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整体政府对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启示

大部制是当前我国探索的一种政府模式。而整体政府是继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后政府改革新的发展趋势。大部制与西方的整体政府的契合点在于党政关系都非常密切、解决政府改革所导致的碎片化的治理和以服务型政府的公平和正义为核心价值。这将对我国的大部制改革在党政关系的规范化、健全大部制改革的协调机制和转变政府职能带动政府转型方面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我国新时期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路径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传统的管制型政府管理模式已受到严峻的挑战。政府改革的呼声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使服务型政府成为我国今后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而要构建服务型政府,就必须一改传统管制政府的弊端,更新政府理念、优化政府职能,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政府改革:责任、能力与绩效

政府职能决定政府结构,而政府职能决定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政府改革的核心是职能改革。市场经济的建设与社会的发展要求中国政府转变职能。但中国的政府改革,不能简单照搬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模式,而应该充分考虑中国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在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下,中国所进行的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的政府改革实际上是政府再造,其目标是:建立责任、能力与绩效有机统一的政府。     

政府改革与公共利益的实现

政府改革应该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依托。本分析了西方政府改革浪潮中的几种主要模式：市场模式、参与模式、弹性模式和解制模式,指出了不同模式实现公共利益的方式及其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阐明我国政府改革应注意的几方面问题：在政府改革的目标上,强调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在政府职能的发挥上,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在政府决策的制定上,强调公民的积极参与;在政府运作的方式上,强调“阳光下”的政府。     

政府模型的历史演变与政府改革

自政府产生以来 ,政府模型经历了专制政府、放任政府、全能政府、有限政府的历史演变。如今 ,全能政府成为政府改革的对象 ,将全能政府改造为有限政府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的必然趋势。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借鉴意义

大部制改革作为我国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其实施的理论根据和现实可能性。本文讨论了大部制改革的五点理论基础,并结合随州模式、重庆模式、成都模式、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阐述了地方政府进行大部制改革的优势所在。在推行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注重政府能力和责任的培养是大部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公共治理模式是大部制改革的具体方向,行政权三分是大部制改革的可行做法,树立中央权威是大部制改革的有力保障。     

转变政府职能与构建公民社会

如何重新界定政府权限范围、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是目前中国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从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相互分立。因此,改革全能政府,需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管理模式的改革和政府体制的重建;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需努力促进社会力量的成长,实现社会结构的重建及社会沟通、服务和互动机制的重建。     

论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阶段的政府行为

我国国有企业进入到了改革攻坚阶段。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决定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方向、进程与模式;政府在国企改革发展中所扮演的代理人、委托人的双重角色定位,是理顺国企管理体制的重要一环;在不同类型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承担的职责不尽相同;政府要为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行政、经济、市场、法律等客观环境。     

政府改革的经济学逻辑

以往政府改革之所以收效不大,是因为政府当事人对改革既无动力,又无压力。要进一步深化政府改革,必须调整现行的改革思路:在突破口的选择方面,要先定位政府角色再改机构;在完善政府治理方面,部门升格不如放权分权;在革新选人机制方面,要先改委任制再破论资排辈;在以薪养廉方面,要先改职务消费再加薪。     

重塑政府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简要介绍了西方重塑政府理论及实践 ,分析了我国借鉴该理论的可行性 ,指出在理论上 ,重塑政府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府与社会生产力发展关系的理论相一致 ;在现实中 ,重塑政府理论强调用市场精神改革政府 ,对于入世后我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环境下如何提高行政水平和效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阐述了重塑政府理论对于我国政府改革与建设的启示作用     

论“有限政府”建构及其路径选择

本文通过对"有限政府"内涵的界定,认为建构有限政府和打造有效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原则和目标取向,两者必须要有机的统一起来。     

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行为及其对家族企业的影响

政府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主体。政府行为能导致"有效率的政府"和"无效率的政府",中国政府的行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发生了很大转变,但主要特点是政策治国,而不是制度治国。作为非国有经济中的主要力量,中国家族企业在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政策行为中的某些因素制约或阻碍了家族企业的壮大,由政策治国到制度治国,为家族企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新时期政府行为转变的主要职能。     

“四位一体”:地方政府绩效管理体系的案例研究

在进行绩效管理工作试点的背景下,呈现了某市地方政府绩效管理体系的创新案例。该市建立了融目标、业绩、过错和样本点"四位一体"的政府绩效管理体系,从多角度全面、系统地对政府绩效进行分类、分级、量化的考核。分析表明,"四位一体"的地方政府绩效管理体系形成了良好的激励结构,提升了政府绩效测量的准确性,为谋事干事的人预留了充足、适宜的创新空间,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兼评中国的政府责任问题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而如何恰当的分配与规范社会保障中的政府、企业、个人以及社会责任则逐渐成为理论研究与制度设计中的热点与难点。重新审视与调整政府参与的作用和应然模式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必要之举。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应在肯定了政府参与社会保障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根据各国政府参与社会保障的程度和形式,将其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包办、主导和不干预。根据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的承担状况,中国目前是处于一种正在向主导型过渡的“包办+不干预”的形式。     

债信文化的形成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债信文化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文化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讲,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就是要建立全社会的信用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债信文化和契约文化.针对中国缺乏而又急需债信文化的现实,开放民间金融和民间信用,已成为建立和发展债信文化的必由之路.而放弃政府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银行的隐含担保,清除债信文化的形成障碍,已成为建立和发展债信文化的当务之急.     

政府改革引致的社会中介

政府治理模式的最新转变表现为"善治"的出现。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在我国具体表现为政府权力向社会中介的分化。社会中介是政府与社会的联结纽带。社会中介的发展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土壤。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中介发展壮大的推进器。我国的社会中介行业已成为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行"到商会 --宋以后商人社会管理中的官民互动

作为官方认可并向官方承担义务的"行",因官方需求无限增加,行户纷纷脱离而衰落.商人们建立起以同乡关系为纽带的会馆,以维护自己权益,形成了官牙外的自我管理.官府除了颁布政策规范牙行行为、禁止私牙设立外,逐渐让会馆合法化.会馆也纷纷向政府申请备案,承担部分社会管理责任.商会成为商人们的领导机构后,会馆也多演化为商会的团体会员,或转化为同业公会.总体上看,商人的管理经历了官方管理到民间自我管理,再到官方强化对商人的管理的循环上升过程.     

我国政府环境责任追究制度的问题及完善

政府环境责任追究制度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是当前环境保护领域政府失灵、执法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政府环境责任追究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环境基本法对政府环境责任定位不当、诉讼救济制度缺失和轻视对政府环境责任的追究3个方面。通过对政府环境责任性质的厘定,提出完善政府环境责任追究制度的建议：环境基本法权责的重新定位,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重视对政府环境责任的追究。     

汉代中前期的政治结构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意义

汉初到汉代中期政治结构的变迁,为汉代中期“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所谓霸王道杂之,即在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其实质是以法制为内核而“缘饰以儒术”。它既从思想上强调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又从行政运作上兼顾依法行政原则。这一国策实施的结果是使政治清明、政治通道通畅、统治思想得以理顺。     

“丁戊奇荒”中山西的灾荒与救济

清光绪初年华北地区爆发了“丁戊奇荒”,山西地区不仅旱灾持续时间长而且夹杂着狼灾、鼠灾及各种瘟疫等,灾情之烈无以复加,堪称华北五省之最。突如其来的特大灾荒给山西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后果：饿殍遍野、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丁戊奇荒”中出现的官赈、商赈、教赈等联合救灾的模式,其成效虽不理想,但却证明了中国传统荒政的衰败,促进了近代慈善理念的“西学东渐”和中国传统救灾模式的本土化、规模化、正规化．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整合方式调整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