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无声胜有声：“通俗市民主义”与中国电影音乐的奠基

鸳鸯蝴蝶派作为影响中国电影的重要流派,在电影音乐创作上同样值得重视。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主力,但在电影音乐研究中,音乐的民族性与政治性的结合,成为新中国电影音乐研究的主调,鸳鸯蝴蝶派的电影音乐创作往往被忽视甚至批判。如果将电影音乐创作者、电影音乐作品和电影音乐观众置于中国音乐发展的整体环境中考虑,就能看出鸳鸯蝴蝶派对中国电影音乐的贡献所在。20世纪20年代通俗音乐与文学的双重影响,为后来电影音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鸳鸯蝴蝶派小说、电影中建构起来的通俗市民主义空间,是中国电影音乐发展的重要环境。鸳鸯蝴蝶派自身音乐素养的培养与诗词曲赋的创作、发表,亦成为20世纪40年代他们投身电影音乐创作的重要准备。     

鸳鸯蝴蝶派电影研究述评

鸳鸯蝴蝶派电影研究经历遮蔽、价值重估、走向台前等几个阶段。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电影史、电影与文学关系、电影与传媒关系等方面,对鸳鸯蝴蝶派电影人物、电影音乐研究不充分,以及较少开展对鸳鸯蝴蝶派电影的整体研究,今后应该从传播的视角重新统合鸳鸯蝴蝶派电影的研究思路,以期书写出鸳鸯蝴蝶派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完整谱系。     

鸳鸯蝴蝶派文人:第一代中国电影人

中国第一代电影人由通俗小说作家(主要是鸳鸯蝴蝶派文人)与电影人组成。西方电影发展中,专门为电影工作的小说作家不多,且多半出现在无声电影时期。到了有声电影时期,小说作家基本退出电影事业,而代之以专门的电影作家。鸳鸯蝴蝶派文人作为文学与电影的双重作者,体现出中国现代电影发生的独特性。     

鸳鸯蝴蝶派:吴地文学的一次现代化集体转身

鸳鸯蝴蝶派中的吴地文人是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而不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逆流".本文论述了三个问题:鸳鸯蝴蝶派文学现代性特征;为什么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会首先在鸳鸯蝴蝶派身上发生;怎样评价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现代化.     

鸳鸯蝴蝶派与大众传媒关系探微

鸳鸯蝴蝶派的兴盛与近世大众传媒的发展密不可分。娱乐休闲性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给予了鸳鸯蝴蝶派作家安身立命之处 ,促使他们由传统文人向新型市民作家转变 ,从事着小说创作、翻译、报人等与之相关的自由职业。同时大众传媒本身的媒介特色及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传媒角色深深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特点的形成 ,促使其小说创作在对传统的守陈中产生了新变     

电影史上的《玉梨魂》

哀情小说《玉梨魂》与后来的哀情片有密切关系,从小说到电影的嬗变足证通俗文学的深广影响.受小说影响的电影《玉梨魂》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它采用以喜衬悲的表现形式,字幕以颇具古雅之风的文言写成,讲求诗意的布景光线与去舞台化的镜头处理.自电影《玉梨魂》始,注重内心视像的本色表演在衷情片中广泛采用.电影《玉梨魂》的生产、播映与宣传正是鸳鸯蝴蝶派与电影、文学、报刊互动的缩影,体现了中国电影与古典文艺、通俗文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了鸳鸯蝴蝶派对早期中国电影的独特贡献.电影《玉梨魂》成为鸳鸯蝴蝶派与电影结缘的正式起点.     

上海早期电影理论与城市文化建构 ——论上海早期电影理论的演进及对当下的启示

上海不仅是中国早期电影与电影理论的发祥地，也是中国现代城市文化展示自己、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上海早期电影理论在其自身的发展演进中有一些悖论现象，同时积极参与上海城市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与城市文化建设具有密切关联。今天反观当时早期电影理论与城市文化建设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深刻认识早期电影理论对当今电影理论的发展、当下中国电影理论与智慧城市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对加深两者的内涵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电影理论的建构——重新评价"新感觉派"电影论的理论遗产

新感觉派电影论的遗产可以分成理论和批评两个方面。新感觉派的电影批评是一种有理论的批评,但是却是一种没有历史意识的批评,其结果是其理论(颇为讽刺和带有报复性地)长期被历史所拒斥。比较合理的态度应该是在认同对其批评的同时,也应对其理论上的贡献予以合理的肯定。由此,作者根据目前所能接触到的最新材料,梳理了以刘呐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文人书写的所有电影理论文字,归纳了其电影理论体系的主张,探寻了其书写和西方电影理论的渊源关系以及自身的创新之处,并试图重新评价其在电影本体论意义上所具有的理论价值。     

论中国电影大片

新中国电影60年的发展历程中,新世纪以来从《英雄》开始的中国电影大片现象引人注目：＂大片＂的票房成就和文化意义,＂大片＂概念的约定俗成及相关电影观念的深入人心。作为新中国电影发展60年之重要成果的中国电影大片,已经初步成为了一个中国电影的重要新类型。《集结号》是中国大片的一个转折。大片逐渐呈现出若干类型性特征。从类型的角度看,中国电影大片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大片类型。但一些大片在类型定位上并没有遵循类型电影的规则,自觉或不自觉的非类型或反类型实践,使得大片留下一些矛盾和尴尬。尽管中国大片问题仍多,但当下的中国电影事业是需要大片的,大片可以带动电影市场。当然,大片类型需要成熟和优化,需要妥善平衡艺术/商业,本土/国际等复杂二元对立。     

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场域

本文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对中国早期电影做整体观照.中国电影诞生之初,虽然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思维和文化品格,但作为一种现代传播媒介,它无法从当时特殊的社会机制、文化机制剥离,因伴随着报刊等纸质媒介环境而传播现代科技、启蒙思想,并显示出巨大的潜能和顽强的生命力.早期电影的现代性特征,决定其在"文化现代性"系统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论从创作群体、创作理念、本体呈现,还是从与娱乐、商业的博弈等方面看,中国早期电影都是现代性意义链上不容忽视的一环,其创作策略和理论建构的历史性遗产,对当下电影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电影理论资源和发展路径.     

旧市民电影:1930年代初期行将没落的中国主流电影特征——无声片《银幕艳史》(1931)简析

旧市民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新电影出现之前中国电影主流的唯一代表,其文化传统性、道德教化性、低端娱乐性以及社会批判立场的保守性等方面的特征和体现,使得它在成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电子影像版的同时,又是后来一切新电影形态生发和各自前行的基础。前两年才向民众公映的《银幕艳史》再一次证明,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的这部无声片是旧市民电影行列中的又一个新证据。     

旧市民电影：1930年代初期行将没落的中国主流电影特征--无声片《银幕艳史》（1931）简析

旧市民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新电影出现之前中国电影主流的唯一代表,其文化传统性、道德教化性、低端娱乐性以及社会批判立场的保守性等方面的特征和体现,使得它在成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电子影像版的同时,又是后来一切新电影形态生发和各自前行的基础。前两年才向民众公映的《银幕艳史》再一次证明,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的这部无声片是旧市民电影行列中的又一个新证据。     

中日电影叙事风格和形态的比较

中日两国的电影艺术都属于东方电影,有着某些相似的美学特点,但由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也会使各自的电影创作呈现为不同的艺术特色,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对中日电影的叙事形态和艺术风格进行比照研究,并具体论述中国电影的意境抒情特色和日本电影的闲静幽玄特点.     

试论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发生

民初“鸳鸯蝴蝶派”是一种很有意味的“现象”。它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和环境,在这种文化生态环境中,传统的文化积淀和渐进的西风相遇、冲撞、融合,由此产生了一大批新旧杂糅的读者。“鸳鸯蝴蝶”正是民初文人迎合读者的“期待视野”的轻松消遣之作。文人的主体地位使他们试图有所超越,但又陷入了传统的伦理规劝中。     

20世纪上半叶香港本土电影

由于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对于香港地区的电影创作及理论研究,通常都独立于中国内地电影理论创作研究框架之外。然而事实上,香港本土的电影学术研究不仅与大陆的电影研究联系紧密,是中国电影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因其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且贴近电影创作,东西文化杂陈,研究视野开阔,又成为中国电影研究体系中最具个性的一环。从电影初到香港并出现相关报刊伊始,历数具有代表性的电影出版物、电影研究、理论派别、阶段性特征等,以期描绘出20世纪上半期香港本土电影研究发展的面貌与特征。     

武侠电影世界中的美

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武侠电影在这百年中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近百年来老百姓最喜爱的电影类型之一,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中国最具特色、发展最为成熟、最具竞争优势的商业电影类型。本文试图探讨中国武侠电影的内在美学特征和美学思想,认清我们自身的优势和特点,这对未来武侠电影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论中国早期商业电影的崛起与发展

中国早期商业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早期商业电影在影片观感、影片艺术成就、商业运作模式等方面虽有沿袭欧美电影的痕迹,但是自成体系的发展格局已经成为商业领域的一只瑰宝,中国早期商业电影的成功是历史变革过程中值得思考和商榷的重要问题,也是窥探中国历史变革中商业发展的门窗。时代在变,中国商业电影的传承未变,精神未变,依然焕发着恒久的魅力。     

消费语境中的中国电影“文化折扣”现象探讨——以冯小刚电影为例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电影如何降低＂文化折扣＂,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在国际电影贸易中处于主动地位,这是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议题。通过用冯小刚植根中国文化土壤的＂贺岁系列＂电影与其以国际配方制作的《夜宴》作对比,从文化亲缘性市场、电影题材的选择、文化价值观的适应性几个方面来论述中国电影如何有效地降低＂文化...     

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女性观念

鸳鸯蝴蝶派作家对女性问题的言说往往纠缠着层层交错的矛盾与冲突,这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与作者创作意图之间的矛盾以及小说的情节、内涵与作者、编者观念之间的冲突。鸳鸯蝴蝶派作家女性观念的复杂性与他们职业作家和传统文人的双重身份密切相关。传统文人的身份使他们难以摆脱陈旧观念的束缚,而职业作家的身份使他们必须以满足市民读者的消费需求为创作宗旨,必须让作品尽量贴近市民生活。这必然会使他们冲破很多陈旧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写出时代转型时期的女性,写出她们在礼教逼压下的反抗与挣扎,写出她们对自尊、独立以及婚恋自由的追求。从对创作过程的影响来说,传统文人这一身份的影响主要处于表层,而职业作家这一身份的影响则主要处于深层,因此,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女性观念虽然新旧杂陈,但其正面影响明显大于负面影响。     

审视“鸳鸯蝴蝶派”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文学失去了独立性,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文化史)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失之公允。鸳鸯蝴蝶派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它传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其作家之众,作品之丰,影响之大,独领风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