其古今转换是通过近代东西对译（与principle、～ism及doctrine）达成的。新名“主义”早为明治日本人创译并使用,于清末传入中国。在其生成、生长、流转过程中,“主义”概念于中日两国被赋予多样意涵及本国元素。这一过程彰显了汉字文化生生不息的基本品格。     

哈奇森、休谟、边沁与哲学功利主义的兴起

休谟在哈奇森道德感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情感主义的道德观点:道德的基础在于"情感",而道德判定的标准在于行为和品格所引起的"愉悦性"和"效用性"。这一观点为后来以边沁为代表的哲学功利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直接性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休谟也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过渡意义。但不同于功利主义者在目的—效用意义上对"功利"概念的运用,休谟的"效用"概念仅限于手段意义。休谟促成了哲学功利主义的兴起,但他并未成为一个功利主义者。     

是批评"非理性"还是提倡"非理性"--重新解读柏拉图的"迷狂说"

“迷狂说”并非柏拉图提出的诗学学说,而是他仅借用的一个古老的宗教术语来谴责某些“非理性”诗歌创作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它更不是柏拉图用来弘扬非理性精神的理论支柱。柏拉图的诗思与其哲学思想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以“理性生存论”为基础,提倡理性调配法规、神性教化人性,强调德性抑制情性、诗性造化德性。     

荀子“性恶论”德育价值的反思与建构

“性恶论”是荀子德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具有助于道德个体修身塑德,促进人生环境和谐,引导社会秩序有序建构的现代价值。然而,由于历史上对“性恶论”的德育价值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知,导致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失衡、道德奖惩机制形式化、道德滑坡趋势严峻、道德教育效果不佳,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实施与深化。因此,当代道德教育应汲取荀子“性恶论’’德育思想精华,以“化性起伪、隆礼重法、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新路径,在家庭、学校、社会领域深化道德教育,提升个体修养,营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化氛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阈下的功利主义的重现与批判

当前西方功利主义再度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些人看到了功利主义与我国市场经济的某种程度的契合,就片面地认为功利主义应当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占主导地位的伦理观。文章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的,会在实践中引起混乱。作为产生于资本主义初、中期的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其理论体系中包含着很多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个人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矛盾、客观标准与主观体验的矛盾、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矛盾等。尤其是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不具有一致性。尽管可以从其观点中批判地吸收某些合理因素,但是,将功利主义视为当前社会的主导伦理观则是偏激而不可取的。      

试论法家思想中的功利主义倾向——以商鞅、韩非的思想为例

法家思想的整体特征表现为注重现实的关怀,以追求功利主义为基本目标,非道德化倾向严重。法家以其独特的人性论(趋利避害)为逻辑起点,以君主之利为本位,建构了一套既有理论基础,又有政治践行目标设计的思想体系,这些都塑造了法家的功利主义倾向。     

反功利主义:一种值得重视的伦理思潮

功利主义是近代以来一种重要的伦理思潮和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在当前功利冲动尤为强劲的背后 ,一种反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潮在涌动着 ,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文章详细分析了功利主义的含义、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潮以及我国当前功利冲动的种种现象所引起的反功利倾向 ,并指出必须重视对反功利主义伦理思潮的分析和研究     

“道”与“理”——一次没有完成的哲学思维的重要转折

在老子"道"的理论基础上,荀子提出了中国哲学史上又一个重要的概念,"理"."理"的出现,表现了先秦思维方式,由混沌整体多元向秩序整体多元,由粗略模糊思维向精确理性思维,由缺乏学理分工向科学门类划分发展的重大转折.但是非常值得思考的是荀子的思想成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继承和发展.     

贾谊的道德学说探析

贾谊深入总结秦朝败亡的历史教训,强调发挥儒家仁义德教在治国平天下中的作用;他继承荀子的思想,主张用"礼"来重新规范社会等级秩序,对传统的"民本"思想,作了创造性的系统阐发。这一切,都从特定角度,丰富发展了儒家德教理论。他的思想是董仲舒"独尊儒术"思想的先导,对以后历代道德建设也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德"字与德文化之渊源

“德”字的构造 ,有着丰富的思想意蕴 ;而“德”字的演变 ,更是紧密联系着中国传统德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进程     

刑罚的正当性——以保障人权为视角

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对刑法正当性的回答支配了近现代的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但是也不断地受到挑战。报应主义不能为罪刑相适应提供可以接受的标准,它是"严打"和重刑主义观念的始作俑者。功利主义不但经不起检验,也不能合理解释把个人作为实现社会利益的工具的道德质疑。二战以后人权理论的发展,为我们解释刑罚的正当性问题提供了视角和新的话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