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时"——中国古代的"时政"思想

古代“时”的本义为“四时”,即四季,内涵着周而复始循环之义。“四时”由二分二至的历法观测而来,在取法于天地的整体价值观念之下,“时”又引申出“时中”的哲理判断,以及“时政”的政治标准。“时政”意为依据季节、气候、历法而行政,而非“时事政治”的简称。“时政”思想根源于中国古人“天人和谐”的宇宙观与价值观,体现着取法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生存原则,对于古今政治均具有恒久的参考价值。     

论月令系统的时间图式嬗变——以《礼记·月令》为中心

中国古代月令系统内容丰富而深邃,其勾勒的时间图式是尤为引人关注的要义之一.不同于《诗经·豳风·七月》、《夏小正》等农时歌谣和历书中以四时形式出现具有标度意义的物候时间,月令系统的时间图式在天人合一与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影响下形成,是通过物候、祭祀、政令等三重内容而凸显的王官之时,并经由“四时迎气”、“顺时读令”等仪礼,渐次蜕变为极具象征意义的礼制时间.     

古典文学中“情”与“物”对应的文化渊源

古代的文人,每面对不同的自然物候便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活动,虽自然界“物有恒姿”,文人“思无定检”,但情总因物而生,因物候而迁.这表现在古代文学创作方面,便是文人感物而动的创作冲动和他们特别喜爱以不同的节候景物抒写不同的情感,并以情景交融为文学最高美学境界.而且,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物象,不是和作品所表现的情感无序对应,而是欣欣向荣的春天物候总作为美好事物的象征和描写美好事物的背景,而衰败的物象则总和死亡、别离、孤独、失意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文学模式.那么,这一文学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呢?     

春夏秋冬纵横谈

<正>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许多令人感兴趣的纵横联系的常识,掌握它,对我们学习古代诗文颇有帮助.四季,最早称四时.《礼记·孔子闹居》载:“天有四时,春夏秋冬.”《墨子·天志中》:“制为四时春秋冬夏,以纪纲之.”因为每时有三个月,第三个月统叫季月,这就有四个季月,所以自东汉以后,四时也叫四季.其后又称四序,南朝梁代何逊《寄江州褚谘议》诗:“自与君别离,四序纷回薄.”唐代韩偓《凳南神光寺塔院》诗:     

中外学者谈气候与文学之关系

中国古代的刘勰、钟嵘曾经触及到气候与文学之关系,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和丹纳曾经提到气候与文学之关系,中国现代科学家竺可桢和王梨村曾经利用古典诗词来证明物候问题。他们的有关言论和实践虽然算不上专门的气候与文学之关系研究,但也表明,气候与文学的关系,乃是一个客观存在,无论是从气候学（物候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气候(物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以中国古典诗歌为例

文学的地域性与气候（物候）的差异性有密切关系。中国气候（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时代差异,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时代差异,使中国古典诗歌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景观、地域色彩和地域风格。气候（物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关系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可以让我们比较具体地理解文学与气候的关系,进而理解文学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     

维吾尔族古典诗人鲁提菲和他的诗作

古代维吾尔文学发展到了十五世纪,在原有回鹘文化的基础上,在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下,开创了以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艾里谢尔·纳瓦依为代表的崭新的、光辉灿烂的新时代。这种新文学,是在察合台汗国的故土上产生的。因此,国外学者把它叫做“察合台文学”。它使用的语言,被称作为“察合台语”。而实际上,这种语言文学,是辉煌的前代回鹘文化的继续和     

《黄帝内经》的“气”、“象”生态观生活环境主义视角下山地农村生态治理的社会机制——基于云南诺村案例

《黄帝内经》强调人体内在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生相对的关系,人体内在生态稳定与自然外在生态平衡息息相关,具体表现在四时自然之气的循环会在人体的经络脉象和腑脏气象上呈现,各个节律气动都会影响人体的生命状态,由此形成了依四时之“气”诊人体之“象”的医治方式,蕴含着天人相应的古朴生态意蕴。《黄帝内经》从“气”与“象”入手思考人体生命系统与四时物候、天地变化之间的联系规律,得出了“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结论,形成了天人相感相应的“气”“象”生态观,为后世生态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源。其中蕴含的传统生态观与“生态共同体”理念形成了互识互证的关系,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南北朝文论中的“感物”说与日本早期文论

中、日两国文学都被视为“重表现”的抒情文学。中、日两国的文论都认为文学家所抒之情的产生是“感物”的结果。因此,“感物”理论在两国文论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学的抒情与中国文学的强烈影响有关,日本文论中的“感物”理论也是在中国文论的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当然,日本文学毕竟是日本文学,日本文论也毕竟是日本文论,日本民族在受到中国文学、文论强烈影响的同时,又通过对它的吸收、改造而形成     

唐宋派诗文首领王镇中之文学理论

明代著名文学家、唐宋派诗文首领王慎中 ,在前七子复古主义大潮席卷文坛时 ,勇敢地举起反拟古大旗 ,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 ,并结合自己的文学经验和文学实践 ,提出了“道所欲言”、“自为其言”、“变化自得”、“文道合一”等文学理论 ,推动了我国古代散文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分析了王慎中的文学理论来源及其表现和运用 ,并结合唐宋派的影响 ,论述他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类型与范式——关于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的一点思考

中国古代文学的产生发展同地域文化密切相关,学界一直比较重视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这项研究,根据研究思路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将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作总体观照把握的综合性研究,断代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地方文学研究以及专题性研究.各类型中都建立了一定的范式.这些类型和范式是我们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的必要思路与基础,对于研究的推进有着重要的影响.     

释“社”

“社”乃古代中国之重要礼俗,源于原始“地母崇拜”。古文字“土”“社”一字,其造字意象原型众说纷纭,有“土块说”、“男根说”、“女阴说”、“神主说”、“祭坛说”、“地母肚说”等。笔者认同“女阴说”,从文献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维视野,对社祭之源、社主原型等进行了论证。“社心．”之点乃经血、产血之象,“血祭”、“衅礼”、“血盟”等古代礼仪皆源于“生殖崇拜”。     

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评《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

《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一书准确概括了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体系．提出“华夷一统”、“华夷之辨”、“羁縻而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的核心;该书学术视野广阔,内容详赡弘富,在探讨三种治边思想的问题上,以史为鉴,注重现实问题的思考,是一部当代中国边疆史研究中具有前沿性的力作。     

山西古建筑的哲学内涵刍议

建筑作为人类的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所显示的艺术审美蕴涵了一定的哲学意义。通过对山西具有代表意义的佛教建筑群、民居建筑群等古建筑的考察研究,认为山西古建筑的哲学内涵主要具有以下三方面特征：一、蕴涵了古代“上下有序”的伦理观念;二、蕴涵了古代“不偏不倚”、“尚中”的人生理念;三、蕴涵了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     

两宋土地关系的法律特征

中国古代没有＂物权＂概念,＂物权＂概念来自近代西方法学。但在中国古代,无论在观念上、事实上还是在相应的法律制度上,＂物权＂都是存在的,两宋也不例外。从法制史的角度,以土地物权为视角对两宋土地关系的法律特征进行了探讨。     

刘掞藜的古史思想——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民国老讲义为蓝本

刘掞藜与顾颉刚同为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青年史家,他与顾颉刚的论争促进了顾颉刚古史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刘掞藜的上古史成就至今无专文论述,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民国老讲义《中国上古史略》系统反映了刘掞藜的古史思想。     

“标首”“标首钱”辨正

“标首”是中古汉语产生的新词，有“首位．第一”义，可以修饰人．也可以修饰事物。“标首钱”义为“第一份钱”．也可以指“数额最大的钱”。“标首”在古代文献中有时讹变为“标手”揉首”或“揉手”。目前大多数辞书、专著以及注解对“标首”一词的解释都存在一些问题。     

张爱玲《金锁记》与《窦娥冤》的互文关系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题名来源于明代袁于令的传奇戏剧《金锁记》,而传奇戏剧《金锁记》则是对关汉卿《窦娥冤》的改编。张爱玲的"以戏为名"和"借题发挥"透露出其小说与《窦娥冤》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这一互文关系特别地体现在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和叙事结构这三个层面。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悲剧的《窦娥冤》和"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夏志清语)的《金锁记》,二者之间的互文性生动地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演变关联。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探析

对古代文学课程的解读既要考虑其专业的背景,还要将其放置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域里进行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与价值应从情与理两方面来理解,对古代文学史的处理要有分段意识与分体意识,古代文学的教学要遵循四结合的原则,古代文学教材的选用与处理要以课程本身的需要为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