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唐朝与新罗文化的交流及影响

8～9世纪,唐朝与新罗在文化领域有着广泛的交往,一方面唐朝对新罗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汉字、儒学、律令典制、佛教等方面都促进了新罗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罗在主动吸收唐朝文化的同时,对唐朝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唐代汉文化向新罗的传播

唐朝时期,汉文化发展至顶峰,向海外传播和辐射的力度亦变得空前强大。新罗是朝鲜半岛国家中与唐朝关系最为特殊的国家,双方不仅保持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文化上的互动关系更是超越了前代以及同时代东北亚地区的其他民族和政权。新罗对以盛唐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的强烈追慕、借鉴和利用,以及在此基础上汉文化向朝鲜半岛的全面传播,不仅推动了新罗自身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而且对朝鲜半岛,乃至于日本列岛,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张籍《赠海东僧》考释——渤海史料钩沉之一

《赠海东僧》是唐朝诗人张籍晚期的代表作品之一,诗题中的“海东”不是指日本和新罗,而是指渤海国,其反映了唐朝与渤海国诸多方面的交往关系.《赠海东僧》是唐朝诗人与渤海僧人之间的交流作.品,其内涵丰富.从作品的内容看,渤海不仅盛行佛教,而且佛教的天台宗在渤海巴经流行.唐朝诗人与渤海学问僧之间赠诗交流以诗会友之情跃然纸上,诗人赞颂了渤海僧人不畏艰难困苦来到唐朝学习先进的中原文化,并且他们已经具有了较高的文化水平,渤海僧人可以熟练应用汉语与外文,佛学造诣颇深,可谓集才学、医学和佛学于一身.     

中国历史上的新罗奴问题始末

唐中后期新罗籍奴婢一度被唐朝社会广泛使用,该现象受到新罗和唐的共同关注,解决此问题的方式与过程在中国历史上均为罕见。在海盗劫卖的表象背后,自然灾害是引起此现象的导因,而较强的国力、政府的重视以及种族、文化背景的认同是新罗奴问题顺利解决的深层次原因。同时期存在于唐朝的昆仑奴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隋、初唐时期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佛教状况之分析

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同处于亚洲东部,中国隋、初唐和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代后期以及日本的推古天皇、天智天皇朝代①大致处于人类历史的同一时期,当时三个国家都有佛教。佛教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以及相同之处,又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密切的联系和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佛教的传播和相互间的影响,截然不同的特点则主要表现在佛教在各自国家不同的影响和地位。而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佛教虽然刚刚传入,却形成了政治佛教、国家宗教。     

“南北国时代论”纠谬

一、“南北国时代论”的形成和发展 渤海国是粟末靺褐人大祚荣在被唐朝封为渤海郡王的基础上在我国东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建立的王国。新罗国是在辰韩、卞韩的基础上建立的王国,以后又占有百济全部和高句丽的部分领土,统一了朝鲜半岛南部。从7世纪末到10世纪20年代,渤海和新罗同时存在,同是唐朝的藩国,但它们无论从民族、疆域、历史传统上讲都是各自存在不相联属的两个国家,史书上从来也都是这样记载的。     

论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

学术界一直将唐朝登州、莱州、密州 (现在皆属山东省 )等沿海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和“新罗院”、“新罗馆”以及高句丽人、百济人等都纳入到新罗侨民的范围来考察 ,这一观点很值得商榷。从现有资料看 ,唐代山东沿海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形成于九世纪初 ,其一在于李正己祖孙三代在承袭淄青镇节度使之时大肆掠卖新罗人口到唐朝为奴婢 ,使很多新罗人得以进入中国 ;其二由于唐朝在平定淄青镇李氏割据势力后对新罗奴婢所采取的解放政策 ,使很多新罗人在放良后聚居于山东沿海地区 ;其三因为新罗人张保皋在东亚海域的活动 ,加强了唐代新罗人的凝聚力并促进了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不过 ,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并不存在治外法权。而从淄青镇割据势力李氏家族的高句丽人背景观察 ,说明朝鲜半岛在三国统一后的一个多世纪里 ,高句丽人和新罗人还没有完全消除他们之间的固有国家意识     

试析新罗封建律令制的特色——兼与唐朝、日本相比较

公元7～9世纪,中国唐朝的封建制度高度发展并臻于完善,这深深影响了新罗封建律令制的形成与发展,使新罗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封建律令制度:以"执事部"为核心是新罗中央政治体制的特点;以"九州五小京制"为核心是其地方制度的特点;以"幢"、"停"为主是其封建律令军制的特点.     

试论唐代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

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是唐朝中期新设立的使职。该使职的设置主要由两方面原因促成:一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安史之乱的平定接近尾声,以唐朝为核心的东亚政治格局需要恢复;二是平卢、淄青特殊的地理位置———临近东亚、东北亚地区,是该地区与唐朝交往的门户。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之职设立之后,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该使职的设立、人选、运作以及受重视程度等方面的考述,可以看出其与唐和新罗、渤海兴衰的对应关系。     

从宿卫学生到宾贡进士——入唐新罗留学生的习业状况

新罗入唐留学生的主体是"宿卫学生",他们在唐朝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参加宿卫学习朝章典仪,在宿卫之余,配入国子监习业,他们的经史知识和文章水平都还是相对有限的。随着穆宗长庆(821—824)以后允许异邦子弟应举,在考试指挥棒的指导下,大量新罗留学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宾贡进士"的出身,进而可以在唐朝出仕任官。应举及第与出仕任官成为新罗留学生入唐的崇高目标与现实追求。在长时间的学习与任官过程中,其经史知识和文章写作水平比唐代前中期的新罗留学生有较大提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崔致远依凭其特殊的仕唐经历,在诗文写作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造诣。     

疑伪经对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疑伪经是佛教适应中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类佛教典籍。在保持传统佛教核心思想的基础上,疑伪经融合了中国儒家的重要伦理思想以及道教的修行思想,体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同时,从佛教疑伪经的思想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佛教逐步融入中国社会,最终成为中国普通民众信仰的一种重要形式,也完成了对传统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论中国神秀与朝鲜知讷佛教思想的特点及其关联

虽然神秀和知讷具有不同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但他们都是处在各自国家禅宗思想本土化的关键时期,禅教并重是他们佛教思想的共同基础,通过对神秀和知讷禅佛教的主要思想进行介绍比较,可以反应出中国佛教和朝鲜佛教思想的历史交融.     

佛教对汉语词汇影响的探析

佛教,起源于印度,自两汉之时传入中国后,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对汉语词汇的影响则尤为明显.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翻译给汉语词汇增添了大量有关佛教色彩的新词语,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量.佛经的传译促进了汉语词汇的发展,创造了不少新的双音词与多音词,同时也使汉语的构词法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此外,佛教对我们的日常用语和成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说证伪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产生于唐高宗朝。此一说法与赫连勃勃令僧拜己相矛盾。究其原因,是由于对刘义庆《宣验记》相关记载的割裂。赫连夏时期,既有僧人和世俗佛教信徒的存在,也有铸造佛像、修建佛塔的弘法行为,更有因战争而激化的的政教冲突。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不符合历史原貌,它是唐初三教论衡的产物。佛教徒为了回应道教的攻击,借用夷夏之辨的方法,将赫连勃勃、拓跋焘、宇文邕等三人归入北方边鄙难化而又诛焚佛法的民族之列,以之与中原华夏文化构成对照。佛教徒的这种论辩途径因受制于唐王朝的正朔论而中途夭折。赫连诛焚佛法就是这一论证的遗存。     

佛塔崇拜与大乘佛教的起源——以下田正弘的学说为中心

关于大乘佛教起源的讨论是国际佛教学界的热门论题。在日本佛教界,长期以来平川彰提出的佛塔信仰起源说影响最大,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下田正弘在《涅椠经的研究——大乘经典研究方法试论》一书中对平川彰的研究提出了异议,其主要理由是,佛塔崇拜在原始佛教时期就已出现,并且广泛流行于在家居士和出家僧侣中间,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僧团之外的所谓在家佛塔崇拜群体。大乘的思想出自于原始佛教时期就存在的林居者集团。他们与僧院住者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追求目标上的不同,使他们在传统的口传佛教之外,以书写的方式创造出了包括《涅槃经》在内的大量的大乘经典,在所谓的追求自我解脱的声闻乘之外,开创了以利益他者为最高追求的菩萨乘。在研究方法上,下田正弘没有满足于文本解读和文献内在逻辑的解明,而是力图将文献中呈现的内在逻辑与社会历史的外在逻辑相照应,在两者的交叉点中找到学术问题的所在和解决问题的线索。这是对传统文献学研究方法的突破。     

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佛教典籍中有四种记载。虽然这些文献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但武帝舍道事佛之疏、敕文不为伪作。据法琳《辩正论》辑录相关文献中数人身份的考察,武帝舍道事佛当在大同后期(539～545),与自己欲出任白衣僧正有关。舍道事佛对道教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唐初佛道论争日渐激烈的情形下,僧人依托此事攻击道教、弘扬佛法。     

金庸小说与禅宗

金庸小说表现了丰富的禅宗文化。作品不仅涉及了禅宗的公案、典籍、话头、机锋、宗派、教义,还涉及了禅宗的神通妙用和证悟知解。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探索人生要义,创立武学境界,使作品呈现出了极大的艺术张力。     

后周世宗文明限佛析论

后周世宗限佛是“三武一宗之厄”中最为温和、文明、理性的一次。其限制整肃措施既严厉又有序、周全、斯文。对无寺院的地方还批给赐额增设寺院。实行“学而优则僧”。建寺赐额、剃僧度牒、出家试经成为限制驾驭佛教的三条羁縻。对和佛道二教有关的愚昧野蛮迷信巫术狂热行仪都予以禁止。既销毁多余的铜佛像 ,又废止官府的铜鱼符以铸钱 ,合理配置铜资源 ,妥善处理停废的寺院。文明限佛的原因在于统治者更富有经验 ,没有鼓动者 ,佛教已基本中国化 ,寺庵僧尼已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