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译的多功能承载

音译是引入外来词和输出外译词的重要途径之一。从符号、指称和文化几个方面对音译进行探讨可发现,音译只能作为一种变通补救的方法来处理英汉语言中处于对应缺位的人名、地名和物名词语。在使用音译方法时,既要关注语内符号体系的变迁和语际符号的差异性,也要凸显功能指称作用,还要重视民族文化特色的承载与传播,灵活调整音译的原则、策略和方法,以实现有效交际和文化交流。     

赤峰蒙古诸土语的形成及其共时特点

方言、土语是历史范畴，也是地域范畴。作为历史范畴，各个方言、土语都有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规律；作为地域范畴，每个方言、土语也有其发展和形成的地域特点。赤峰市行政区域各旗县蒙古人的蒙古语，虽然从纯方言角度来讲隶属于蒙古中部方言的巴林和喀喇沁两个次方言区，但从行政区域和方言特点的结合点上来讲，可以把它们分成为上述两个次方言下属的喀喇沁和宁城土语。巴林土语、翁牛特和敖汉土语、克什克腾土语、阿鲁科尔沁土语等五个土语。而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地域角度讲，它们都很明显而且比较稳定地属于共同的和独特的特点体系。共同的特点体系，说明它们共同为蒙古中部方言临近两个次方言的姊妹成份；独有的特点体系显示它们名个都是一些独立的、客观地存在于蒙古语大家族中的一个个小小的独立的细胞。本文从历史和共时特点角度探讨了上述五个土语的历史形成和共时发展的特点。     

西林地名的历史文化解读

西林地名主要来源于壮语北部方言,也有汉语、苗语、瑶语及壮语南部方言来源,多为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也有聚落、方位和动植物特征、特别场合方面的名称,西林地名演变具有数量增多、汉语地名增多等特点,地名还折射了西林地区社会、历史、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变迁.     

《元史》“亦奚不薛”考

“亦奚不薛”是元代对贵州水西地区的称谓.“亦奚不薛”,究竟是蒙古语,还是彝语,抑或既非蒙古语也非彝语?众说纷纭,但均未进行过确凿的考证.周洪谟《安氏家传序》和道光年间的《水西安氏族谱》彝文部分均载有“不薛”,其后的有关安氏谱系均未载录.家谱文献比对和彝语方音对应规律表明,“亦奚不薛”就是后世谱系中的额归普色.“亦奚不薛”不是蒙古语,而是彝语,并且是彝族水西安氏先祖的名字,后来随着子孙繁衍和世袭领地的扩大,“亦奚不薛”也由人名转变为氏族名,进而为部落称号和地名.     

构式语法途径下的英汉人名翻译

人名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音译原则,还可能涉及具体语境对人名形式的要求,甚至对非人名形式的选择等。翻译的构式语法途径可以提供更综观的描写视角。文章在基于构式观的翻译过程认知模式下,尝试对英汉人名翻译过程做出系统描写,将英语人名构式的汉译归为人名构式、类人名构式、超人名构式与非人名构式四类形式对应,十余种具体翻译策略,通过对翻译过程中译语表征图像建构阶段的拆解分析,呈现人名翻译的策略选择机制,并提出,实现译文表征图像的实体化是构式观下英汉人名翻译策略选择的根本理据,人名翻译的复杂性可由动态翻译语境中译者对译文表征图像的不同建构方式来阐释。      

广东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广东省91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核密度、最邻近指数等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其空间分异特征,并分析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广东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集中分布于珠三角与粤东,珠三角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呈点状集聚性出现,数量占总数53.85%,粤东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主要分布在潮汕地区,粤北和粤西分布较为分散。最邻近指数R为1.059 4,显示广东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空间分布状态为均匀型。广东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空间分异特征和文化特色是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社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自然地理因素特别是地形地貌是名镇名村空间分布特征形成的“基石”,对其文化特色(如聚落形成原因、居民习俗等)也具有一定影响;人文社会因素(包括GDP水平、交通通达性等)是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发展的驱动因素。有别于我国西南、西北等地,广东省经济发展对于名镇名村发展具有反哺和促进作用,这与其形成发展模式有关。     

青海民族语地名的语言结构特征

地名是人们遵循一定语言规律而组成的一部分专名词汇。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 ,存在着大量的包括藏、蒙古、土、撒拉、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语地名 ,以及由两种以上民族语构成的混合地名 ;同时 ,因为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而引起的民族和部落的迁徙所形成的一地多名和一名多地现象屡见不鲜。文章对青海民族语地名的语言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     

移民对喀喇沁地区民族构成及语言接触模式的影响

移民对喀喇沁地区民族构成和语言接触模式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平泉县移民开始早、规模大,蒙古族村落成为少数孤岛,在边缘孤岛中,蒙古语以蒙古族聚居的自然村为依托,不同程度地得以保存和传承。喀喇沁旗移民开始早,但受土地所有权限制,形成蒙汉杂居模式,程度逐渐加深,兼用、转用彼此的语言成为自然选择,随着汉族人口占优势,汉语替代蒙古语的趋势开始形成。宁城县的移民开始早,由于有清廷的支持和专门开发机构,移民可以大规模地、独立地建村并开发利用当地的土地和山林,居住模式是分离式的,蒙汉民族各保一方,杂居程度较低,蒙古族聚居村落较好地保存了蒙古语。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移民及其居住模式深受时局影响,在康熙之前蒙汉自然杂居,乾隆后汉族移民占优势,民国及新中国建立后出现一个调整过程,杂居程度加深,但程度不及喀喇沁旗。在蒙古族聚居的自然村中,蒙古语保留程度比喀喇沁旗好,但不如宁城县。     

南北朝北方诸突厥语族及契吴考

应用历史地理学方法,探讨南北朝时期北方山胡等民族的源流,通过对族名、人名等词汇及地名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山胡、契胡、鱼国、敕勒、契吴等族均属阿尔泰语系中的突厥语族,是东胡鲜卑的分支;(2)鲜卑语,即所谓“北俗”,应与古突厥语相同或相近;(3)契吴亭即契吴城,在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喇嘛湾镇以东,契吴为突厥部族之族名.     

中国菜的命名理据及翻译策略

中国有着丰富的饮食文化,中国菜的命名理据也是多种多样,可分为主要理据和次要理据两种:主要命名理据包括菜的主料、配料、刀法和烹饪方法;次要命名理据有历史典故、动物名、植物名、贵金属或玉石、缩略语、地名、吉祥语,等等。翻译中国菜名时,不同命名理据的菜名要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即以主要命名理据来命名的菜一般用直译法;以历史典故或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要用直译加注法;以动物、植物、贵金属、玉石、缩略语和吉祥语命名的菜名要使用意译法;以地名命名的要采用音译加直译法。     

西夏文的姓名结构与人物族属的判定

西夏文献中对不同民族人名的处理方式不同:汉式的姓名和梵式的名字全部音译,藏式的名字全部意译,党项人的姓表音而名表义。利用这些特点可以判断人物的民族属性,从中可以知道作为西夏后族的梁姓和曹姓贵族是党项人,而非此前学界估计的汉族人。对不同民族人名的处理方式有少量例外现象,是因为有些汉族书写者并不懂得党项人名的实际含义,而有些西夏文书写者也不懂得吐蕃人名的实际含义,他们都是仅凭听觉进行音译的。     

科尔沁部与后金第一次盟誓地考

1624年2月,科尔沁部与后金缔结联盟并盟誓。对此史书虽有记载,但没指出盟誓的具体地址。盟誓地址对研究科尔沁蒙古史至关重要,因为很多历史事件都是从这里展开的。在研究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实地考察,确认盟誓地当在格勒珠尔根古城。     

《史记》与姓氏名字

在西周王朝确立的宗法制度中,"姓、氏"体现着人的血缘关系与贵贱身份,即"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此制度在春秋、战国之后被新兴的地主封建主义制度所取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意地混淆了姓、氏之别,既是尊重历史之变,更是对奴隶主贵族政权的否定。"名、字"(包括其他称谓)的使用则体现着人物的尊卑关系与作者的褒贬态度。《史记》通过对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名、字、称谓的使用,准确地记录出了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身份,既体现着历史的本来面貌,更体现着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与道德评价。     

英语人名翻译初探

英语人名的翻译在遵从名从主人、标准汉音及约定俗成三个原则外 ,在许多场合还应作一些变通处理 ,如采纳音译法、音译加注法、释义法等 ,使人名的真实内涵得到体现 ,从而让译文读者得到与阅读原文一样的感受。     

浅析《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人物姓名译法

姓名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语言符号,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符号和社会符号。因此,译者应当考虑如何使日常交际中的姓名翻译更加规范,尤其是如何使文学作品中的人名翻译最大限度地传达作者的寓意,保持原作的风格。鉴于此,本文浅析了两个英译本《红楼梦》的人物命名艺术,着重探讨译著中人物姓名的英译方法,如音译法意译法、运用双关语法和借用法语、拉丁语等。     

察合台文文献《成吉思汗传》中的蒙古人名探析

文章从察合台文文献《成吉思汗传》的研究入手,结合有关史料,在转写、汉译的基础上,对传记中涉及的蒙古人名的来源情况进行了探讨,力图展示当时的蒙古人名特点及历史状况。     

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差异与翻译策略

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探讨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即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地理环境。同时着重介紹四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翻译策略：直译加注，音译加注，意译，近似翻译。     

从蒙古族人名特征看农区蒙古族文化变迁——以辽宁西部阜新地区烟台营子村为例

辽西地区的蒙古族聚居村落,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涵化较为突出,烟台营子村是其中一个有着百余年农耕历史的蒙古族村落,村落中老年人群体、中年人群体、青少年群体等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名字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化特征。从老年人群体宗教化蒙语小名与宗族化、＂移写式＂汉语大名并存的双名制,到宗族化特色与时代性色彩杂糅的中年人群体的姓名特征,再到当下张扬个性的青少年群体的姓名特征,历时性地比较不同历史阶段的起名习俗,可以映射出该区域蒙古族缓慢而深刻的文化变迁历程。     

对地名标识“单一罗马化”普适性的考察

文章分别从布迪厄关于社会文化的＂符号暴力＂与＂惯习＂理论,以及翻译目的论的角度考察了地名的功能与价值和地名标识＂单一罗马化＂原则的普遍适应性;针对我国各地城市中英文地名标识各行其道,互不统一的现象,分析论证了我国城市公交英文报站中的站名标识应主要遵循＂音意结合＂的原则。最后基于实例分析对城市公交站名的拼音与英文标识进行细致分类并分别提出可行化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