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

周作人借鉴西方资源 ,确立了在尊重人性基础上的现代儿童观 ,并倾力于儿童文学与儿童生活关系的探讨。他早在 1 91 4年写的《童话略论》和《儿歌之研究》,对童话和儿歌分别作了全面而不失深刻的研究 ,具有导夫先路之功。并且 ,遵循其学术研究与思想启蒙同时并举的一贯做法 ,周作人又对当时儿童文学界的许多错误倾向 ,予以持续不懈的批判     

北京沦陷时期文化权力之争 ——以周作人为中心

周作人是北京沦陷真空期文化地位最高、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当时围绕其展开了文化权力的持续争夺.参与逐鹿者有后生晚学新势力、日伪官方势力与周作人嫡系弟子,他们或利用周作人名望上位,或意图取而代之,最后各方行动均告失败,周作人始终占据文化权力中心.文化权力运作机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无论沉默不语,抑或愤而反击,身在沦陷区的周作人都没能保全自我,无力挣脱权力控制,从一介文人蜕变成伪吏官僚.     

江南文化于周作人日本研究的意义

在与中国江南文化、主要是故乡的越文化的对比观照中,周作人认为质朴、自然是日本生活文化之重要特色,而滑稽趣味和游戏的心情则为一般日本文化所共有。本文对此进行了详细考察,揭示了具有文化渊源关系的不同国家和民族间了解、研究对方文化的一般规律。也即以趣味为原始或基本动力,从形而下的生活文化入手,以利收两者相互观照与发明之功。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以求了解对方文化之堂奥。     

论周作人的母语意识

20世纪初汉语饱受冲击,甚至有人提出废弃汉语,其母语地位岌岌可危。作为中国新文学奠基者之一的周作人,认识到语言文字不仅是维系民族国家的纽带,也代表着汉文学的传统,因此他自觉维护汉语的母语地位并对其进行完善。周作人积极倡导"欧化",通过翻译理论和创作实践丰富了现代汉语,使现代汉语文学呈现出与传统文学不同的特征。     

周作人人学思想的审美逻辑、精神诉求与文化立场

周作人重视文学的趣味性,趣味之于周作人不仅是集中在民俗学意义上的个人审美倾向,更是一种潜沉到个体思想中的以“人”的启蒙、独立和自由为根底的精神诉求.这种诉求体现了摆脱五四激进主义文化立场的窠臼,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立体化文化立场的企图.周作人的趣味观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中国现代作家的审美选择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诗情与诗艺——鲁迅与周作人诗观合论

鲁迅周作人由于他们共同的家庭文化教育背景及相似的留学经历 ,他们对艺术、诗歌的许多观点都非常接近 ,他们以一种开放的眼光 ,继承古典诗歌优秀传统 ,借鉴西方文艺思想 ,联系革命当时诗歌创作批评现状 ,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重读“趣味”:从周作人到汪曾祺

从周作人于雅俗之趣中熔铸现实的人性关怀,到汪曾祺于嘲谑之趣中凝聚对俗世人生的悲悯体恤,由他们对于主体精神世界与个体心性的珍视和护佑,可以清晰地串连起一条久被压抑的20世纪趣味文学线索.     

周作人论鲁迅"山灵的讽刺"

从周作人评价鲁迅 《阿Q正传》 所用"山灵的讽刺"这一概念入手,探讨其根源,指出周作人在定义鲁迅的写作特质时,除根据他们共同的阅读范围来确定鲁迅所受影响的来源外,主要依据了自己所受的古希腊及英国文学的影响.所谓"山灵的"(Satyric)这一限定语,既包含古希腊神话人物萨提儿本身的特质,又包含古希腊特有剧种萨提儿剧的特征.周作人还挪用了泰纳 《英国文学史》 中对斯威夫特的评述,作为其定义鲁迅"山灵的讽刺"手法的重要参照.正因为周氏兄弟思想资源的差异,周作人对鲁迅写作技法的理解中实暗含着两处与鲁迅的分歧:一是对幽默概念的不同认知,二是尼采意义上日神与酒神精神所象征的不同个性与人生选择.     

“启蒙” 的淡化与反拨:周作人对功利翻译观的超越

20世纪前半叶,多数翻译家以“启蒙”和“救亡”为使命,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周作人则更加强调翻译的趣味性和个体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包容性.他同时强调文艺的生命是自由而不是平等,是分离而不是合并.这种对于文学多样性的清醒的理性坚守与对时代主潮的分离行为,使周作人的翻译观背离和超越了其时代翻译观的急功近利性,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前日本经济衰退的主要特征

当前日本经济正处在战后第14次周期衰退过程中.此次日本经济衰退发生于战后最长的周期扩张之后,其严重程度也是战后空前的,主要表现在增速急剧下滑、股市大幅下跌、投资严重萎缩、消费持续低迷、企业大批破产和失业明显加重等方面.导致衰退的直接原因,是全球金融动荡日趋扩大、经济衰退日趋深化等外部因素对日本经济运行和发展造成剧烈冲击,而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又缺乏有效的应对之策.日本及全球的此次经济衰退也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了多重影响.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发展态势

文化外交是日本对华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基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不久的一个时期,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处于萌芽期,发展历程中遇到很多阻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全方位发展。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深化发展和不断探索的同时,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     

2010年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概况

本文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数据库资料以及有关纸质书刊为对象,收集整理了2010年中国大陆公开发表的有关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的相关著述信息。通过对日本文化论、思想史、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社会思潮、社会生活、社会保障、社会问题、教育、文学、传媒、中日文化交流等方面研究成果的梳理,以期检阅2010年中国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发展和研究热点,提供检索方便。     

近二十年来美国的日本研究概述

美国的日本研究始于19世纪末叶,伴随着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力的迅速提升,加之受美日关系在二战前后错综复杂的演变等因素影响,不断地在进行着整合与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尽管美国日本学长时期以来受国内外政治影响的痕迹并未完全消除,但这一领域的研究确已历时百年而日臻成熟,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优势。90年代以后的最近这20年的时间里,该研究在传统领域内是否又取得了长足进展,以及是否有新的研究领域和动向的出现,本文就将围绕此类问题略做管窥之见。     

日本式集团主义与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本土化

日本式集团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它具有对集团无私奉献精神,以及等级观念、模(?)责任体制、内外有别的特点。日本式集团主义在日本企业走中国本土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负面大于正面。日本企业欲加快本土化进程,就必须冲破日本式集团主义的樊篱。     

组织文化研究综述

组织文化一直是组织领域研究的主流问题。组织文化的内涵逐渐丰富与完善起来且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其中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的是Schein对组织文化的定义。组织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呈现出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两种态势,量化研究是组织文化研究领域的主流方法,但采取量与质并行的多元方法,是未来研究组织文化应采取的方法。虽然我国对组织文化的研究已由理论探讨转向对研究方法论的选择,但量化研究并不多见。组织文化研究的发展变化,应引起我国学者对组织文化研究方法论的重视。     

30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概况——中华日本学会2011年年会暨学科综述研讨会发言摘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号角声中应运而生的。它的成长可以说是新时期中国日本研究发展的缩影。在日本研究所举行30周年所庆之际,中华日本学会同时召开2011年年会,并以30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为题组织进行研讨,目的是与学界同人一起对这一时期的日本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为今后中国日本研究再创辉煌寻找路径和动能。与会学者的发言切入主题的方式互不相同,内容却可谓异彩纷呈,在有限的时间里勾勒出了该时期日本研究状况的基本脉络。本刊特将其中十位代表的发言摘要发表如下,以飨读者。     

鉴真在日本

译者按:鉴真是中日关系史上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五次东渡未果,在66岁高龄且双目失明的情况,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日本,携带了大量的佛经、佛像、书籍等.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2012年会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中的中国与日本”研讨会综述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2012年会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新格局中的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1月10日在厦门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日双边经济关系、日本经济综合问题以及日本产业与企业问题等议题展开讨论。     

日本文化特性刍议--从另一个角度审视

文化是日常生活习惯和风俗,是反映一个国家特殊性的东西,是一个社会综合的缩影。日本长期处于世界文明周边地区,孤悬海外,从而使日本形成了吸收外来文化的特性。日本文化又是历代日本人在湿润的环境中以顽强的忍耐力和精神从事水稻栽培所形成的对植物有着特别感情的海洋文化。日本文化还是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又极力维护传统文化的文化。日本与中国、西欧的文化的融合,表现了日本文化既善于接受新文化又极力维护其固有文化的独特性。在世界文化交融的今天,了解一国文化,对于克服在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语言障碍,走出单纯语言研究与教学的圈子,提高学生学习语言的兴趣,都有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