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十七年电影关于女性的主题实际上是阶级的、革命的主题,而不是性别的主题。任何女性的爱情经历或者转变成英雄的主题,其最终的指向是政治命题。☉女性性别与身份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在政治生活领域由     

吴永刚和他的爱情主题

是他,首次将爱情作为主题展现在新中国的银幕是他,使这部影片成为新中国首部纯母语电影早在1934年就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方法创作出了"中国电影艺术史上的奇葩"——《神女》的吴永刚,在1950年导演了一部由袁文殊编剧、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辽远的乡村》,但反响平平。     

“母语电影”的来龙去脉

2004年后,中国电影出现了与西方少数族裔电影对话的一种电影。这种电影具备如下特征:由非国有电影机构投资,主创人员具有少数民族身份,影片的主题多聚焦在少数民族文化可忧虑的生存状态,或隐或显地表达了对现代化的质疑与对民族文化的反思情绪。更有一种在电影对白方面的自觉——坚持使用本少数民族语言。影片在美学上还有了一种视听结合的新奇:过去只在外国电影里才会使用的中文字幕,这次在看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时必须使用。此后,这些电影都被称为母语电影。     

统帅与经典:《内蒙人民的胜利》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从《内蒙春光》到《内蒙人民的胜利》的修改聚焦在对待王爷的政策,纠正了不利于当时统战工作、忽略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打击共同敌人这一政策思想。这一改动充分体现了文艺必须在党的政策指引下才能正确地开展,并昭引之后的每一部少数     

一部“低成本大片”的诞生

2013年5月7日,电影《德吉德》观摩研讨会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举行。会上,专家、艺术家对这部影片给予很高评价：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德吉德》可算是一部“低成本大片”。我对本片导演卓-格赫说：“一定记住这个日子,也许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电影品种。”     

“新文化电影”的哲学意义和美学风格

当代中国的电影生产中,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色彩斑斓的奇葩。它们在我国当代电影屏幕上不时展示新的主题、题材和人物形象,不断拓展异常丰富多彩的电影美学表现空间。从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的电影《内蒙人民的胜利》算起,这一类电影的创作和生产已经走过了62年硕果累累的发展历程,     

长城内外是故乡 “十七年”的民族电影与民族想象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民族"最初的理解,几乎都是来自童年反复看过的那些经典电影……徜徉在夜幕下的大理古城,城门角落正在放映一部令我们这些生于1960年代的人感到无比亲切的电影——《五朵金花》。大理的"三月街",大理的金花和阿鹏,都曾经是我童年熟悉的场景     

艺术思维和实践的“桃源地”——看《达吉和她的父亲》

回顾"十七年"电影历史,对电影创作者来说,当有些主题和该有的艺术形象,无法出现在新中国的主流电影中时,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就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影片也成为人们期待下的某些艺术思维和实践的桃源之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政治气氛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给了新中国电影创作者更大的空间。     

民族题材的“原生态”电影——全球化时代下的另一种人类学记录

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如飓风横扫，使很多本土文化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在消失，而少数民族文化首当其冲处于不利的处境：遗址和空寨的增加，精神和心灵的流亡与漂泊，都在无声地表述着某种逝去的民族历史与疼痛。原有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纽带的消失，使源自文化的焦虑感迅速在民间弥漫，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迫使人们在焦虑与痛苦、希冀与欣悦中迎接时代带给我们的转型。如何从文化失语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崛起，已成为很多有识之士面对和思考的问题。随着抢救文化遗产各种活动的开展，各种艺术门类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其中。电影便是其中之一。     

“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

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深度的泛文本语境方法,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进行叙事层面的剖析,尝试对其间的话语策略进行归纳,并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化、故事化叙述共同历史、共同故事,诠释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探讨影像与时代话语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个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叙事话语方式,总是倾向于以国家话语统合族群、家庭观念,以家国情感取代个体情感,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以阶级矛盾替代故事冲突从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题材的书写;其间旖旎多姿的少数民族地域风光再现、与汉杂糅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再造、敢于斗争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族话语对国家话语兼容之下的“黄金年代”,并成为时代符号而深深嵌入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当中;还多采用黑暗与光明的象征、身体与疾病的隐喻、身份与认同的建构等方式进行共同文化的叙事。经由国家话语的规训、民族话语的兼容以及“国族、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共同体想象,塑造出一个通过异域空间、民族风情、人物形象等景观展示出来的“共和国”,将各民族同胞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凝聚在一起,通过“讲述过去”“讲述当下”,进而“塑造未来”,从而印证“意识形态工具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