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一瓜小说中都市家庭“人性”叙事之探

女作家须一瓜的小说创作,因其独特视角与叙事,不仅受到文学界持续增温的关注,同时也随其作品受到影视界青睐而改编的成功,越来越为大众所熟知,其影响力日益扩大。须一瓜小说叙事核心重在对都市家庭“人性”的深刻呈现。其大致可分为三种样态：一是用全知视角呈现中国市场经济状态下家庭空间中被异化的“人性”;二是在固定式内聚焦视角模式中尝试改写家庭内涵以修复“人性”;第三类综合前两类,采用固定式内聚焦追问匮乏的“家庭英雄”,由此敞开“人性”中的“神性”光辉。须一瓜的小说视角与艺术,无疑丰富了文学中关于家庭伦理场域中的“人性”叙事。     

合作化小说“个人”故事的讲述及其问题——以马烽和《韩梅梅》为例

新中国教育部在1953~1954年进行了教育整顿,国家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动员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加入到正在蓬勃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中去,这批身处变化漩涡中心的农村毕业生们出现了＂集体＂和＂个人＂彼此相遇,并引发了两者之间关系的难题。在1953年开始的严峻状况中,这一关系陷入了一种群体性的矛盾状态。出于复杂的原因,1954年马烽先生的小说《韩梅梅》,正是讲述了一个＂个人主义＂的故事,但是它却呈现了多重隐晦与纠结的意味。     

论沈从文“乡族”与“军族”叙述中的“生活”与“生命”——以《丈夫》和《连长》为例

沈从文小说《丈夫》与《连长》可以代表其小说世界里＂乡族＂与＂军族＂的两个题材,在＂乡族＂与＂军族＂的叙述维度中,作者隐含的＂生活＂与＂生命＂观多有抵牾,充满了潜在写作的无意识悖论。     

女性的挣扎与救赎——须一瓜女性主义小说论

自称“中性作家”的须一瓜内心其实翻卷着女性主义的激情。她固然不像女性主义写作者徐坤、张抗抗那样刻意塑造“作女”形象、讲述性别寓言,但于不自觉中,她多方面深度接触并探求着女性主义话题的解答,比如弱势人群中埋藏至深的性别压榨,女性自身在性别牢笼建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瓦解男权文化控制的可能方式等,“在在直逼灵魂”,催人警醒。     

论“文革”后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以《金光大道》和《千重浪》为例

在文革后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中,《金光大道》和《千重浪》是两部影响较大的作品。与《金光大道》相比,《千重浪》在直面文革现实、彰显文革理念、形塑文革美学方面似乎更为典型。其间大量存在的生活失真问题尤其是家史诉苦是最能彰显文革文学的政治化诉求及其内在本质的结构形态。     

“问题小说”如何形成潮流？——论《小说月报》对“问题小说”的推动作用

“问题小说”作为现代文学最早形成的创作潮流,其发展与《新潮》《小说月报》等期刊的推动密不可分。“问题小说”始于《新潮》,推动其形成潮流的却是《小说月报》。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不仅在思想和理论上主动提倡和推动“问题小说”,有意识地提升创作数量和质量,而且有意凸显重点作家、引导读者参与讨论,扩大了“问题小说”影响的公共空间,为“问题小说”潮流的形成建构了有力的现代传媒保障,成为期刊推动文学潮流形成的典范。     

中俄犯罪小说“次恶”形象研究——以《太阳黑子》和《罪与罚》为例

长久以来,不论是读者接受还是学者研究,人们作为文本接受者关注的焦点总是小说中的主角,而往往忽略了次要人物的形象与特质。在犯罪小说中这种现象尤为显著,主人公紧张的作案过程及心理活动,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接受者的心绪,以至于几乎完全遮盖了"次恶"形象的气质与光芒。作为中俄犯罪小说的典型代表作品,《太阳黑子》和《罪与罚》在成功塑造了犯罪主人公典型形象的同时,也将"次恶"形象的独特气质与生存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他们作为城市的参与者和旁观者对社会、城市清醒的认知,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残酷阴暗面,回望自己犯下的过往罪恶时所表现出的挣扎与彷徨、忏悔与赎罪,同样意义非凡,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     

对生命价值的独特追问——解读须一瓜小说《求证——我和我奶奶同用一种血》

在<求证--我和我奶奶同用一种血>中,须一瓜虚构了一个青年的人鬼历程,通过对他以及他身边故事的书写,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展现了人们面临的精神困境.本文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悲剧的原由以及作品独特的表现方支这三个万面对这部中篇进行解读.     

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以《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为中心

许子东的著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可以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活动的余声,其“中国故事”的叙述视角及对百年中国小说中“官员”“官场”形象的挖掘是一大创见。由音频节目到纸质书籍,从“有声”到“无声”,该书体现了移动阅读时代听众、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趣味。可以说,此书的写作方式及写作意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移动阅读时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路向,将之与之前的文学史并置比较便于照见当下文学史写作与教学的“困境”,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当前这个时代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的意义。     

莫言小说中的“复调”与“对话”——莫言小说的肌理与结构特征研究

文学作品的内容、意义以及作家对待人物、世界的看法、态度、发现等往往流溢、呈示在作品形式结构上。莫言作品形式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复调”与“对话”如同一种肉体的肌理普遍分布在他的作品中,同时在整体上,他的作品常常采取了“对话”的结构方式。这是莫言作品蕴藏的生命主体精神在作品形态上的一种“全息”式表征。     

试论“新生代”都市小说中生态美的缺失与重构——以邱华栋的都市小说为例

由生态学和美学相交叉而形成的新学科——生态美学,把文学批评的视野扩展到生态学的领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美学范式和考察视角。透过生态美学这一视角,以邱华栋的都市小说为例,着重考察＂新生代＂都市小说创作中所体现的生态美问题：一是在表现了物化都市对自然的远离及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异化之后,试图通过特定主题及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努力探寻都市社会的自然生态之美。二是在揭示了物化都市中人们始终处于空虚、失落、漂泊、流浪的精神状态之后,试图重构审美文化的价值形态,倡导生态关怀和人文关怀,从而构建起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和谐共生的精神生态之美。     

新写实小说“反典型”人物塑造的当代意义——以《活着》中的福贵为例

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之一,恩格斯在回复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评论《城市姑娘》时曾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余华对小说《活着》中的福贵的人物塑造并没有这些鲜明的"原型"特征,这种"反典型"的做法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接受以及文学史来说都具有当代意义。     

散文化的田园抒情诗——以《桥》为例浅析“废名风”小说的文体特征

废名是京派前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独创性地将周作人的散文创作理论应用到了小说写作领域,将散文化写作与乡村题材、诗化语言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化诗体小说文体,对京派小说创作风格的形成及促进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文体的成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废名的代表作《桥》为例,从非情节化的散文诗式结构、归隐与禅心的静寂意境、简洁幽深的诗化语言三个方面对废名诗体小说的文体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     

“说”与“看”的分离: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

在现代叙事理论中,将小说的作者与叙述者相区分、"说"与"看"相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一系列相关研究得以进一步展开的基础。传统小说中的叙述者与作者被认为是合而为一的,与之相伴的是"说"与"看"的合而为一。在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由二者的合一到二者的分离。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福楼拜、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现代小说这一叙事模式奠定了基础。     

“五四”小说叙述视角的变革——以1921-1931年的《小说月报》及其他小说作品为例

“五四”时期,中国小说叙述视角发生了全面变革,第一人称限制视角与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在小说中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述模式,引发了小说叙述视角的变革,促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成型与发展。文章以1921—1931年的《小说月报》及其他小说作品为例,对此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回顾与探讨。     

“‘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的话语特质与传播机制——以传奇娱乐类小说为中心

"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是"文革"期间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现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现代启蒙色彩的小说,一类是传奇娱乐类的小说。从传抄的广泛程度来说,带有传奇娱乐色彩的手抄本小说往往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学意义。在"文革"的现实文化语境中,这类传奇娱乐类手抄本小说着意表现反特斗争,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叙事框架之下表达凶杀、恐怖、侦探等内容,着意渲染情节的刺激和气氛的恐怖,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文革主流小说所匮乏的。从人物的塑造来说,"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品性要更远地游离于革命英雄人物的"纯粹"要求之外。"绣花鞋"和"梅花党"等故事的传抄和流行,显然与"文革"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和"文革"期间大众文化心理有密切的关系。就传播机制来说,"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是通过人工抄写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本身就有某种神秘色彩。同时,"文革"传奇娱乐类小说的流行,也是对文革压抑人性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僭越。     

传统与现代的选择——“五四”小说与解放区小说通观

:无论“五四”小说的现代性还是解放区小说的传统性 ,都是契合时代的选择。时代背景的差异 ,创作主体的不同文化选择 ,欣赏客体的不同审美需要 ,导致了传统与现代在特定时间内的重新选择     

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与先锋小说的发展转型——以《收获》《花城》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文学体制的变革也被提上日程,文学期刊开始普遍面临挑战和危机。但随着先锋小说创作理念被普遍接受,更多的先锋小说家兴起,作为一股文学创作思潮,它的辐射力开始遍及全国,接纳它的文学期刊并没有因为文学的逐步边缘化而减少,反而开始增多。《收获》和《花城》等文学期刊对先锋小说的发表予以了大力支持,见证了先锋小说的发展转型。     

新时期以来江苏获奖小说研究——以获得“鲁奖”“茅奖”作品为考察对象

新时期以来,江苏小说创作取得丰硕成果,收获多个奖项。短篇小说获奖的连续性、长篇小说获奖的异军突起,以及作家队伍的老中青结合、区域小说获奖的均衡格局,是江苏小说获奖的主要特点。江苏获奖小说题材相对集中在农村乡土、农民工与城镇底层生活以及文化历史等方面,具有平常性、现实性、深刻性和正向性等特点。获奖小说艺术表现丰富多样,娴熟的现实主义手法、精致的细节描写、严谨的小说结构以及个性、诗性与智性语言,构建了新时期以来江苏小说整体的审美风貌。未来江苏小说创作应更加注重小说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新变、独特形象的塑造、地方文化的融入,以推进江苏文学创作和江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报人”身份与近现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以梁启超、茅盾、张恨水为例

梁启超、茅盾和张恨水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为中国近代或现代文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深受报人身份和经历的影响是这三位作家小说创作的共同特点。它以富于层次性的方式显示了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特性,并从特定方面彰显了中国近现代作家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责任担当。从与报刊关系角度看文学创作,还可以促使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进入大视域并有效回归到创作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