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学”视阈下龚自珍“尊情”诗学观念的建构

龚自珍通过"破"面和"立"面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他的"今文学"理论体系,在整体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批判立场。龚自珍的"尊情"的诗学观念与诗学实践实际上传承了其"今文学"的价值旨趣,将诗学的主体维度(人格、情感、创造等)放在批判的场域来展现,体现出诗学自身厚重的学术底蕴和较强的批判意识。然而,龚自珍以"尊情"为核心的批判诗学在保持对既有诗学观念批判与革新的同时,又在一种幻灭感中走向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发现和张扬,并试图以一种异端的方式表征个体生命的"在场",从而使其诗学充满某种僭越行为与二律背反及现代意义。     

“一大关捩”：晚清诗学的生存态势及其诗学观念转变的多重面向

道光年间,诗学观念出现了严重分裂;诗学观念的盛世镜像在诸多方面仍然得以延续,但已明显受到“性灵”说等诗学观念的讥弹。面对晚清诗学观念的重建议题,“弥宋”诗学试图在传统诗学范围内寻找解决矛盾的途径,但在本质上并没有越出传统诗学的藩篱;而龚自珍、魏源以他们所保有的“今文学”价值体系生发出一种批判诗学,形成了批判与干预社会现实的诗学价值立场,确为晚清诗学观念的转变提供了新的发展面向。     

一朵孤花 墙角明如许——龚自珍的“尊情说”述评

“尊情”是龚自珍论诗的核心,是他在批判封建“衰世”的“少作”遭到卫道者围攻后,对“情”与诗的古训反思的结果,其间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孕育过程。其内涵包括写真情、显个性及“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三个方面。尊情即尊重自我,尊重人,在思想上表现出反理学的精神及朦胧的个性解放要求,对传统的“个性论”是个突破,也与“温柔敦厚”的诗教大异其趣。它对明清进步诗学观念有所继承,又与之有所区别,在鸦片战争时期独树一帜。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     

清代的“词史”意识

“词史说”是清代词学的一项建树,有一个从“词史”意识到“词史”理论的发展过程,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为以词存史、以史入词、“史外传心之史”,它形成的理论背景是清代诗学“诗史”说的流行及清代词学尊体观念的抬头.     

在言与意之间──解构主义诗学策略述评

解构主义诗学策略是现代视界变移和语言学转向的产物。在强调“差异”与消解“在场”的解构策略中，解构主义批判了语言与思想同一性的观念，亦把这一批判庚续到其诗学层面。悖论性的解构策略所引发的解构诗学具有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倾向。     

“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历代接受与误读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歌的内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更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诗说影响了六朝及以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对这一诗说的接受与误读、欣赏与贬斥是并存的。但在明清两代,受时代语境所限,误读与贬斥之风犹为严重。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具有创意性的一个“新语”,其生命之树是长青的,陆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磨灭的。     

论威廉·华兹华斯的“愉快”诗学

威廉·华兹华斯的诗学理念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有较为完备的阐述,其中表达了一种观念,即诗歌创作所传递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愉快”的情感,我们称之为“愉快”诗学思想.以《我好似一朵流云独自漫游》、《廷腾寺》、《我们共七个》等作品为例,从华兹华斯的自然情怀和儿童情结出发,分析出华兹华斯“愉快”诗学的创作原则,即:立足于生命本体需要,坚持生命内在的幸福感与外在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就其核心内涵和社会影响而言,华兹华斯的“愉快”诗学思想对当下文学艺术创作及社会发展变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语境诗学”的理论定位与学理基础

语境诗学将“语境”作为文学理论的本体范畴、元话语和先验结构,重新反思文论体系的基础概念和理论观念。其自身作为一种诗学话语具有批判哲学、后批判哲学和“后理论”的理论品性：语境诗学是一种“反思型”文学理论,既重视主观概念和理论对经验事实的整合和同化,又对文学的经验事实动态性地开放;语境诗学是一种“默会性”的理论话语,它关注文学的言说和未言说、“焦点觉知”和“附属觉知”之间的意义互动关系。文学语境带有“原初自明性”的默会性,也即“内居”于世界之中,而非超然世界之外地思考世界;在“后理论”思潮之中,文学理论开始拒斥“大理论”或“宏大叙事”,强调以小理论化或者“语境化”的理论进路面对文学现象。语境诗学关注文学事实或文学作品的“具体性”,以及文学自身的“唯一性”和“独特性”价值。     

论钱谦益的“穷而后工”说

钱谦益的＂穷而后工＂说,要求诗人在性、情、学三方面都达到＂穷＂的境地,即具有＂独至之性＂、＂旁出之情＂和＂偏诣之学＂,至于际遇之穷反而是次要的。这一诗学观念与钱氏所处之时代和个人际遇密切相关,也是其整个诗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缩影,它将＂穷＂的范围扩大并重点落实在诗人本身,从而大大丰富了＂穷而后工＂这一中国诗学古老命题的内涵。     

论两汉“情志合一”诗学思想

中国古典诗论长期存在着“讽喻教化”和“吟咏情性”两种认识，两汉则是联系“言志”和“缘情”的过渡阶段，其诗学思想呈现出“情志合一”的面貌。由《诗大序》提出的“情志合一”的诗歌本体论，不断在诗赋创作和理论中体现。“志”乃是“诗言志”观念的延续与发挥，而“情”是更为有价值的提法，是文学思想萌发的标志，是诗学走向自觉的必经之途。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和解”难题与郑小驴的小说

郑小驴小说中充分地书写了“和解”难题,总体表达了主体性与世界的分裂,其主要表现为：人际之间的心灵难以沟通,作为农村人共同的价值支柱——鬼魅崇信正在瓦解,个体在“无名”场域中的抗争之无效。其基于作者的生命体验,与文学史的血脉相连,具有思想史的深度,并由此显示出作者良好的诗学意向和创作前景。     

论“吟咏情性”作为古典抒情诗学主轴的地位

吟咏情性在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理论系列中具有主轴性的地位.“吟咏情性”以情性哲学为基本的发生条件,它是先秦以来一般的、群体诗学的言志、抒情说向个体诗学的抒情理论的发展.汉魏文人诗发源于言志,并发展出缘情之论,南北朝时期,情性为本的诗学思想开始确立,言志缘情之外,时人多以“吟咏情性”称作诗之事.唐人诗学接受《大序》变风变雅及南北朝的情性之说,其对作诗之事的基本标述即为吟咏情性,并且赋予传统情性论以重视个性、崇尚自然等审美观念.唐人诗学虽崇尚教化之旨,但基本的立场在于“吟咏情性”的变风之作.宋人的情性论与个体伦理本质相结合,是宋诗重理的思想根源.明清诗家仍沿传统的情性之说,以情性为诗歌之本,其中又有强调个性自然抒发、重视灵感与创新的性灵派之说.     

“小词”与“尊体”两种词学观之得失

词本作为各种宴会活动的歌曲而兴,这使它与传统的诗歌功能截然相反,人们称之为“小词”,却使他获得了一种解放的气息,在艺术内容、风格和方法上都有新的创造;而其发展走的是向传统诗学靠拢的路子,“尊体”成为追求的主流,在内容和格调上也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开拓和提升。从前只肯定后者,其实两种观念各有得失。     

吴奔星“诗学是情学”论的胎脱与孕育

著名诗人、诗论家吴奔星先生孕育了五十多年的著名论文《诗学是情学》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二期（1989年4月）从此“诗学是情学论”可说呱呱坠地了。吴奔星先生早在1988年12月于《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的序言《中国新诗的流派与流向》（江苏文艺出版社）中就提出了这一命题。吴老对此坚守不移,一再申论。1989年12月1日为他故乡湖南安化梅山诗社题词：“文学是人学,诗学是情学。无人不成文学,     

无边的“草根诗学”——兼论“草根诗歌”成为诗歌流派的可能

李少君在诗歌界大力倡导“草根诗歌”,提出了“草根诗学”这一理论主张。但这一诗学观念由于不断扩容,导致自身边界漶漫模糊,成了无边的“苹根诗学”;再者,“草根诗歌”作品风格差异杂糅,难以形成大体一致的诗学风格。“草根诗学”的提出和倡导在与“中产阶级写作”的对峙中有其积极意义,但至少目前看来,“草根诗歌”还很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来看待。     

“横以孤”:王元化与龚自珍——兼论王元化在“思想解放”前夕的学思境界

王元化在《龚自珍思想笔谈》(1977)的论述结构中,把"横以孤"看做理解龚自珍人格之枢机,"横以孤"大意是指在自己的时代处境孤立。在王元化看来,这正是龚自珍在士气衰颓的近代史前夜,通过其生平行事和讽刺诗文所坦呈的,对情本位生命价值观的人格亲证。龚自珍的"横以孤"源于他情本位的人格:一方面挑战名教大限,一方面又不能脱离名教体制,因而备感个性与体制夹缝中的生存焦虑。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了对人格的终极坚守,最终摆脱了对体制的依傍。王元化1977年所以会被龚自珍击中心灵,是因为"横以孤"蕴结着近代思想史上的"个性解放"意识,而王元化与龚自珍有着共通的个性与境遇,即"性相近"、"制相承"、"势相仿"。王元化在"思想解放"前夜所达到的学思境界,比李泽厚借助康德"建立主体性论纲"(1979),比王若水们重温巴黎手稿而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1981)都要早若干年。王元化之可贵不仅在于开新时期风气之先,更在于他从龚自珍的情本位人格中发掘"思想解放"的资源,是用中国经验回应中国问题。     

“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龚自珍的创作个性与思想

“尊情”与“贵真”，是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古老论题。但在文学史上，“情”往往被蒙上尘垢。生活于十九世纪初的龚自珍大胆言情，力为辨诬，不仅比他的前辈更为深刻，而且他的文学思想也开了近代资产阶级文学思想的先河。本文从倡言真情，推尊自我，张扬人性三个方面探讨了龚自珍的创作个性与思想，并指出他的文学思想与王阳明的哲学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