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旗驻防与荆州城市变迁

清政府在重要城市实行八旗驻防,并为驻防旗人修城别居。这些满城的建立,对当地城市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在荆州设立八旗驻防,对清代荆州城市空间的格局、城市文化发展的特点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荆州驻防八旗

清朝八旗驻防军队制度是八旗军队制度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发展的产物。荆州战略位置的极端重要性,使其成为湖北唯一的八旗驻防点。1911年爆发的武昌首义,将荆州驻防八旗的历史命运推向了风口浪尖的严峻关头。荆州驻防八旗凭借一定的实力与鄂湘民军在战与和的反复较量中负隅顽抗一月有余。最终,由于大势所趋,它淹没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它的覆灭,改变了荆沙旗人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从长远看有利于荆沙满族的自身发展和湖北地区的民族融合。     

谈清代杭州驻防的“文”“武”二元特质

杭州驻防是清代重要的军事建置。杭州驻防发展过程中，驻防旗人一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渐趋热衷文事；另一方面，旗人受八旗制度制约，始终保持“武”的属性。驻防旗营文化因此呈现文武兼具的特征。杭州旗营“文武并存”的特质尤为鲜明，是八旗统治进入中原并且与中原文化交融互动的缩影。从杭州驻防旗人的教育环境、身份嬗变、武事类诗歌书写三个方面分析旗营文化中的“文”“武”二元特质，以此见微知著，谛视旗人群体的文化特征，对清代文化的多元性作出补充。     

清代成都驻防八旗再探

驻防八旗是一个独立于地方的军事实体。特别是清王朝实行以“满城”为区域的旗汉分治政策;因而驻防八旗的经济和文化教育都有其显著的特点。这种政策的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给广大旗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并导致八旗制度的崩溃。     

清代宁夏驻防马政探析

宁夏驻防马政始于雍正初年,宁夏驻防设立之时。在宁夏驻防存在的近二百年中,马政的发展经历了初设时期颇具规模、乾隆时期马匹缩减、嘉庆时期马价银动支、同治年间马政凋敝、光绪时期艰难恢复至再遇挫折等重大调整。宁夏驻防马政兴衰起伏的演进历程与时局变化及满蒙旗人的生计问题息息相关。然而,清廷优养旗人是宁夏八旗驻防得以设立的根本初衷,在以旗人的生计与生存为依托、确保满洲统治长治久安的八旗体制中,马政的发展必然要服从并服务于旗人的根本需求。当驻防旗人生计问题突显、教育经费短缺之时,马政因让位于这些更加重要的问题而不断走向穷途末路。可以说,宁夏驻防马政的发展演变,恰是整个八旗体制不断衰颓的一个缩影。     

清代直省驻防八旗寺庙祀神刍议

有清一代,直省驻防旗人分驻各地长达200余年,寺庙作为驻防城内一种特殊的、开放的社会空间,是大批旗民信徒表达精神诉求的重要场所。本文考察清代直省驻防八旗寺庙内的祀神,分析寺庙祀神来源、武将崇拜以及驻防八旗旗庙的特点,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直省驻防旗人的宗教信仰以及旗民关系的面貌。     

从驻防满城到里城大院——开封驻防满城的变迁

开封八旗驻防设置于1720年,是清代八旗驻防黄河防线的重要一环。清末民初,开封驻防满城发生了巨大变迁,满城被拆除,旗人被迫去工厂做工或到农村务农,旗人的司法特权消失,生活极端困顿,人口因社会的剧烈变动而锐减。新中国建立后,开封满族、蒙古族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走上了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道路。     

八旗驻防族群土著化的标志

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土著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既有驻防旗人与当地人民关系发展的因素,也有驻防制度的变迁。从制度方面来说,归旗制度的废止与死者的就地安葬、在所驻地方参加科举考试、户口与京旗脱钩及诉讼就地处理,是驻防八旗土著化的基本标志。     

荆州驻防办学史略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满族和蒙古族八旗兵,在江陵县荆州城设防,称荆州驻防。驻防旗人在荆州城内筑起一条界城,将荆州城分为东西两半,界城以东称东城,为满蒙旗人居住区,故又称“满城”,界城以西称西城,为汉人居住区,故又称“汉城”。至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其间二百二十八年,荆州驻防广设旗学,东城可谓旗学林立,民族教育甚为发达。     

“革命排满”与八旗社会

八旗的主体是满族，是清代社会的特权阶层。它做为清王朝民族压迫与统治的象征，被满洲贵族视为“根本”，是反清斗争锋镝主要目标之一。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革命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革命排满”与以往的反清斗争有着本质区别。即革命党人不是将满族或八旗做为一个对立的整体看待，而是把满洲贵族与广大满族人民、八旗上层与下层普通旗人区别对待，将抵抗革命、誓死效忠清廷的顽固分子与欢迎革命及保持中立的旗人区别对待。这一理论的具体实施，即争取了进步的旗人参加革命或同情革命，也获得了驻防部分旗营的和平解决，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冲突，加速了革命进程和清王朝的分崩离析。因此，“革命排满”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正确的民族政策。     

浅谈清代八旗的建立

八旗制度是清代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到天聪九年（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编设八旗蒙古、崇德七年（1642年）编设八旗汉军,八旗实为24旗,即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入关之前,各旗人丁3年编审一次,每壮丁300名编为一佐领,后又改为每佐领编壮丁200名。八旗实行兵民合一,兼具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的职能。     

清代驻防八旗与当地文化习俗的互相影响--兼谈驻防旗人的族群认同问题

驻防八旗受到当地文化习俗的影响是无疑的,如本民族语言的消失、风俗的演变等.在这种变迁过程中,驻防旗人也深深地融入当地社会.但他们保持了自身的族群认同,所有习俗的演变都隐隐显示出一种有选择的学习与变化;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文化习俗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社会.     

满洲八旗驻防新疆体系之变迁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了新疆。为巩固统一、加强西北边防、保持社会稳定。清政府从东北,热河,陕西,甘肃等地调拨满洲八旗、索伦、锡伯及绿营官兵驻防新疆。清廷尤以满洲八旗官兵驻防为主导,从而形成了满洲八旗在新疆的驻防体系。此驻防体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化。建省前。以军府制下的满洲八旗、绿营驻防为主,到建省后,军制改革,以勇营制为主体,满洲八旗体系缩减,再到辛亥革命时,满洲八旗衰落,化兵为民。新疆满洲八旗驻防体系的变迁,也折射出新疆政局和社会生活的深刻的变化。     

清代驻防八旗与汉族通婚情况蠡测

传统观念中驻防旗人与当地人民之间不通婚的概念是不准确的.从全国范围来说,清初曾推行了提倡满汉通婚的政策,但未能大范围实施,随即转向了禁止满汉通婚的政策,即便如此,八旗内部满、蒙民族与汉军之间的通婚也从未被明令禁止.在八旗驻防地区,所谓禁止满汉通婚主要指旗女不外嫁,而旗内满、蒙和汉军娶当地汉女为妻、妾的情况是确实存在过的.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同时也对当地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广州驻防八旗生计问题探析

摘要：满清定都北京以后,八旗军民合一的体制被打破,清政府为维护政权的稳固,分派八旗军在全国多处驻防。广州八旗在 驻防初期,有钱粮制度作保障,且旗民人口较少,因此,旗民生活较为宽裕,但随着清政府财政的枯竭,广州八旗旗民人口的增 长,广州驻防八旗旗民面临着严峻的生计问题,虽然广州采取了四项主要措施来解决旗民的生计问题,但这些措施对于多数生 计维艰的八旗旗民来说,仍是杯水车薪,最终广州八旗旗民突破了八旗驻防制度的种种束缚,开始自谋生路     

福州驻防八旗生活保障初探

福州驻防八旗为维护清朝统治秩序和王朝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清朝统治者也对福州驻防八旗在俸饷、住房、恩赏和抚恤等方面进行了保障,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清初福州、广州八旗驻防的哗变事件

发生在康熙、雍正时期福州、广州的两次八旗驻防汉军哗变事件反映了这一时期八旗内部民族关系不和谐的状况,以及地方官员对驻防官员的监督.事变的起因,主要是由于驻防的汉军八旗兵丁生计所面临的困难和所受到的歧视.     

清代成都满蒙族驻防八旗概述

康熙六十年(1721)清王朝在成都设驻防八旗,从此,成都成为八旗军镇摄西南的军事重镇。迄至辛亥革命,旗营解散,成都驻防八旗已有190年的历史。有清一代,颇尚武功,驻防八旗体制及其盛衰,,颇值得治史者研究。特别是四川民族地区的军政事件,均与驻防八旗有重大的关系。惜民国以来,原八旗军民各谋出路,将军衙门的档案散失无遗,史料阙如,以致研究者寥寥。虽偶见记述,亦属片断回忆。清代成都驻防八旗制度的研究,亦感缺略。笔者不惴固陋,检阅有关片断史料,博采本市满、蒙族老人的传闻和追忆,爰成是篇,以为进一步探索者之砖石。     

清末新政时期筹划旗人生计政策研究

清王朝定鼎中原以后,对八旗奉行恩养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旗人生计问题。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采取了劝业归农、设厂办学、选壮为兵等诸项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旗人的生计问题,却进一步瓦解着日趋灭亡的八旗制度,对八旗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清代福州满族萨满信仰与本土巫文化的结合

清初到福州驻防的八旗主要是汉军八旗,汉军出旗为民后,改由满洲八旗驻防。他们带来了萨满信仰,继而受福州本地的巫文化影响,加之当时瘟疫流行的背景,痘神珠妈成为两种信仰的结合点,珠妈庙则是这一特殊信仰的表达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