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融括户的两个问题

宇文融括户覆田是唐开元年间增加财政收入,对经济繁荣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但史籍对它没有系统、详备的记载,从宋朝初年以后就出现了以讹传讹的情况,相沿至今。各典籍仅有的一点记载,异同颇多。本文仅谈其中的两点。     

元代“投下”是农奴制组织吗?

“投下”的存在,是元朝政治制度上的一大特色。有的同志认为投下制“属于农奴制组织”,本文不同意这一看法。作者从行政、司法、赋税、土地关系四个方面分析了投下户的身份,指出元代投下与地方州县,形式异而实质同,投下人户与州县百姓同属国家编户齐民。     

元代的户计编成

在元代，大规模地“括户”①曾先后搞过两次。最初是太宗窝阔台的乙未年籍（１２３５年），继而于宪宗蒙哥的壬子年（１２５２年）进行的。至忽必烈至元八年，规定了详细体例。其缘由见于《通制条格》卷二中。由于上述原因，辛未年籍（１２７１年）与户例———关于户计的规定公布下来。而带有上述前言的二十七条体例以及以下所见诸断例、有关军户的体例等，是提供关于元朝户籍的最重要的资料②。以下主要以此为基础试述户计的编成。但至元八年的改革，单是规定了有关的体例，并不是“括户”，这在胡祗　的《紫山文集》中说得很清楚。所谓“…     

再答王楚屏先生问浠水方言

前答浠水王君问其乡语数事(凡事物名难举其字者),已见本学报一九五六年第一期拙著小学札记。兹又承询十一条,多与吾乡(广济)俗语相合,他处方言亦或有之,谨复如下:尚希王君与留心斯学者指正。一、口随张随合日丂乂丫.(此为王君所问原文,下为答,后倣此),此盖「周易坤卦」“括囊”括字送气读之,括囊,约束囊口使勿开也。「说文」“括,絜也”,「玉篇」“絜,结束也”,是其义;「说文」又有(氏口)“塞口也”(音同括),括从之得     

《孙子兵法》功利观辨析

《孙子兵法》作为谋求战争胜利的指导书是一部言利之书,处处不离“算”,但它在言利的基础上提出“全”的概念,以最小损耗获得最大的战争效益,而所谓的损耗对象也包括战争的对手在内。这种追求效率的功利主义似乎导致了近于“仁”的实际结果,但绝对理性的功利观并不能成为行事的衡量指标,还必须考虑两点:功利主义能在多大程度上贯彻理性原则;单从效果看问题的弊端。     

唐代河北道州县析置及原因

州县析置是政区变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唐代河北道政区的州县析置不仅十分常见,而且涉及数量颇大,这其中既包括入唐后权置的州县,也包括唐复置的前代省废的州县以及入唐后新置的州县.影响河北道州的析置因素主要有:安置初附“群盗”、领县领户过多、境界阔远交通不便、防范少数民族侵扰、特殊政治变局等.影响河北道县的析置因素主要有:随州而设、人口等基本经济条件具备、交通需要、地区管理需要等.     

唐代水利工程的营缮与州县长官的迁转

唐制,州县长官是本辖境内水利工程建设的实际主导者.水利工程不但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更与州县长官的主要职掌即“劝课农桑”、“增殖户口”密切相关,而“劝课农桑”、“增殖户口”又直接影响其政绩与考课的等级甚至仕途升迁,这是州县长官致力于地方水利营缮事务的根本动力.     

推行干部包户责任制实现计划生育工作"三为主"

为扭转广东省茂名市计划生育工作中长期存在的责任不到位、“吃大锅饭”的现象 ,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行镇、村干部包户计划生育工作责任制。干部包户责任制的具体做法是以自然村为单位 ,把所辖区域内农户的计划生育工作具体包干到所属镇、村干部的身上 ,干部具体管理包干户的生育、生产、生活问题 ,其主要内容是“五包三结合两签约一检查”:“五包”的重点是干部包户 :1.保证包干户无计划外生育 ;2 .保证包干户无多孩生育 ;3.保证包干户凭证生育 ,持证率 10 0 % ;4.保证包干户落实节育措施 ,完成“四术”任务 ,并按季度参加妇检 …     

走马楼吴简字词札记

走马楼吴简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一定数量难能可贵的崭新而真实的同时材料.对其进行语言研究,有助于吴简的进一步整理利用,也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古文献的阅读理解,对于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修订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结合相关文献对其中的字词进行考察,发现:作为官方登录户籍的固定用语,“口食”表示“家口”的用法出现得虽比“食口”早,但最终为后者所取代;秦汉时期,高年女子一般称作“大女”,到晋代,“老女”之类的称呼才在简本、纸本户籍中大量出现,因此,吴简中“大女”、“老女”交互使用的现象十分独特;先秦到三国时期,“户人”充当“一户之主”义在各类典籍和文书中经见,后来为“户主”一词取代,“户人”一词则发生意义转移,泛指“一户之人”、“一户之民”.     

论老子的尊严观

老子的尊严观是其“道”统驭下的尊严观,是同乎其“德”的尊严观。不论是对生命的珍惜和敬重,或是统治者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敬畏,还是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体现和认可,都是如此。且得一份“道”,同一份“德”,则增一分尊严。得大道成善德,则如同大道大德,无为而有为,不治而大治,无有而富足,不争而无争,无尊而至尊。     

《唐乔梦松墓志》相关问题考

志主乔梦松,其墓志与其家族成员的另外几方墓志应为同出洛阳北邙山乔氏家族旧茔。由该志考得,至迟北魏汉化之际,本为南匈奴旧姓的北朝乔氏已经攀附或改姓为汉姓“桥”氏,至西魏、北周时期又改“桥”为“乔”。志主有关事迹对于全面了解开元九年以来唐朝在宇文融的奏请之下分设劝农判官、摄御史巡查天下事大有裨益,为确定《唐御史台精舍题名碑》的追书时间提供了佐证,为开元十六年志主出使西域册立于阗、疏勒二国事及相关问题提供了新资料。     

唐代的“宽乡”与“狭乡”

唐代的“宽乡”与“狭乡”何汝泉在唐代的田令上，有关于“宽乡”与“狭乡”的明确界说，即“其州县县界内所有（《册府元龟》卷４９５《邦计部．田制》无“有”字）部，受田应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１］。这是说，在一县的地区内，应受田的居民，按照田令规定的...     

经商的利与义

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可以看作是“言利”的经济。常理是,经商则是为了“利”,它从体制和机制上更好地利用了人们的趋利性,使之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动力。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市场经济在“言利”的同时,又不是排斥“义”的,特别是我们要搞的是社会     

康熙与形成清代人口压力的启示

一提起康熙皇帝,凡稍一点历史常识的人,便会想到他曾经做过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好事.即他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二十九日,正式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人口政策.其办法是,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银额(人丁总数为2460余万,丁银额为335万两)为固定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加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以后,在他的晚年,又在此基础上,始行“地丁合一”的“摊丁入亩”(亦称“摊丁入地”)制度.其办法是,将上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的了银总数,按各省原所属丁银,全部摊入各州县的田赋银中,统叫“地了”.使之“丁随地起”,统一征收.此制先在“广东、四川两省先行之”,作为试点.史载: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四川实行摊丁入亩,则要晚一些,“康熙末年,四川……先以行之.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卖买,公私称便”.除此之外,有些省在部分州县也实行了此制.如河南的太康、汝阳等十一州县始行“丁随地派”;浙江常山县始行“均丁于地”等.但这一制度的完成,还是由康熙的后继者雍正和乾隆的继续推行,直到乾隆二十四(1777年),最后在贵州实行“摊丁入亩”     

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社会控制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王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经济区,是帝国的财赋重地,州县行政十分繁难.同时又因科举兴盛,官绅密集,工商地主的力量较为强大,是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极容易产生矛盾而问题丛多的地方.州县是王朝统治的基础,州县行政的有效施展是地方发展的前提.江南民间的赋役重困、吏治的诸多腐败、社会的繁多矛盾、王朝的秩序危机等等问题,都需要从基层的州县行政开始清理.那种紧张的官民关系、官府在赋役等方面给贫苦民众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其间勉强维持的平衡状态,都是州县官府面临的现实问题.江南地域社会中应该存在的“县社会”颇受乡宦巨室的影响,都需要州县官员细心把握地方绅士们的动向,避免其间可能对官方施政造成的威胁和危害,并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官府对于城乡社会的全面控制,尽力引导地域社会趋向良性发展.     

黄巢起义的“均平”要求与反儒斗争

唐朝后期,均田制遭到了破坏。地主阶级不择手段地兼并土地,盘剥农民,地主庄园经济迅速发展,以前的均田户大批失掉土地,沦为庄园地主的佃农,形成了“寓者兼田数万亩,贫者无家足之居”的严重贫富不均,很够农民流离失所,衣食无着。同时,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和尽情地吃喝玩乐,朝廷,官僚也日益加紧了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搜刮。他们“唯思竭泽,不虑无鱼”,拼命增加人民赋税,其他杂税徭役,更是有增无已。“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贫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     

试论领户分封制

成吉思汗于1206年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时,其疆域东括兴安岭,西尽阿尔泰山,北至“林木中百姓”各部,南到金长城。如何巩固刚刚建立的蒙古汗国?如何加强至高无上的大汗之权?是成吉思汗的当务之急。为此,成吉思汗着手进行的第一个社会改革和制定的政治制度是领户分封制,也称之为千户制。成吉思汗所实行的领户分封制的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千户。成吉思汗把其统辖的全国分为九十五个千户,分封给八十八个开国功臣。千户之上有万户,千户之下有百户、十     

理学伦理观与明清江右商帮的商业伦理思想

作为明清十大商帮之一的江右商帮（江西商人）曾经与徽商、晋商等一起活跃于大江南北,并以人数众、区域广、善经营、讲诚信而著称于世。在经商过程中,他们秉承理学“利只在义之和、取之有义、以义取利”的义利观,谨守“仁义为先、不以功利为急、以义制利、不言利而利自饶”的教义,注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商、义贾作为他们的道德追求,建构起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观念。     

辽部落人户剖析(上)

辽皇朝除统有五京道大量州县人户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部落人户,他们与州县人户一样,是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劳动力,是契丹皇朝租赋徭役的主要剥削对象,也是兵役的主要担当者;由于契丹王国的一些固有特点,部落人户,尤其是契丹族人户在军事、边防等方面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探索和剖析辽朝的部落人户,对于了解契丹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性质以及军事等制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评旧注杜甫《鹦鹉》诗的得失

本文重在评析杜诗《鹦鹉》旧注中的得失。“伤离说”得其感伤情味 ,失在偏重“离乡” ;“不遇说”得其感慨奥旨 ,失在偏重“受制”。就诗论诗 ,虽起于“伤离” ,实归结于“怜复损”。知人论世 ,严武何曾要杀杜甫 ,杜诗可以证明《新唐书》采传闻之辞入史 ,构成疑案 ,实属不当。从杜诗的创作特色考察 ,“即所见以寄意” ,是创作不是括 ;从杜诗的思想高度考察 ,“托以自况”不如“泛咏鹦鹉”的典型意义更为深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