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罗长乐方言中的“(口姐)”尾

“(口姐)”是汨罗长乐方言中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尾。它分布广泛,可附在名词、数量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后,表达丰富的语法意义,起着积极的语法作用。     

合肥方言的“子”尾词和“头”尾词

合肥方言"子"尾词和"头"尾词比较丰富,代表安徽江淮方言词汇的一种典型特征。其中"子"尾词以两字组、三字组为主,"头"尾词以两字组居多。"子"尾词词性大多为名词,也有少数是代词、数量词、动词或形容词;"头"尾词分别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词缀"子"在"子"尾词中主要用来表达说话人"指小增恶"的主观评价态度,词缀"头"在"头"尾词中分别表达"指小增恶"、事物发展的势头或来由以及某件事是否值得去做等多种功用。     

重庆方言“遇得到(X)”构式的共时历时研究

习语构式一直是认知语言学关注的重点,但是相关文献表明,方言中的习语构式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在构式语法的视角下,探究重庆方言习语“遇得到(X)”构式的共时与历时特征和认知理据;分析“遇得到(X)”构式的构件组成与语音、句法、构式义及功能等语言特征;从历时角度探析该构式的演变过程;从认知语言学的话语选择理论等视角出发,认为“遇得到(X)”构式形成的语言理据包括过度分析、不足分析和隐性分析,其非语言理据包括具身体验性、认知经济性和语言生态性。     

试论荆楚方言中的“鬼”族词

“鬼”有本义和各种各样的引申义,是个贬义词,具有文化(宗教、迷信)、语体、形象等附加色彩。它在词语中常常出现在主语、宾语、状语的位置,也可以充当修饰语或被修饰的中心语,在言语交际时是凸显的信息焦点。“鬼”族词有指称某种形体、性格、习惯和嗜好的人,以及描写人的某些不良行为等表意功用。     

周邦彦“结北开南”的词艺成就

中国词史上，周邦彦有“结北开南”之功：创作上由描写客观世界以直接感发的传统转向表现主观内省；发展了以赋为词的创作手法，变平直为曲折；精通音律，能自度新曲，严守格律而又多有变化；语言典雅，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典事于词中而不着痕迹．周邦彦从内容到形式开拓了词的新天地，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结束了北宋词并开南宋词之新风．     

程度副词“很”与 “老(东北方言)”的语法语义差异

程度副词在汉语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使用频率是很大的。尤其像“很”这个程度副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东北方言中的“老”也是一个使用频率特别高的程度副词,二者的意义接近,所以本文将二者从语法语义上进行对比,总结出二者语法语义上的异同。     

“辛派词人”称谓溯源

“辛派词人”是词史上一个重要流派．此流派称谓从最早的稼轩词风格指称“稼轩体”、“辛体”、“稼轩风”．到之后的“苏辛派”、“辛派”、“辛派词人”,呈现出循序渐进的趋势。从指称的变化过程看．它一方面反映出由辛弃疾所开创的这一独特词风渐被同时代人及后人认可．并在创作上体现出有意的推崇和仿效,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这一领域已愈来愈多地得到词学家的关注并在研究上取得成效。     

商丘方言中的“了”

“了”在商丘方言中有三种变体。文章描写了这些“了”的意义和用法,并从体貌范畴详细探讨其间的区别和联系。比较它们功能和语义上的不同,可以帮助解决普通话中的一些歧义问题,从而更好地认识普通话中的“了”。     

壮(南)汉语词汇失误类型浅析

壮语南部方言区的人学习使用汉语易形成“壮（南）汉语”,受母语影响,“壮（南）汉语”在词汇上有不少的失误。主要表现为：直接把南壮方言的语音形式或相应语音形式稍作修改后运用到话语交际中;书写形式相同的词语在南壮方言和现代汉语中词义大小不一致,造成壮（南）汉双语者的误用;将南壮方言的同音同语误用到汉语中;现代汉语习惯使用双音节词,而南壮方言中相应的词则常以单音节的形式出现,从而造成误用;行为他动词与行为自动词的误用;表达被动状态的动词与表达主动状态的动词的误用;不同搭配习惯的误用;语气助词的借用和量词的误用等。     

再释“余（予）一人”

＂余（予）一人＂是殷商、西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常见的君王自称语。＂一人＂原为数量词,而后语义转移,在殷商时期专指国家最高统治者,具体的语用涵义取决于语境。西周春秋汉语中＂一人＂所指泛化,且＂我一人＂、＂余（予）一人＂交替使用,说明＂余（予）一人＂不是固定语,与＂一人＂连用的第一人称代词具有时代性。春秋时期诸侯、君王自称＂余（予）一人＂是使用古语现象。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与实践路径——以多民族交汇的鄂西南地区为例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蕴含了多民族互存互补互融的重要信息,挖掘、保护和传承其历史、经济、和谐、精神等方面的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参考意义。在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肇始(远古至先秦时期)、初步发展(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快速发展(隋唐宋时期)、缓慢发展(土司制度时期)、飞速发展(改土归流至民国时期)和深度互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等各个阶段,都体现了族际流动、商贸交往、文化交融和碰撞冲突等多种互动的实践路径。当下,以史为鉴,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以人为本”中“人”的内涵浅析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要准确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的真正内涵,这既是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前提,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南北方言中的“■”

文章比较了“”字在晋语和部分南方方言中的实例。从“■”字的引申用法可以看出 ,北方的晋语多往抽象的比喻义发展 ,而南方方言则多向实体义和抽象的时空义发展。     

副词“不”和“没(有)”同谓词组合所受的条件制约

副词“不”和“没 (有 )”同谓词的组合 ,首先要受到广义时态已然与未然的制约。已然状态下既可以用“没”否定 ,也可以有条件地用“不”否定 ;未然状态下只能用“没”否定。其次也受到主观与客观的制约 :“不”都能用于主观否定句 ,“没 (有 )”多用于客观否定句 ,或有条件地用于主观否定句。此外 ,活动与非活动、实现与非实现及与动词相关的“量”都会制约到“不”和“没 (有 )”同谓词的组合。     

湖北荆沙方言中的“不得”

荆沙方言中的不得有多种用法,根据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V不得、不得V、好不得。好不得为含有否定标记词不的羡余否定式,反映出荆沙方言中得与不得形式上的不对称。     

湖南涟源方言的“子”尾和“唧”尾

涟源方言中常见的语尾 (吕叔湘 ;1 956)有“子、唧、公、牯、婆”等 ,其中以“子”尾和“唧”尾最为特殊。通过对两者语法功能的考察 ,便知“子”尾和“唧”尾可以置于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及数量结构的后面 ,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 ,类似于普通话的“子”尾和“儿”尾 ,且具有涟源方言特色     

岱山方言“里”“头”的异读及其来源

岱山方言中有特殊的异读现象,举最常用的“里”“头”作为个案进行分析。根据“里”“头”的变音规律看,有的与其词序位有关,有的与其语素义有关,且初步判定其个别变音接近闽语音。岱山方言中的这种含有闽语元素的异读现象,在舟山群岛与周围吴语中罕见。推测其来源,应与明清时期我国海禁与展复史以及岱山岛移民来源地方言有关。     

大连方言中的程度范畴构式“是不(是)X”

大连方言中的“是不(是)X”构式整体不带有疑问意味,而是表示一种程度上的加重。这个意义无法从其各组分的意义推导而来,只能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从构式整体来分析。这类构式除在语法上具有典型性,也反映了使用者的特定认知模式。     

盘锦方言中的比拟性否定构式“我看你像(个)N”研究

“我看你像(个)N”构式在盘锦方言中普遍使用,表示对他人要求、建议的拒绝或对他人观点的反驳。该构式以非常规性比拟为表现形式,这种比拟方式不以两者的相似性为基础,是构式否定功能的来源,这与其非常规属性、方言特性的影响均相关。因此,盘锦方言中的“我看你像(个)N”构式是比拟性否定评价构式。相似构式“你看我像不像(个)N”与该构式表达功能大体相似,但能够进入两构式的“N”、后接句式、具体表达功能、语气等方面均有差别。     

怀仁方言中的结构助词“的”

本文对怀仁方言中结构助词“的”进行了探讨。“的”在怀仁方言中出现频率很高,放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语法意义。它可放在一些动词后表示“强调”、“应该”、“可能”等语法意义;也可与其他语气词组合,构成不同的句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