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文化融合的“实践”审视

作为与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这两大文化形态,二者的融合仅凭理性思辨是难以实现的,必须立足于实践,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把握其可能性、现实性,唯此才能通过融合形成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合力。二者融合的必要性隐蕴于当代实践发展之中,二者相近、相似的可融合内容只有立足于实践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应坚持历史实践和现实实践贯通、思想传承和创新转化统一、马克思主义为主和儒学为辅的原则。     

“视域融合”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复兴”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视域融合”涉及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儒学复兴”不可能是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复兴”也不意味着儒学将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儒学与其他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一个文化的“百花园”。在理念上,不应把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仅仅当作是一个补充,而是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容共济地发挥其独特功能。在操作层面上,需要减少和避免假借“儒学复兴”名号的各种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的危害,构建有效的文化运行机制和文化传承载体,促进传统文化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简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儒学之地位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面临着各种社会思潮之争,其中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是较为突出的思潮之一,这显然涉及如何正确对待与科学地分析儒学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地位问题。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被儒学所化。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这种思想强调了儒家文化的重要性,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正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社会现实;由于过于强调了儒学的积极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种现象:夸大儒学文化的正面积极的作用,而导致忽视了儒学本身的局限性与消极方面。将来的问题关键是如何面对中国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社会的现实问题,而不是纠缠于"儒家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义这样的意识形态。     

以儒学普世化范式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历史上的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达两千多年,必有其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只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局限性已经凸显,面临着如何提升其指导地位的现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通性和共性,使其借鉴儒学成为可能和必要。从制度上的马克思主义、学理上的马克思主义和世俗化的马克思主义三方面借鉴儒学,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儒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嵇文甫先秦诸子儒学研究平议

嵇文甫的先秦诸子儒学研究立足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具有汲取先秦诸子儒学的精粹、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和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现实指向。嵇文甫用唯物史观批判和改造史料学派,既克服史料学派脱离现实的局限性,又充分吸收了史料学派的怀疑精神和求证精神的优长,从方法上完成了唯物史观与史料学派的融合,实现了儒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嵇文甫集中批判了先秦诸子儒学的阶级倾向性、维护贵族等级制度的特点和唯心特质等三个方面的缺点,也充分肯定了先秦诸子儒学的人文主义、重民思想和教育思想。     

毛泽东哲学——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

毛泽东哲学思想得以形成,乃是其善于继承、发展并会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为了厘清其中脉络,可从四个层面展开探讨,即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期待视野,儒学对毛泽东潜移默化的影响,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因子,以及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主要内容和成果。探讨毛泽东哲学的民族因子,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中儒学复兴的可能与路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其贴近民众生活、极易为大众理解而在以儒学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深处发动了一场思想革命,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的生成也使儒学复兴成为可能。传统儒学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已从经学的显学地位跌落到末学的式微状态,儒学复兴也因其缺乏创新转化共识和生活场域基础及偏重心性世界而困难重重。注重生活实践、道德培养与伦理教化的公民儒学的发展为儒学复兴提供了可能,在整合、创新的基础上注重精神塑造将是儒学复兴的未来走势。在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上,儒学应以义理革命为基础,立足内容创新、时代需要与文明发展,着眼于返本开新、文化交流与人文关怀,并作为多元文化中的精神变量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手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内源因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进程中获得新生与发展。     

李大钊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会通之考察

李大钊先生不但是我国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而且还是会通、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哲学思想的第一人。他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又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注重历史的研究,更关注现实的中国。这使得其将马克思主义同传统儒学乃至现实之结合成为可能,概略研制,其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会通主要体现在"以儒接马"、"以马评儒"及"融儒于马"的过程中。     

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学研究,但不认同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张岱年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强调对新儒家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高度评价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方法、"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及重建儒学体系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儒学的实践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作用,近年来逐步得到了肯定.在儒学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众多理论品格中,最为根本也最为重要的理论品格当属儒学的实践性.儒学的实践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具有一致性,这主要表现在实践是二者共有的理论基点和二者的思维方式都是实践理性这两个方面.     

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以梁漱溟思想为例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现代新儒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梁漱溟以“文化三路向说”分析世界文化，在乡村建设中接纳马克思主义，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通之处，并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中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整体而言，梁漱溟经历了从拒斥、批评马克思主义到认同、接纳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在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文化主张下进行的，表达出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的创造性、某些社会理想等方面的相通性，可以成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参考资源。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视域下儒学之“本然”“实然”“应然”

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儒学宗教复位论调的高度上扬，一方面是精神文化需要生成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关理论廓清儒学本质，明确儒学的发展样态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位置；在科学辩证地对待儒学的基础上，推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互成就，完成儒学的现代转型。这是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气派、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关键一步。     

林安梧及其“后新儒学”

通过反省现代新儒学，林安梧提出建立后新儒学。后新儒学的建构中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唯物史观的肯定、吸收和借鉴，这无论是对于现代新儒学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值得肯定的趋向。     

儒学如何进一步走向世界

从文化交流的观点来看,应该把儒学当作一个动态的思想体系,用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儒学的发展,不断地吸收外部的思想文化因素,儒学和西方文化的融合是灵与肉的结合,融合是以儒学为主导的双向互动,多元融和型儒学的形成,必须以东西方文化的大融合为基础;当代儒学可以在人天关系(人与自然)、人人关系(人与社会)、人自身灵与肉的关系3个方面继续发挥作用,使儒学为我们所用,改变我们今天的社会,使社会更稳定。儒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不是排斥,而是融和,通过交流,把儒家文化进一步推向世界。     

现代新儒学的“中国特殊论”辨析

现代新儒学以中国有落后的生产力,有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特殊的文化而拒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中国特殊论"无论是对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对"生产力落后论"的最为有力的回击。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国情所作的分析,说明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把中国文化和儒学等同,夸大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使现代新儒学不能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儒学,更不能简单等同于儒家的"心性之学"。马克思主义不否认中国有特殊的国情及特殊的文化,但反对"中国特殊论"。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意识彩态批判

现代新儒学思潮自产生以来,共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成为当代三大社会思潮之一。现代新儒学力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复兴民族文明。它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作为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思潮,大陆新儒学在历史观、文化观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时期,要有鉴别地加以审视现代新儒学思潮,使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有利资源。     

儒学研究的有关问题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儒学研究要采取古为今用,去粗取精的态度,同时还要与洋为中用相互补充。在研究儒学方面,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备必要的基础知识,以儒学经典为重点研究对象,要借鉴但不要拘泥于后儒的研究成果。     

以传染病隔离为视点的儒学与科学关系辨析

儒学与科学之间存在截然不同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造成儒学与科学之间的分裂与对抗,导致疫病流行期间人们在基于科学的隔离与注重情感的儒学之间顾此失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疾病控制。但儒学与科学之间也存在超越差异的同一性,即儒学与科学都是为人服务的,在传染病隔离中其为人服务的性质引领儒学与科学不断从差异、分裂走向同一、融合。     

以“人”为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共同旨趣

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确立的关注人及其现世生活的哲思意趣,与儒学自孔子以来的哲思基调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均以社会关系规定人的存在,并分别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完美人格培育共同将哲学归属于人本身。二者的上述共通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属性与儒学包容气性的自然表现,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确立哲学根基,更为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中心”的实践实施确证根据。     

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与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儒学的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倡导生活儒学的体系构架,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应将其确立为儒学的本体形态。反思当前儒学的复兴,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