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体意向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要深入研究集体意向性,必须先回答四个问题：“意向性”为何物？意向性为什么可以是“集体”的？集体意向性有何种神经生理学基础？“集体意向性”为何重要？意向性是心灵借以指向、涉及或关于其自身以外的事物或事态的结构性特征;关于集体意向性的分析必须摆脱笛卡儿“我思”的幽灵,走出个体主义和还原性的分析,而坚持一种非还原性的整体主义;人脑“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发现为集体意向性的存在提供了神经生理学的基础;自我、语言、规范、制度性事实都必须通过集体意向性而产生,没有集体意向性就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生活。     

作为制度性事实的软法:一种社会本体论探究

"软法是什么"本身可被分解为身份问题与含义问题。前者在问软法如何成其所是,涉及"软"维度和"法"维度;后者则在问某事物是软法,它的必然含义是什么。确立软法身份的关键,在于从诸社会理论或者法理论所提供的各种法身份中抓取那些能够逻辑地剥离国家要素的法概念。作为一种社会本体论,塞尔的制度性事实理论主张人类社会由人类心灵的集体意向性透过常设的宣告式言语行为即"X在C中算作Y"的构成性规则而创立。制度性事实不仅能在结构上容纳法维度和软维度,而且它还提供了诸如软法在集体承认范围内有效、软法既有内在面向也有外在面向以及属于"非语言性"的制度性事实等含义。     

伦理规范作为制度性事实:一种本体论研究

“伦理规范是什么?”这一问题,是关于伦理规范的基础及其他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伦理规范作为制度性事实的论证,以伦理规范的根本性特征和塞尔的制度性事实理论为基础,并与人类作为意向性地具有意识和自我理解的生物而存在的特征相关.伦理规范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本体论研究,对于伦理学理论中描述与规定、是与应该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为全球化时代伦理规范基础性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方法论视角.     

论刑事证据与案件事实之关系

认为“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这并不正确。在诉讼中 ,证据并不就是事实。而事实并不是人。证据作为在诉讼中证明待证事实的根据 ,必须有物质形态 ,能够为人们去收集并向裁判者举示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诉讼中的证据与事实 ,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事实是证据的内容 ,而证据是事实的载体 ,“人证与物证”是证据的存在形式 ;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 ,并不是证据 ,而是证据中蕴含的证据事实。证据并不就是事实 ,但证据必须蕴含事实     

"证据事实并非证据"释义

如同事实是人们对事物存在状况的客观认定一样,证据事实也不是证据本身,而是依据证据进行分析以判明案件事实的要求事实,其表现形式以命题判断出现,不是事物本身;而证据则仅仅是证据事实的物质载体。     

自然事实、客观事实与科学事实——当代科学哲学关于三种事实的理性辨析

自然事实就是客观事物本身,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存在之物,它对于人及其活动而言既是先在的又是外在的,是自然而然、自在而在的。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实是指特定的实践事实、真实的事件,它是指已被正确认识到的客观事物、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总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忽视了实践因素而对客观事实作了纯自然主义的理解。科学事实是通过观察和实验所获得的经验事实,是经过科学整理和鉴定的确定事件。无论自然事实抑或客观事实,一旦被人类认识并用语言对其描述而做出经验陈述或观察判断,就形成了经验事实。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可错性,二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科学理论、科学真理都是可错的,科学理论不等同于真理,科学事实也不等同于客观事实。从理论上弄清这三种"事实"的联系与区别,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地构建科学理论,反对科学迷信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李泽厚“人类学本体”与塞尔“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在”之比较

李泽厚和塞尔都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哲学家,在哲学研究领域都有自成体系并都有很多独特的见解。他们二者都承认＂社会实在＂的存在并对现实发生作用。但李泽厚的逻辑以＂实践＂出发通过＂经验变先验、历史变理性、心理变本体＂,强调＂积淀＂后的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进而提出＂社会的人化＂的现实目的;塞尔则强调＂意识＂的作用,特别是对＂集体意向性＂在＂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在＂构建中的作用大为提倡。比较而言,以社会的存在来说,前者的逻辑路线从本体论意义上讲,遵循着＂由外到内的、由实践到心灵＂的过程;而后者则强调＂从内到外、由意向性到社会的实在的过程＂。另外二者对于语言同社会实在的关系的阐述中,后者对语言的地位评价较高。     

我国事实婚姻制度之重构

事实婚姻制度有利于保持法律秩序与人伦秩序的契合,也有利于实现法律的实质公平正义,我国立法应有条件承认事实婚姻的效力,并重构事实婚姻制度。除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和未办理结婚登记外,事实婚姻当事人应具有结婚合意,其认定因是否举行结婚仪式而有所区别;双方共同生活持续一定时间或在共同生活期间生育子女可作为具有婚姻实质内容的标志;只要依社会一般观念,第三人足以信赖双方当事人为婚姻配偶即可认定其具有婚姻外观,而不能将＂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作为绝对标准。事实婚姻应由法院予以认定,一经认定即具有全部婚姻效力。     

伦理规范与集体信念?——制度性事实视域中伦理规范的“事实性”与“规范性”

伦理规范与信念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原始事实与信念的关系,这根源于伦理规范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本体论特征。塞尔的制度性事实理论和图梅勒的集体接受理论说明,伦理规范与集体信念之间具有本质联系,集体信念是伦理规范的构成性条件,伦理规范的“事实性”及其“规范性”特征是以集体信念为基础,因而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这一论题对伦理规范的基础以及现代性条件下伦理规范时代性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法律事实辨析

法律事实是依据法律规范能够引起特定法律后果的事件和行为 ,但作为规范的法律事实与判决中的法律事实是两个极为不同的概念。作为规范的法律事实是指社会生活中有关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和交往规则 ,是一种社会事实或制度事实 ;判决中的法律事实则是依据程序和证据规则认定的生活或自然事实 ,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裁判事实必须与客观事实相竞合 ,否则裁判事实作为一种事实判断就是一个伪命题 ;另一方面裁判事实必须符合规范事实 ,否则裁判事实即使符合客观事实 ,但在法律上它也只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 ,不能作为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依据     

对社会事实与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思考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倡导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研究者要摆脱一切主观的偏见和预断,通过客观的观察方法来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这一准则不仅适用于社会学研究,也适用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醒人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和坚持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原则,克服不健康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只有客观地研究和把握社会事实,才有可能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     

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的主体应予坚持

"法律真实"概念的提出,打破了"客观真实"作为三大诉讼中惟一证明标准的不合理状态.但"法律真实"能否取代"客观真实"作为一般的证明标准,尚有存疑. "客观真实"并非指"自在之物"即案件当时情况的本体性重现,而是司法人员对已经发生的案件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司法原则的必然要求.作为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原则上应是客观标准.在证明标准的选择上,应坚持真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     

从事实出发,从事实中求是——邓小平认识论思想中“实事求是”研究

“事实”范畴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作为认识基础和出发点的只能在意识领域内 ,这就是事实。事实是客观事物的直接呈现 ;事实在内容上与客观事物直接同一。哲学史上的经验论与唯理论关于认识到底是从经验出发还是从理念出发之争 ,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史上就表现为 ,认识到底是从事实出发还是从教条或“本本”出发的争论。如果说“尊重事实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对事实的态度 ,那么“从事实中求是”就是认识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事实包括客体事实和价值事实 ,从事实中求是的认识活动就包括认知活动和评价活动。从事实中求是本身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从事实中求是内含着创新     

既判事实预决力问题研究

既判事实的预决力在效力内容上包括“一致性”和“确定性”。预决力的强弱主要基于既判事实所属诉讼类型对证明标准的要求，而证明标准体现了案件事实与客观真实的远近关系。“相对的预决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得到适用，但在一些案件中也存在“绝对的预决力”。预决力问题应当成为证据法典的重要内容。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技术事实的查明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然而该类案件处理难度大,尤其是在技术秘密的审理过程中需要对技术事实进行查明。这一方面需要明确技术事实及其相关概念、原被告双方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据组织和举证质证规则,另一方面必须创建有利于技术事实查明的判定主体路径。事实上,专利法中的相关概念和做法以及地方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此问题解决的思路和方法。有必要对技术事实的查明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促进商业秘密的审判实践日益完善。     

事实形成机制的社会学考察

事实的形成不仅仅是规范意义上的证据推演,其形成的背后有更多被我们忽视的"故事"。媒体和公众彼此利用对方的平台,表达和展示自身的利益,无形之中塑造着事实,并通过民意的形式影响着法官的裁判。然而,通过各种途径展现在法官面前的事实是纷繁复杂的,法官需要按照权威的法律将事实格式化,最终的事实形态只能是那些能被法律所涵摄的事实。从社会学意义上看,事实形成的过程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