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诗经》中的“言”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通论部分把“言”全都解释为“句首语气词”或“动词词头”。查余冠英《诗经选》,新近出版的《辞海》,杨树达的《词诠》,北大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也都是解释为助词的。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诗经》中的“言”,不全是助词,在句中的“言”有不少应解释为代词“我”,而在句首的“言”则全都应理解为代词“我”。理由如下:(一)《小雅·彤弓》:“彤弓召兮,受言藏之。”《诗经注疏》     

“《诗经》新解与古史新论”编后记

一 本书分上下两集。上为“《诗经》新解”共12篇。内中除《诗·淇奥》篇及一两篇古诗新译之外,大都是十年前“《诗经》批注”的整理稿。下为“古史新论”为24篇。它与上集那十二篇新解正相反,除了《关于古代典籍的亲称新解》以及两三篇关于周世父、子及伯、子,男三族之称的古义新释外,大都是成篇于八十年代前后之新作。 至于作者由当代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战线,跨入古史、古诗的研究领域的史姻世缘,已约略在“代序”——《关于茅盾先生题签“金文新考”的附记》,与《答日本东京大学宫宅君问》中,分别作过忆述了。     

释《诗经·静女》中的“彤管”

《诗经·邶风·静女》是一首短小、活泼、优美的爱情诗,全文总共只有五十个字: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艹爱))而不见,搔首踟(足厨)。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悦)怿女(汝)美。自牧归(馈)荑,洵美且异。匪(非)女(汝)之为美,美人之贻。诗中所说的“彤管”是什么?“彤管”与下文的“荑”是一物还是二物?千百年来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说:“‘彤管’有人说是红色的笔,有人说是乐器。古今学者,对此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只有朱熹说‘未详何物’,态度最为谨慎。”王力先生主编的     

“持其踵”新解

《触龙言说赵太后》(《战国策·齐策》)有这样一句话“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其中,对“持其踵”三字的解释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较有影响的要算北大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两种本子。北大本的解释是“女儿远嫁,登车之后,母亲持其足踵而哭,表示惜别。”王力主     

嫦娥·癞蛤蟆·天鹅及其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探源

《诗·邶风·新台》的最后一节: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诗序》指出:“《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故当代学者推断这诗“盖出民间歌手。”有的研究者解说此诗,即言“这首歌讽刺(卫)宣公,把     

我国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辨

<正> 关于我国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学术界向有两说。其一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代表,认为最早的七言诗是张衡的《四愁诗》,书中说:“它是一首七言诗。在它以前,《诗经》和宋玉《招魂》、荀卿《成相篇》等有一些七言句。汉代韵文七言句渐多,但通篇都是七言而又首尾完整的作品,当以这首诗为最早”。     

《硕鼠》是一篇祈鼠的祝词

《魏风·硕鼠》是《诗经》在当代影响最大的一篇。各种注释、评介无不认为“硕鼠”是“比喻剥削者”。因而全诗“描写了人民由于不堪忍受沉重的剥削而想到逃亡,这在当时社会是带有反抗意义的”(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文革中更把《硕鼠》说成是一篇“阶级斗争的好教材”。《毛诗序》云:“《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过去一些学者,对汉人之说盲目笃信。然《毛诗序》说诗,非美即刺,常为后代所诟病。朱熹在《诗序辨说·柏舟》中即指出:“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而又拘于时世之先后”。     

《新台》等诗非为刺“二宣”者作

《邶》、《鄘》、《卫》三《风》,均为卫地之诗。按《诗序》的解说,三《风》凡三十九篇,有十二篇,占总数近三分之一,或是直刺、或是间刺卫宣公与宣姜的淫乱。之后,经过历代学者的甄辨,迄今,十二篇诗大部分得以从“二宣”的“淫乱沙龙”中开脱出来,余下《新台》、《墙有茨》等数篇,大多学者仍泥守《诗序》的解说。《诗序》解诗,毋庸讳言,不乏确当者,但谓《新台》等诗为对“二宣淫乱”的直刺或间刺,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解。人谓《诗序》为东汉卫宏作,则此误一误近两千年,时间不谓不久矣;此误既自误亦误人,误人不谓不深矣。此误之所以误,究其原因,不能不说就在于其于时俗、史事、诗意等多方面失之考察、详辨。     

安大简《诗经·葛覃》篇“穫”字的训释问题

徐在国《〈诗·周南·葛覃〉"是刈是濩"解》认为,《诗经·周南·葛覃》篇"是刈是濩"句中的"濩"字,据《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当为"穫"。然而考察《诗经》"是A是B"句式,可知徐氏所论实为误解。综览《诗经》文法,并结合中国古代纺织史,可知《毛传》以"煮"训"濩"乃先秦旧义,并无不当。传本《诗经》历经汉代以下经师校理,汇合了古代学者研究的精华,在出土文献《诗经》的整理中,必须充分利用其成果。     

《狡童》、《株林》“食”字解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高亨同志的《诗经今注》,把《郑风·狡童》“不与我食兮”释为“不和我在一起吃饭”,把《陈风·株林》“朝食于株”释为“吃早饭”,似觉不甚妥当,实有商榷之必要。《诗经·陈风·株林》“朝食于株”,是谓陈灵公与夏姬相淫于林,非是吃早饭的意思。闻一多先生指出:“这诗的本意是灵公淫于夏姬,古今无异说。我以为‘朝食’二字即指通淫”。“朝食”二字即通淫之意,在屈原的《天问》里已有见证。《天问》中的“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为嗜不同味,而快鼌饱?”其“鼌饱”二字即是通淫之意。王逸注日:“言禹治水道娶者,忧无继嗣耳。何特与众人同嗜欲,苟欲饱快一朝之情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聂石樵《楚辞新注》云:“鼌,即朝。饱,与上文‘继’不协韵,可能是‘食’的错字。朝食,是古代人关于男女会合的隐语。”     

释《卷耳》

<正> 《周南·卷耳》一篇,自来不得确解。近年来出版的《诗经》选注本。选译本。全注本、全译本不少,对于《卷耳》篇大都袭用方玉润的说法,即:“此诗当是妇人念夫行役,闵其劳苦之作。”(《诗经原始》)然照旧无法讲通。惟独一九八○年出版的高亨先生的《诗经今注》提出了一个新见,他说: 这首诗的主题不易理解,作者似乎是个在外服役的小官吏,叙写他坐着车子, 走着艰阻的山路,怀念着家中的妻子。我觉得此说最有意思,可惜他没有详为推证,而且语气出于疑似,还不敢自信地决然肯定。我也正在读《诗经》,有相似的看法,兹不揣固陋,略为申述之。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类型与《诗经》的叙事逻辑

章次问题与《诗经》叙事艺术密切相关,是《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安大简《诗经·殷其雷》篇的章次与传世本有异,为这一课题提供了讨论契机。综合语词训诂及《诗经》文本考校,可知简本的章次更加合理。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可称为《诗经》章次的“处—息”类型。这一章次类型在《诗经》其他篇目中普遍存在,是《诗经》特定叙事逻辑及思想原则的产物。     

孔子删诗说辨正

<正>孔子删诗之说,一般认为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司马迁的这段话叙述孔子对于《诗经》的整理,只说到“去其重”,并未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东汉,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伏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篡书删诗,缀礼正乐。”与他同时的王充也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论衡·正说篇》)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     

在风骚之间——文学史散论之三

先来说问题的提起。 人民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诗歌是语言艺术的开始,是文学的第一代。中国古代诗歌的第一部总集——《诗经》,标志着诗歌发展的成熟程度,它的内容的丰富和强烈现实主义精神、艺术的绚丽多彩和赋、比、兴手法的巧妙运用,都说明诗歌发展的长河已经浩浩汤汤,蔚为大观。但是,在几乎所有的文学史著作中,从《诗经》到《楚辞》,在“风”、“骚”之间,大都是一段诗歌发展的空白。而在约三百年的诗歌空白时间中,则填补以“先秦历史散文”、“先秦诸子散文”。似乎真的如孟子所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先秦诗歌与先秦散文是以数百年为时间段落轮替发展的。或者象李维《诗史》所说“诗学中断,寂寞且数百年。”如果真的如     

《小星》臆说

《诗经·召南》中的《小星》,只有两章十句,若去掉相同及相似的句子,则只剩下六句,但却是一篇很费解的诗。古今学者的解说大致有五种:《诗序》说是“惠及贱妾”;姚际恒解为“小臣行役之作”①;胡适说是“写妓女生活的”②;汪原放说“是一个恋歌”;③鲍昌先生说是写小官吏“辛勤任使”的④。细玩诗意,诸说似欠稳妥。我们认为,《小星》写的应是周王室女子出嫁前在“公侯之宫”的生活情况。移录《小星》全诗如下:     

辽宁省文学学会第二届(八○年)学术年会综述

辽宁:省文学学会第二届(八○年)学术年会于一九八○年十二月在沈阳举行。辽宁省外国文学学会成立会同时举行。到会会员共二百余人,收到论文一百四十余篇。一古典文学方面的论文涉及范围较广。张震泽教授在《<七月>札记》一文中,对“九月授衣”等诗句的传统解释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论证文中指出,对于“九月授衣”,余冠英、高亨、闻一多诸先生所说为不确,乃根据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睡虎地秦竹简》的《金布律》条及《说苑·臣术》有关文字,证明自春秋至秦,即自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确实存在授衣制度。《七月》中的这个“授衣”是主人为农夫发衣服。关于“褐”,据《秦律》证知,是粗重的麻编织的衣服,古代农民披着这样的褐进行劳作,其生话之困苦可以想见。关于“举趾”,则指出郭沫若先生、北大《先秦文学参考资料》所译之不确,谓《诗》言“举趾”而不言举足,不     

“归我子”新解

《淮南子》说: 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汉书·武帝纪》颜注引) 旧注都将“归我子”释为:“还我的儿子来!”(如北大《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可是古代典籍中从来没有禹的其他儿子夭折的记载,禹怎么会要上天“归还”他的儿子呢? 今按,此文“归”字当是“馈”字之     

傅山对“理”的考察和批判

傅山(1607—1684)是我国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理”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察,研究了先秦诸子论“理”的涵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宋明理学之“理”进行了批判。 傅山对先秦典籍、著作中之“理”的考察,从现有的材料看,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是《尚书》:“《书》为帝王治世之本,而不言理字。惟《周官》则有‘燮理阴阳’一字”。(见拙作《傅山手稿一束》载《中国哲学》第十辑)又说:“唐虞之《书》无理,而《周》始有理,日燮理。”(《傅山读书笔记·圣人为恶篇》) 二是《诗经》:“不知三百篇中有几理字?”(《傅山手稿一束》)此时傅山尚未考察《诗经》。以后不久,傅山说:“《诗》咏性情,而用理字者,但‘乃疆乃理’之类,三四见,皆不作道理之理用。”(《傅山手稿一束》)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