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法律服务一看二问三委托

随着人们法律观念提高和维权意识的增强,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在“法律消费”中,怎样才能避免吃亏上当?以下个案告诉我们,打官司千万要睁大眼睛,掌握必要的法律常识,找代理人要“一看、二问、三委托”。“法律工作者”不是律师王老太的儿子因犯罪被依法提起公诉。王老太从一家法律事务所请了一位“律师”,还与对方签了3000元的委托代理协议。可是,法院开庭时,王老太才知那位“律师”仅是一名“法律工作者”,并没有律师执业证。法官当即宣布推迟开庭,要求王老太更换代理人。根据有关规定,法律事务所的法律工作者只能代理一般的民事诉讼案件,…     

“请不请律师都一样”及“刑辩难”现象评析

本文对“请不请律师都一样”及“刑辩难”现象进行了评析，在指出传统诉讼文化及观念的影响是根本(深层)原因，控强辩弱的控辩式诉讼模式是直接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转变诉讼观念，修正法律并真正实现控辩平衡的建议。     

论律师辩护“全覆盖”向“有效覆盖”的转型

律师辩护“全覆盖”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值班律师制度的确立为我国律师辩护全覆盖迎来契机。但囿于“法律帮助”的有限性，应警惕以“法律帮助”取代“辩护”。有必要在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中重新审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结合域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经验，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科学设计。原则上应当以经济困难作为适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标准，合理界定强制性指定辩护的范围，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作用，积极推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结构性改革，着力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向“有效覆盖”的转型。     

论律师保密权制度

在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下，律师享有法律上规定的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这些规定既体现了一国法治的进步和完善，也体现着一个国家以人为本的法治观念。本文就试图从律师保密制度的界定，设置理由和关于我国证据法设置律师保密制度的思考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执行阶段律师调查令制度之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31个高院的文本与实践

执行阶段律师调查令有利于减轻法院的办案压力,有利于调动申请执行人与律师参与执行的积极性,有利于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然而,律师调查令在适用过程中却出现了屡次遭拒、调查成功率低以及缺乏对拒绝调查的惩罚措施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有：法律存在真空,联动宣传机制不够完善,律师调查令不够规范。为了完善律师调查令制度,需要修改法律,让执行阶段律师调查令“令出有门”;加强联动,让执行阶段律师调查令“不再遭拒”;统一规定,让执行阶段律师调查令“规范出门”;加强配套措施的建立,让执行阶段律师调查令“顺畅运作”。     

结合“律师业务与公证”的教学进行律师素质训练——增强实践性的教学设计方案

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是我国的一项教育方针,本文结合“律师业务与公证”这门法律专业课的教学,就大学法律专业学生的律师素质训练做初步探索。     

教你如何请律师

首先要“验明正身”。别看都说能从事法律业务,但“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中心”与“律师事务所”是不同的,只有律师身份从事刑事辩护。但如果是一些家长里短的小纠纷,前二者的费用会低很多,而且律师事务所往往不屑此类事项。 对要聘请的律师也是同样,不能光看名片或     

律师职业伦理的理性反思

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律师作为法律群体重要角色之一,对推进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进程起着重要作用,律师职业伦理建设自然而然成为其中重要一环。在不同意义上对律师职业伦理做出阐释,律师职业伦理的内涵分为“底线伦理”和“更高道德义务”两个层面。整体上看,律师职业伦理弱化原因有二：一是律师行业缺乏良好的竞争秩序;二是整个律师队伍缺乏有效监管。良好行业竞争秩序的构建,需要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来实现,而对于律师整体队伍缺乏监管的现状,则需要通过建立不良行为披露机制来提升整体监管水平。     

律师辩护意见被采纳难的多视角透视

律师辩护意见被采纳难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刑事辩护中的一大突出问题，其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观念和体制层面的原因，也有证据和法官心理层面的原因。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难以被采纳，不仅违背了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要求，而且会导致律师辩护职能的萎缩。保障律师辩护意见被采纳的措施主要包括：建设法律职业共同体、优化诉讼结构、实现法庭的自治和自决、建立判决理由制度以及构建程序性的救济机制等。     

做老百姓身边的律师

近年来．随着创建“平安江苏”活动的深入．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党支部组织全所党员和律师骨干立足本职．发挥特长．融入基层．贴近群众．在全市律师行业率先开展了“律师送法进社区”活动。他们举办法律讲座，免费为群众解答咨询、调解纠纷、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帮助群众解决了许多涉法问题．消除了一些影响稳定的不安全因素．     

北洋军阀与政治衰朽

辛亥革命使中国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大门真正开启,北洋军阀及其政府曾成为中华民国政府的主导力量;在政治权威合理化、政治结构和功能的分化及政治参与扩大等政治现代化重要标志方面,它们不仅没有有力地促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相反导致并加剧中国政治衰朽。     

浅谈精神病人涉讼时代理人的确定

结合具体案例,从指定监护的成立条件、委托监护与诉讼代理的关系、监护资格的否认等三个方面,探讨精神病人涉讼时代理人的确定问题。在精神病人的法定监护人没有放弃监护权、或者没有被依法剥夺监护权时,其他人是不享有监护权的。无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即使将参加诉讼的权利委托给其他代理人,其作为该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也仍然不会改变,被委托人也只能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论律师文化

律师文化是律师之所以为律师的文化标记,包括对律师权利、使命、伦理、思维方式、执业技巧等方面的共同观念。律师文化建设就是要通过规则化的手段,使律师文化为业界所共同体认,使得律师真正成之为律师。     

“一体化”的乌托邦

在刑事诉讼中,我国的检警关系被宪法定位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在理论界,这项原则在实践中的展开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判。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彻底改造目前这种检警关系,代之以"检警一体化"的模式。深入分析此种模式,结合我国实际,这种"一体化"的模式只能是一种乌托邦。     

律师伪证罪的存废之争

理论界对是否应当保留律师伪证罪的争论,主要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不同的观点。在我国确立律师伪证罪具有必要性,尽管该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但并不能因此就取消《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与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针对律师伪证罪在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应该明确适用《刑法》第306条的基本原则,统一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该条的指导思想。针对《刑法》第306条存在的具体问题,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进行完善。     

指控罪名不能更改之法理分析

文章分析了司法实践中法院直接改变检察院指控罪名的现状及成因,指出了法院直接改变控方指控罪名的弊端.针对当前我国司法实际,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新思路,即观念上树立起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刑事诉讼观;制度上通过刑事诉讼的制度变革,消除职权主义的消极影响;立法上修正对法院直接改变指控罪名的肯定态度,通过驳回起诉,由检察院重新起诉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规范化建设与律师事业的发展

本文对我国法律服务市场和律师事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提出通过规范法律服务市场以促进律师事业发展的建议     

公诉案件律师代理制度研究

公诉人与代理律师虽然两者履行的控诉职能相同,所持立场和角度却不尽相同。通常他们之间是一种相互配合的伙伴关系,形成以公诉人为主,诉讼代理律师为辅的控诉格局。然而,当双方对定罪量刑等重大问题发生意见分歧时,被害人将面临公力救济不足的诉讼窘境,此时的诉讼代理律师不应再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控诉方,而应成为与公诉方平行且独立的控诉主体。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基本问题分析

当前，对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妨害作证罪设置合理性受到众多质疑，主要归结为两点：一是在立法技术上，犯罪主体具有特定指向性，罪状具有模糊性和宽泛性，第306条与其他条文出现竞合；二是在立法价值上，本罪设置具有职业歧视性，并且违背立法理念。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三：废除本罪或者修订主体和罪状；建立和完善律师惩戒制度；转变观念，确实保障律师权利。     

论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这一规定并未使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成为常态,解决侦查阶段的会见难,应该另辟蹊径,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沉默权制度;规定在阻止律师会见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赋予法院对侦查活动的程序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